第二章　人类——食物生产者

现在，倘若我们要使有效食物生产的首次登场所带来的种种结果完全概念化（或者对这些结果加以夸大），也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从生物学方面（食物、人口统计、疾病，等等）到文化方面（社会组织、政治、宗教、美学，等等），人类的整个生活范围都已焕然一新。

——罗伯特·杰·布雷德伍德

旧石器时代的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由于他们学会了说话、制作工具和使用火。这些本领使他们远远地胜过周围的其他动物，不过就下述这一基本方面而言，他们与其他动物仍是十分相近的：他们仍像猎食其他动物的野兽那样，靠捕捉小动物为生；仍像完全倚靠大自然施舍的无数生物那样，靠采集食物谋生。他们依赖大自然，所以就为大自然所支配。为了追猎动物、寻找野果或渔猎场地，他们不得不经常过着流动的生活；由于一块地方所能提供的食物有限，他们只好分成小群行动。据估计，即使在那些冬季气候也很温暖、物产丰饶的地区，每平方英里也只能养活1到2名食物采集者；如果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在热带丛林地区或沙漠地带，那么每养活1名食物采集者则需有20到30平方英里的地盘。

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本章将着重研究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其后果。

一、农业的起源

当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时，一个无限广阔的崭新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从此，人类告别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人有两个方面与他们旧石器时代的前辈不同：他们不再是用打制法，而是用磨制法来制作石器；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获得的。这两方面的变化，以后者更为重要。新石器较旧石器要更锋利、更经久耐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大发明如犁和轮子，正是由于经过用磨过的石头制成的各种切削器的加工，使用起来才极为便利。但是，把打制成的石斧磨得斧身平滑光亮、斧刃锋利的技艺，与人类由食物采集者变为食物生产者这一转变相比，只能算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一转变不是源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不是由于某些史前时期的阿基米德突然顿悟了农业是怎么回事，高喊一声：“我找到了！”于是这一转变就到来了。确实，早在农业革命之前，人们已普遍知道促使植物生长的方法，就像在哥伦布航海之前人们就已知道地球是圆的一样。现已查实，现代的原始人对农业毫无所知，但对当地植物的特性和生长情况却非常熟悉。他们知道：种子萌芽，长出幼苗；有了水分和阳光，植物才会茂盛；植物在某种土壤中可生长得很好，而在另一种土壤中却不行。这一类知识的获得，对现代原始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对周围动植物的实际了解。我们没有理由可怀疑，但有大量证据可相信，史前时期的人类是在与现代原始人相仿的环境下获得有关动植物的知识的。

如果有关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迟如此之久才付诸实践呢？一个原因是，缺乏这样做的动力。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在正常情况下过的并不是忍饥挨饿的生活，他们从来不使自己的人口增长超出食物来源所许可的范围。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经常处在迁徙过程中，因此也就不能形成人丁兴旺的大家庭。由于没有畜养的动物来提供牛奶，母亲只能用自己的乳汁来哺育每一个孩子。由于母亲无法同时为两个孩子哺乳，也不能同时带着他们从一个营地转移到另一个营地，所以当一个小孩出生后不久很快又诞生一个小孩时，母亲一般会让后出生的那个小孩死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母亲们还是能够避免出现这种杀婴惨剧的，因为哺乳会抑制排卵，所以她们在喂养一个小孩的几年中一般不会怀孕。如果这一计划生育的天然形式失效了，我们的祖先们就会采取杀死新生婴儿、堕胎和停止哺乳等办法来降低自己的人口数，以度过一年中食物来源不足的月份。因而，狩猎社会能在供求平衡的状态下舒舒服服地过上数千年而未生长出一种要求根本变革的推动力。

在正常情况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仅有充足的食物，而且还有极为丰富的食物品种。生活在南非的布希曼人提供了这方面一个现代的例子。虽然这些捕猎者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但他们的食物依然包括85种可食用植物和223种动物。因此，他们的日常食物比起农民的日常食物，其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要多得多，因为农民依靠的只是自己种植的少数几种谷物和块茎。从历史情况看，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的食物来源最可靠，因为他们能够从种类繁多的动植物中获取食物。相形之下，农民经常面临挨饿的危险，如果天公不作美导致庄稼歉收的话。

