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公元前3500——前1000年）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征，将其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以国家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权威、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纪念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人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质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那么，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是如何转变为复杂的新文明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的转变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已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此时，人们又在那里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降雨量还勉强够，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就显得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取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并在冷却后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是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另一项基本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尽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宗教精英们曾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贡献甚巨，这时，这种异质性开始破坏他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对促成社会混乱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产阶级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大规模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十分紧缺的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 二、古代文明的传播 一旦文明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几个地区生根，它便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正像农业革命以部落社会取代狩猎社会那样，现在部落社会又为文明所取代。部落社会被取代的原因与早先狩猎团体被取代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提到过，随着人数的增多，狩猎者们不得不转向农业，因为农耕技术的生产率比狩猎活动要高得多。同一块地所能养活的农民比所能养活的狩猎者要多得多。现在类似的情形又在部落耕种者那里出现：他们也由于低下的生产率而被取代。从本书第75页至76页关于贝恩巴部落工作日的记叙中可以看出，建立在血亲关系基础上的部落生活是多么闲适和随意。但是，由于不存在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生产量的压力，这种生产方式的生产率极其低下。部落成员只要生产出能满足自己家庭和患难亲属的生活必需品就行。 当部落人口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相应增大时，部落社会便无法与生产率高得多的文明社会相对抗。诸文明社会之所以会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它们是建有国家机构的阶级社会，国家机构能从农民身上榨取税收和租金来供养国王、朝臣、官吏、军事首领、传教士和书吏。为了支付税收和租金，文明社会的农民不得不比部落社会的耕种者更努力地工作。请细想一下贝恩巴部落的日常生活与下面一段话中描述的埃及农民和工人的恶劣境况之间的对比。这段话是公元前3000年一个当父亲的埃及人在送他儿子上学的途中说的，他为了劝儿子发奋学习，将社会底层许多人的苦难与社会顶层少数人的幸运作了一番对比。他说： 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还能当名气很大的官。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你不是有书吏写字用的玩意儿吗？就是那玩意儿，能把你和划桨摇橹的区分开来。 我亲眼见过在炉口边干活的金属制造工，十个手指就像鳄鱼爪子，身上的臭味比鱼卵还难闻……石匠的活儿是对付各种坚硬的石头，干完活时胳膊都累得抬不起来，只好整夜蜷缩着身子睡，等到太阳一出来，就又得去接着干活。他的膝盖和脊椎都快碎了……理发匠从早到晚给人剃头修面，除了吃饭，连坐下来歇一会儿的工夫也没有。他匆匆地走家串户，兜揽活儿。就像蜜蜂吃自己酿的蜜那样，他累断了双臂只是为了填个肚子……种田的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嗓子粗哑得像老鸦叫，十个手指从来不得闲，两条胳膊叫风吹得干瘦如柴。他休息的地方——如果他真能休息的话——是烂泥地。他不生病时，和牲畜一起分享他的健康；得病了，就在牲畜中挤块地皮躺下…… 用心学习吧，儿子。实在没有什么可与学习相比的。在校学习一天，得到的好处一辈子也享用不尽。 显然，和那位埃及父亲所提到的可怜的农夫、石匠、理发师及金属制造工相比，贝恩巴部落成员享有的生活更闲适随便、无忧无虑。但是，正因为部落成员的生活安逸，他们也注定要被淘汰。与那些为了应付地主和税收官的强征勒索而不得不辛苦工作的埃及同事相比，贝恩巴人的生产率极为低下。因此，就像早先狩猎者团体被部落耕种者挤出历史舞台一样，部落社会也被无情地逐出了历史舞台。 在部落文化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时，中东核心区的部落文化正在被文明所取代。随着文明从大河流域的发源地向外传播，并跨越邻近的野蛮地区，这一取代过程不可抗拒地继续着；到公元时，文明实际上已毫无间断地扩展至从英吉利海峡到中国海的地区。 如果同意美索不达米亚出现文明的日期是公元前3500年前后，那么，其他各地区出现文明的大致日期则应分别为：埃及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2500年，中国黄河流域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3000年，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起于约公元前500年。这些日期都是大致的估计，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而不断得到修正。实际上，人们最近已发现，以前大多数史前年代所赖以确定的碳同位素测定法也会有正负几百年的误差。因此，一些学者现在对文明从地中海东部传播到西欧这一传统假设提出了质疑。 三、古代文明的类型 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提到，新石器时代的各种文化随农业与畜牧业的比例、种植的植物和饲养的动物的种类的不同而迥然相异。同样的道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古代文明中的每一个都有其与众不同之处，都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这些类型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无论谁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都能立刻从该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俗、食物和所用的语言判断出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印度的、中东的还是西欧的。 在考虑各种古代文明的独特性之前，我们应该承认它们还具有某些共性，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共性或许是，社会关系的新的不平等和性别关系的新的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源于这一事实：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纳贡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的基础上。日常生活不是取决于亲属之间的互助关系，而是取决于税收、地租和劳役形式的纳贡关系。因此，那位埃及父亲所描述的剥削是一种普遍情况，而非例外情况。虽然似乎尼罗河畔的那些农民、石匠和金属加工工人所受的待遇异常苛刻，令人难以置信，但现存的许多资料也同样描绘了在其他所有文明中存在的野蛮剥削。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的一位观察家描述道，一个农民的“双腿像烧过的炭棒，后背结满盐痂，皮肤像锥子都刺不穿的皮革，拖着扭曲的脚掌和疼痛的腿脚蹒跚前行”。 这种不平等一直持续到近代；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富裕的贵族们通常给他们的每个乡间别墅都配上300个至800个仆人。对这些贵族来说，买卖、质押或交换他们的农奴即“魂灵”已成了一种惯例。他们发布广告，将他们的魂灵和家庭用品以及其他商品一起出卖：“本人有意出售：宴会用桌布，还有两个受过训练的女孩和一个农夫。”“本人有意出售：一个举止得体的16岁女孩和一辆没怎么用过的二手马车。” 古代文明的这种不平等甚至还扩展到死者身上。考古学家们发现，平民的坟墓中仅有少量的陶制容器，或者什么也没有，富人的墓葬中可以发现昂贵的家具和珠宝，而王室的陵墓中则不仅有奢华的个人装饰品，还有不少贴身侍从，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太监、乐师和普通仆人——他们都是殉葬品；让他们殉葬的目的除了是要反映出王室大人物生前的富裕和高贵外，还为了让他们侍候这位死后的王室大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一处秦始皇陵中，这位统一了中国的皇帝用7500个陶俑组成的军阵将自己护卫起来。每个俑都有真人大小，其面貌特征各不相同，代表着2200多年前皇帝统治下的各个族群。 甚至坟墓中的骸骨也反映了古代文明中严酷的生命不平等。对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危地马拉蒂卡尔（Tikal）坟墓中的骨骼的研究表明，虽然普通玛雅男人的身高只有五英尺一英寸，但少数获得精美墓葬的玛雅男人却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他们的骨骼实质上也更为粗壮，他们的寿命显然也更长。考古学家们断定，“营养优势”使玛雅的精英们能在身高和预期寿命方面实现自己的全部潜能。这种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骨骼差异至今依然存在。英国卫生部在1984年12月发表的报告中称：“在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中，以一个体力劳动者为户主的家庭的成员，其平均身高要明显低于非体力劳动者家庭的成员。” 除社会不平等之外，诸古代文明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两性间的不平等。我们已知道，在旧石器时代，