比起种养食物的农民，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但有着更好更可靠的食物来源，而且为获取食物所需劳作的时间也更短。再以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沙漠中的布希曼人为例，他们当中的成年人平均每周仅花15个小时去狩猎和采集食物，也就是说，他们每天只工作两个小时多一点点。这样，我们对他们超常的健康状况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事实上，有10%的布希曼人能活过60岁。当然游牧生活也有助于他们的健康，由于他们不断地搬迁，他们能够避免因环境不卫生而染上的疾病；而农民们则相反，在集满了人粪和垃圾的村落中度过一生。

出于上述原因，尽管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已懂得如何种养食物，但直到1万年前才转向农业。人类推迟很久才转向农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有史以来，人类所能驯化的正好具有某些必不可少的特性的植物只有几百种，动物只有几十种。因为适于栽培的植物必须具有高产的可能性，最好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如果不具备这些特性，即使加以栽培也收不到什么成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大约20万种开花植物中，只有约3000种在某种程度上被用作食物。而在这些被用作食物的植物中，也只有不超过30种的植物是主要作物，它们包括4种禾本科植物（小麦、水稻、玉米和甘蔗）、淀粉为主要成分的植物（土豆、番薯、树薯粉和香蕉），以及被称为“穷人的肉类”的豆科植物（扁豆、豌豆、大巢菜、豆角、花生和黄豆）。

同样，适于驯养的动物必须能失去一见人就逃之夭夭的天性，能在人类的饲养下繁殖，乐意吃人类提供的食物。欧、亚、非三洲的各个民族非常幸运，他们找到了能够提供肉类、牛奶、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所以，他们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他们只好与无峰驼、羊驼和驼马这类产于安第斯山脉、属于偶蹄目骆驼科的半驯化动物打交道。

由上所述，可见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的植物的地区。实际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

在距今1万年前到距今2000年前这段人类发展史上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全世界大部分的人类都转向农业。显然这是一次强制性的转变，因为没有一个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会自愿抛弃他那舒适而又可靠的生活方式，去做终日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或牧场上、无休无止地劳作的农民。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压力。上万年前，人类的数量增长缓慢，但还是造成了非洲、亚洲、大洋洲乃至美洲的人口迁移。最后，除南极洲外的各大洲都住满了人。随着此后人口缓慢但不断的增长，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以自己种植的食物来补充采集食物的不足。毫无疑问，他们并不喜欢待在一个地方种庄稼或者养牲畜，但事实是，就每平方英里所能养活的人口而言，农业远远超过了食物采集。

农业首先在少数几个存在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的地区成为主业。在这一驯化过程中，野生动植物长得越来越大，从而提供了更多的食物。因此，靠捕猎为生的原始人也就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食物生产者，而不是食物采集者——最后他们就变成了居住在村庄中的农民。而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从农业革命最初的几个中心地区逐渐传播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

二、农业的传播

从狩猎到农业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是独立发生的。农业除了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中国北部地区和秘鲁外，还独立地起源于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和苏丹的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所属的地中海以东海岸地区。每年发掘出的新证据表明，在东南亚、西非以及其他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农业革命中心。我们知道得最清楚的是中东和中美洲（大致指巴拿马以北的美洲热带地区），这两个地区都拥有种类繁多的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和猪均起源于中东。而中美洲的两个小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其面积虽然仅不及美国的1%，可盛产的植物品种却几乎不亚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所产的品种。中美洲品种极其多样的原因在于，在一个极小的区域里，其海拔高度、气温和降雨量的分布却殊为不同，极其多样，从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植物生长环境。因此在中美洲，能够成功地栽培的植物品种达几十种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米、蚕豆和南瓜之类。

经过许多世纪之后，人类已能让各种植物适应各式各样的环境并远播他方，从而在某个地区形成植物品种多样的农业。这样形成的先进农业具有生产率水平高、使人类生存有保障的巨大优点。在这种地区，若一种作物因气候因素而不能生存，其他对生长环境要求不同的作物则仍可以生长。于是农业也就使密集的人口有了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类的文明也有了延续发展的基础。

从最早的植物栽培过渡到农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它被称为“原始农业”阶段。在中东，这一阶段从约公元前9500年起，至公元前7500年止。在美洲大陆，这一阶段则更长。墨西哥的特瓦坎山谷是美洲大陆最早的植物栽培中心之一，那里的原始农业从公元前7000年前后开始。据估计，2000年后，当地印第安人从以玉米为主的植物栽培中得到的食物，仅占他们食物来源的10%；到公元前3000年时，也只占食物来源的三分之一。直到公元前1500年前后，由于玉米和其他植物杂交，使产量大大提高，才成为当地人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从而完成了从原始农业到农业革命的过渡。

从中东和拉美这两个已初具规模的农业发源地，从中国北部地区，从现在还不能确定的其他农业发源地出发，新的生活方式逐渐传播到全球各地。这一传播过程由于早期农业的低效率——植物栽培时断时续，经常要转换地方——而得到了促进。一块土地经开垦、种植若干年之后，就得放弃，让它在8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自然生长状态，以恢复土壤的肥力。农业的这种粗放性，使得被放弃（即休耕）的土地与正在种植的土地的比例在任何时候总是处于5：1至10：1之间。这一点再加上人口不断增长，就需要不断进入新的区域以扩大耕地面积。而这样一来也就有了一个连续的发展，即“脱离”原来的农业居留地，进入食物采集者居住的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农业就是以这种方式从其发源地向四面八方传播。

这里并不意味着农业已最终推广到全球各地。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早些，哪些地方的农业出现得晚些，哪些地方根本没有农业，这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所决定。在亚非沙漠带和北极地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非洲、美洲的部分地区及整个澳大利亚，由于与世隔绝造成的愚昧闭塞和不利的自然环境，农业也是很缺乏的。在中欧和西欧等其他地区，那时还没进入铁器时代，没有造价低廉且有效的工具，茂密的森林成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农业的出现也推迟到了很久之后。当铁斧取代石斧时，清理森林的工作变得更有成效，从而使植物栽培的疆域大大扩展了，不仅从地中海沿海地区扩展到欧洲内地，而且从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从非洲的大草原扩展到热带雨林地区。

农业在各地区间传播的详细情况，现在还了解得很不够。农业大致是以中东为中心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向北传播到中亚和东欧，向西传播到中欧和西欧。在中国，小麦和大麦是约公元前1300年前后从中东引进的。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在那时以前，中国人就已驯化了当地生长的植物，并已有了3000年的栽培史。中国人栽培出的植物包括中国南部地区的水稻和茶叶，以及中国北部地区的粟、高粱和大豆。其中最有中国特色的要算是桑树，它的叶子可用来养蚕；还有漆树，它可用来生产著名的清漆或漆器。

非洲的农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在西非尼日尔河上游附近和公元前4000年前后在尼罗河流域独立发展起来的。不管其源头在哪里，非洲农业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局限在辽阔的非洲大草原，而不能向南穿过热带雨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通常种植在大草原上的粟和高粱在雨林地区不能很好地生长。但是，公元初，这一障碍因两个重大发展而得到克服，这就是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了铁器与芭蕉属植物和亚洲薯蓣属植物。前者是从它的发源地中东传入非洲的，而后者则显然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这两种植物在雨林地区也能茂盛地生长，所以，它们和铁器的传入成为农业迅速传播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原因。

在近代，非洲被各西方帝国所瓜分，非洲的农业也因此而遭受了挫折。欧洲的传教士、官员和科学家从欧洲带来了他们熟悉的作物，如小麦和谷类，并把他们所不熟悉的非洲作物视为低等作物。通过现代的包装和广告，欧洲作物被普遍接受为真正的高等作物。不过，现在人们已意识到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1996年美国科学院开始发表一系列名为《非洲丢失的作物》的报告；报告称，比起其他任何大陆，非洲拥有种类更多的原生作物，包括一系列非洲稻谷、富含蛋白质和铁元素的埃塞俄比亚薯以及高粱。高粱在美国主要用来喂牲畜，但它也可用来制成一种高质量的面粉。报告总结说：“非洲被称为饥饿的大陆，但它又是许多未被利用的食用植物的聚生地。”

在美洲，农业独立地起源于墨西哥和秘鲁；我们将重点考察墨西哥的玉米。玉米的颗粒聚生在玉米棒子上，而且，与诸如小麦之类的其他作物不同，这些颗粒不会自动落到地面生根发芽。因此，玉米需要人工栽培，这一点已从考古现场出土的玉米中得到了印证。墨西哥城发现的玉米花粉化石表明，某种野生玉米为现代栽培的玉米提供了基础。现代的玉米品种似乎是古代玉米与野生蜀黍杂交的产物。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这种杂交品种开始在墨西哥得到人工栽培。墨西哥地区最早开始人工栽培的作物还包括南瓜（公元前7000年前后）和蚕豆（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间）。

墨西哥的许多农作物并不是同时开始驯化的。人们可以断定，由于该地区的人们一边种植已有作物，一边继续寻找新作物，所以，可能存在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5600年时，农业在秘鲁的山区似乎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这一地区的人工栽培作物包括番茄、花生、利马豆和土豆。而且，在公元前4300年至前2000年间，秘鲁还出现了不同于墨西哥品种的玉米。农业就是从这一中美洲中心发源地向南面和北面传播开去。玉米传到美洲西南部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不过在公元750年以前，玉米的传入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公元750年时，由于对最早的玉米品种进行了改良，玉米栽培才变得比简单的食物采集更富有成效。同样，直到约公元800年时，北美洲东部的印第安人由于培植成功了玉米、蚕豆和南瓜的若干新品种并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植，才使农业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

三、农业的种类

农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促使人们去培植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各种植物。小麦和大麦是中东最普通的作物，但是，当农民们向北迁徙时，他们发现这两种作物的生长情况不及裸麦。裸麦原是播种小麦和大麦时无意间混入其中的一种杂草。因此，在中欧，开始用裸麦取代小麦和大麦。在农民们进一步朝北迁徙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燕麦的生长情况比裸麦好，燕麦开始成为主要作物。

同样，农业朝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传播，导致对当地生长的黍和稻的栽培；而向地中海沿海一带的传播，则导致对橄榄树的栽培，橄榄树成为提供食油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实质上是一种中东类型的农业。不过，有一条自南而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它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在这一过渡地带相应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这里正好属于季风地区，季雨量大、长期高温、丛林密布。中东的结籽植物需要充足的阳光，在这里不能茂盛地生长，所以为薯蓣、芋头、香蕉和稻所取代，稻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植物。最后，遍布美洲的主要产品是玉米；不过，在北美洲还有蚕豆和南瓜，在南美洲则有甜味的木薯和马铃薯，木薯和马铃薯均是“爱尔兰”品种。

一般来说，以上所述的农业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三大谷类植物区：东亚和东南亚的稻米区；美洲的玉米区；欧洲、中东、北非、中亚以及从中亚到印度河和黄河流域这一地带的小麦区。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数千年间，这三大谷类植物区如同工业革命后的煤、铁、铜，对人类历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最近，小麦已在取代水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原因在于农业科学家们已培育出具有更强的耐酷暑、耐严寒、耐干旱、抗虫害能力的小麦新品种。所以，现在可以栽种小麦的地区要比过去多得多，1995年全球小麦总产量已达到5.42亿吨。

早期的农民不但在世界的不同地区种植不同类型的作物，而且还为种植那些作物发明了不同类型的农耕技术。最早的农耕技术被称为“刀耕火种”技术，这种技术是用来对付森林的，农民们利用这种方法清空树丛和灌木，以便播种。但是，在人类历史早期，对于只有石制工具的农民们来说，清空树丛是一项相当艰难的工作。于是，农民们就利用火烧光树丛，以便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不过，由于活树本身存有大量的树汁，不易烧着，所以早期的农民就先围着树干削一圈，中断树汁的输送，让树木死去。干枯的树木很容易点燃，而且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很好的肥料。于是，农民们就在已经清空、肥力又增加了的土地上播种，为迅速成长的作物浇水、除草，并建起篱笆防止野兔或鹿之类的野生动物闯进田地，最后，在作物成熟时收割它们。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使农业得以大规模地拓展到原本为森林所覆盖的地区。这一技术至今仍在世界的许多地区得到沿用。

另一个至今仍在各大陆被运用得相当普遍的技术是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一旦下起大雨洪水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时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石头墙，并收集泥土，垒在墙后。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聚积。当泥土多到足够积满梯田时，农民就可以放心地在这些小块的平整田地上耕种作物，而不必担心洪水会把它们冲走。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土豆，中国北部山区的农民用它来种玉米，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地中海地区的农民则用它来种葡萄。

第三种农业类型是块状根植物的种植，这一技术在热带地区应用得比较广泛。这些地区有许多有块状根的植物，如芋头、薯蓣、树薯等。它们的活的根茎有一部分埋在潮湿的地下，并形成体积很大的隆起的块茎。这些块茎被采出来后，可以通过烤、煮、焙等烹调手法，制成菜汤、面条或蛋糕。这些纤维类的粮食作物搭配起来种植，可以一年到头不间断地提供食品（将这些淀粉类食物与鱼肉搭配在一起，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人们的通常做法）。

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大约3000年前秘鲁山区农民发明的培高田地农业技术（raised field agriculture）。这一技术后来逐渐失传，并在几百年前就为人们所遗忘。如今，科学家们之所以对这一古老的农业技术非常感兴趣，是因为当人们发现它的奥妙、用它来种植秘鲁当地的作物时，发现这样种出的作物比用更为昂贵的、采用化肥和机械的现代农业技术栽培出来的作物要大得多。

培高的田地宽为13—33英尺、长达33—330英尺、高约3英尺，它们由渠道间隔成大小基本均等的几块泥质平台，作物就种在这些泥质平台上。这些泥质平台的泥土实际上取自开挖渠道时所挖取的泥土。农民们之所以要在这些培高的田地而不是在周围的平地上种作物，是因为如图8所示，采用这一技术有以下几个优点：

——渠水的温度可以保护作物免遭安第斯山区寒夜里经常出现的霜冻的侵袭。

——渠道可以及时地将多余的水排出，从而保护作物免遭洪水袭击。

——由于毛细作用，渠水可以被吸入田地，而农民也可以通过手工很轻易地从渠道中取水灌溉，使作物免遭干旱侵袭。

——作物可以从培高田地的泥土里所含的有机肥中吸取营养。这些富含有机肥的泥土取自旁边的渠道，含有绿藻、家畜排泄物和腐化的植物枝叶，其营养程度要优于化肥。它除了耗费劳动力以外，不耗费其他任何东西，而当地的村庄并不缺乏劳动力。

——渠道中养的鱼提供的蛋白质，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的膳食。

由于以上这些优点，1984年秘鲁实验性的培高田地每公顷产土豆30吨，而周围采用进口农机和化肥、以普通方式进行种植的对比田则每公顷仅产土豆8吨。由于培高田地农业技术是一种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自我支持的体系，它除了在几个拉美国家外，还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得到推广。或许这一最先发源于安第斯山区、其后被人们遗忘了数百年、最近又被科学家们发现和恢复的农业技术，最终还要在全世界重新得到运用。这一古老技术的成功运用表明，尽管现代的“高科技”创造了无数奇迹，但即便在技术领域，我们也仍然可以从史前祖先那里接受一些教训。

除这些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农业技术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雨量较少、不适于从事农业活动的那些区域，当地居民开始转而喂养家畜。他们驯化当地的动物而不是当地的植物。他们最先驯化的野生动物是狗。最初，他们杀狗取肉吃，就像对待其他动物一样。后来他们发现，狗的叫声能吓跑野兽，可利用狗来看守营地，而且还可以利用狗来帮助猎人找到猎物。到公元前10000年时，各大陆的狩猎部落都有了自己的猎犬队。

不久以后，人类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驯化了对他们有用的其他动物。这样，他们也就成为牧民，过起了游牧生活。今天，有许多人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游牧于自撒哈拉沙漠到中国东北部的辽阔大草原和沙漠地带，亦游牧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草原地区。畜牧业的兴起比较晚，一直等到马和骆驼被驯化、空旷原野中的交通运输问题得以解决时才逐渐发展起来。但是，一旦畜牧业在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间开始兴起，多种多样的畜牧方式也就发展起来。有些地区的牧人仅靠畜养一种动物为生，如阿拉伯半岛主要是畜养骆驼，非洲东部和南部主要是畜养牛；不过也有一些地区的牧人靠畜养多种动物为生，如中亚地区畜养的动物就有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等。

不过，不管畜养了多少种动物，牧人们的生活较之富饶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民的生活，是颇为穷困的。在这些流域中发展起来的永久性的灌溉型农业具有很高的生产率，能及时地支撑起伟大而富庶的文明。这些大河流域的文明对欧亚大陆中部大草原、中东以及北非沙漠的较为贫穷的游牧部落来说，就像一块块磁石，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此，迄今为止，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

四、食物生产者的生活

农业革命最明显的影响是产生了定居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为了照料新驯化的动植物，人类也不能不定居下来。于是，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取代旧石器时代的流浪团体而成为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实际上，它构成了18世纪末期之前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这种生活方式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最近的考古发掘揭示，我们的早期祖先并不局限于要么选择游牧和采集生活，要么选择定居农耕生活。如果当地的动植物食物来源异常丰富，当地居民也可能长年定居于村庄，即便他们完全靠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一情形曾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布·哈热耶（Abu Hureyre）地区出现过。那里野生的谷物和豆类长得非常稠密，产量极高，就像把它们种在田里时一样。因此，这就使一个人数多达300—400人的狩猎采集者村庄有可能在该地区兴盛数百年。同样优越的条件也使食物采集者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太平洋东北部沿海地区（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永久地定居下来，那些地区长年盛产鱼类。同样，在太平洋南部地区，沿秘鲁海岸一线，合适的洋流养育了涵盖整个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从浮游植物到鸟类和海洋哺乳动物。因此，在这些地方，食物采集者也定居于永久性的村庄，以采食海岸边各种海洋生物为生。不过，这类村庄只能算是一种例外情况：一般说来，游牧生活是食物采集的自然结果，就像定居生活是食物生产的自然结果一样。

人们容易把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生活浪漫化，但这样做将是非常误导的。为了生产食物和若干手工业品，每一个人，包括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工作，而且必须努力地工作。由于人们对土壤、种子、肥料和农作物轮植诸方面知识的掌握是极其缓慢而又费力的，所以生产率很低。尽管人们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可天公不作美，有时久雨成涝，有时滴雨不下，有时瘟疫横行，故饥荒是常客。定居生活使粪便和垃圾的处置成了棘手的问题，传染病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袭击那些村庄。虽然狗发挥了清洁环境的作用，人出于传统的害羞心理，跑到离住处较远处解手，但是，这些并不足以防止因病菌由口而入所致的各种疾病。而且由于食物来源不足，通常的饮食很不全面，营养不良乃最为常见的事。处于这些境况下，可以估计，那时人的寿命是非常短的；但是高出生率往往使各地村庄的人口有所增加，因而，食物供求之间的平衡总是通过饥荒、传染病或移民来得到恢复。

不过，新石器时代的村庄生活也并非一片阴影、充满了不幸和苦难。这是一个技术进步飞快的时代，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二三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究其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新石器时代的人比旧石器时代的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这种通常的设想现在是很可怀疑的，不如说是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能拥有更为丰富的生活资料。过流浪生活的狩猎者，由于随身可携带的物品有限，其生活水平受到很大的限制；而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却可以尽情地享用坚固的住房、舒适的家具、生活用具、工具和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学会了用生黏土制作陶器。最初，他们自然只是仿制农业时代以前的篮子、葫芦和其他容器。渐渐地，他们掌握了陶器材料的特性和制作陶器的技术，能够制作出和过去的容器完全不同的器皿。到新石器时代末期，近东的居民们开始建造窑或炉。窑和炉烧火时温度较高，因而能用于给陶器上釉。上过釉的表面可以密封陶器，防止液体渗漏或蒸发。这样，农人们就有了不仅能用来贮存谷物，而且能用来烹调食物、存放油和啤酒等液体的各种器皿。

纺纱品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进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也许已能把荒山野岭中的绵羊、山羊、狗或其他动物身上的毛捻纺成粗线，再把粗线织成带子、束发带甚至粗毛毯。实际上，他们还可能已能用黏土制作粗糙的容器模型。但是，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才能够像发展制陶技术那样去发展纺织技术。新石器时代的人利用刚刚培育成功的亚麻、棉花和大麻等植物纤维，在逐渐得到发展的锭子和织机上进行纺织。新石器时代的人还学会了建造比较坚固、宽敞的住房。造房子用的材料因地而异。纽约州北部的易洛魁人住在能够容纳十多户人家的大房子里，被称为“长房子人”，这种房子是用树皮和木头建造的。在中东，住房的墙是用土坯做的；而在欧洲，最常用的建房材料是劈开的幼树，上面厚厚地涂盖一层黏土和牲畜的粪便；房顶可能一般都是用茅草盖的。这些住房内部设有固定的床，床上可能还覆盖一层用布做成的床罩。住房内还有现代式样的、里面至少有两层隔板的橱柜和各式各样的壁橱。房间的中央通常都会生起一堆火，供照明和取暖用。房子没有烟囱，只是在屋顶上开个洞或在屋檐下留条缝，用来排烟。

定居生活也使部落政治组织取代各游猎民族单独的群体成为可能。部落由一个地区若干村庄的居民组成；每个部落都有独特的语言和风俗习惯，把它们区别开来。有些部落，一般是那些处于原始经济状态的部落，发展很不充分，完全没有定型，几乎还处于游猎群体的水平。还有些部落则已有强有力的首领、原始贵族及平民，不过他们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那时还根本没有后来的文明所特有的阶级结构。

通常，构成新石器时代的村社的社会基本单位是由若干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组成的大家庭。这种大家庭较适宜处理在勉强维持生活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所以比独立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更为常见。如果有个别生产者暂时或永远丧失了他的劳动能力，大家庭也能承受这一损失。当遇上“大忙”，需要众多的人手来开伐森林、收割农作物或放牧家畜时，大家庭也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另外大家庭还能通过留一部分成员在家料理家务和照管附近的田地，派其他成员长期在外管理远处的菜圃果园或放牧牲畜，来有效地利用大面积的土地。

经济平等和社会地位相同，是新石器时代村社的明显特征。每个家庭都拥有生产生活用品所必需的技能和工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每个家庭都有权利使用维持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基本自然资源。这一点有着充分的保证，因为所有的农田、牧场和其他自然资源皆为村社所有，而村社则是由各家庭自动组成的。所以在部落社会，既没有土地拥有者，也没有无地的耕种者。美国有位人类学者说：“在印第安人的村庄里，不可能村子的一头是饥饿与贫困……而村子的其他地方却生活富裕。”

正是由于这种平等主义，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部落社会，还是今天的部落社会，其生产力都有着内在的阻碍性因素。产品的产量只要能满足每个家庭有限的传统需要就可以了，没有要求生产剩余产品的动力。也就是说，劳动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其内容多样，时间却相当有限。像现代社会这种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情况显然是不存在的。一个典型的部落成员，每年的工作时间比现代人要少，而且工作对他来说是件很愉快的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以社会一员的资格，以丈夫、父亲、兄弟或村社成员的身份进行劳动或从事生产活动。工作对他来说，不是为了谋生而必须忍受的一种不幸；相反，它是亲属关系和村社关系的伴随物。一个人帮助他的兄弟干农活，不是为了对方也许会给他一篮甘薯，而是出于亲属关系。这种部落社会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但正因为如此，它也是一个生产率低的社会，这一点从后面所载的贝恩巴（Bemba）部落的工作日程表中就可以看出来。

部落中社会关系的平等也扩展到部落中的两性关系上。这一平等的根据明确地体现在部落里的女人和男人一样享有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方面。一位人类学家在考察了生活在婆罗洲中部、种植水稻的相人（Siang）后报告说，相人的寡妇在失去丈夫后可以继续种植自己的田地。“总之，妇女能像男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斧子。”如果某个寡妇受到孩子的拖累，“她通常会得到村中其他人的帮助。他们会赠予她稻谷和野猪，或者帮助她清理田地，至少在她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帮得上她忙以前是如此”。

妇女们不但在农业方面，而且在村庄诸新行业中也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人们对凯特尔·哈玉克（Catal Huyuk）即公元前7000年小亚细亚的一个居留地的发掘揭示，妇女们种植了当地的植物，用公共烤箱烤面包，织毛纺织品和棉织品，用麦秸编垫子和篮子，还烧制煮饭和储物用的陶器。在这个特别的定居点中，妇女们似乎不仅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还享有比男性更高的地位。这里的绘画雕塑、房屋装修以及墓葬遗址都显示出当时家庭等级的最顶层是母亲，其次是女儿，再次是儿子，而父亲则位于最下层。

最后谈谈宗教。土地耕种者的新生活导致新的信仰和新的神。过去狩猎者所崇拜的神灵和巫术这时已不合时宜。农夫们开始需要并设想了种种能照管他们的田地、牲畜和家庭的新神灵。他们通常已模模糊糊地想象出在所有这些神灵的背后有一位造物主。但是，最重要的是，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了对土地女神即丰产女神——大地之母的崇拜。他们以为，农作物丰收、家畜兴旺、妇女们多生儿女，皆归功于丰产女神；生命与健康，每年的生死循环，最终也取决于她。因此，对丰产女神的崇拜日益盛行。现今发现的许多故意夸大女性特点——乳房悬垂、大腿粗壮——的黏土雕像便可证实这一点。这一类雕像不仅整个欧洲地区有，就是往东远到印度这样的地区，也时有发现；这充分反映了农业从中东向其他地区的传播。

五、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

我们已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万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亿，即足足增加25倍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部落社会的低生产率

一位西方观察家记录了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贝恩巴部落成员在1933年9月间的工作情形。无可否认，这里记录的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人们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过，记录中的以下精选片断表明，贝恩巴部落成员无须应付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常苦差事”。*

1933年9月1日，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其中一葫芦给老头们喝，另一葫芦给小伙子们喝。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其他村庄的妇女赶过来祝贺，并在村子里待了两三天。这期间妇女们种菜的活推后了。

9月2日，老头们出去清理灌木。小伙子们待在家里喝剩下的、有点发酸的啤酒。邻村有更多的妇女赶来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妇女出门去侍弄菜地。

9月3日，小伙子们和妇女们去邻村参加由来访的传教团医生主持的宗教活动。没人去种菜。

9月6日，老头们和小伙子们清晨6：30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点。晚上老头们和小伙子们各喝一葫芦啤酒。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干活。

9月7日，观察家所在的狩猎组杀死了一头雄鹿。小伙子们负责将鹿肉取回来。妇女们磨多余的面粉，就着鹿肉一起吃。还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人们从下午2点开始喝酒。到4点钟的时候，小伙子们开始醉醺醺地在村子里摇来晃去，四处滋事，最终争吵起来。晚上跳舞。老婆婆们也兴高采烈，而她们的女儿则指责她们在村子广场上跳粗俗的舞蹈。没有足够的啤酒给较年轻的女人们喝，她们仍保持清醒，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表示不满。除了老头们以外，没人干菜园里的活。

9月8日，上午8：00，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去菜园干活。中午12：00，人们回到家里。小伙子们坐在隐蔽处，喝了两小时的剩啤酒，用苏格兰传教士教的全音阶唱法唱赞美诗。小姑娘们出去进行小规模的给鱼下毒的活动，但什么也没抓到。

9月15日，3个男人在河边开垦旱季菜地。小男孩们在学诱捕鸟类。年轻的女人们都去了首都，还没回来。没人得到开胃小菜。没人做像样的饭。

9月17日，天很热。小伙子们整天坐在隐蔽处，互相为对方梳头、刮脸，互相捉虱子。得不到开胃小菜。女人们太累了，不愿意做饭。

9月19日，9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女人在锄地。3个女人在堆柴火。年轻的女人们出去给鱼下毒，抓到了一条鱼（约2磅重）。

9月22日，3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男人锄地。4个小伙子和他们妻子中的3个人去钓鱼。3个人在堆柴火。

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芦啤酒。除了男人们外，女人们也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天。

9月25日，两个老头只能去砍树。小伙子们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坐在隐蔽处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们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达数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拥有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漫长的数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2000年到1万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当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时，食物采集者的人数远远落后了，而且被排挤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区。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很高，所以村庄中很快就出现人口压力，过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采集者所在的地区。有时候，数量上占劣势的食物采集者被迫逃到不适于农耕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种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万年以前，高加索种人、蒙古种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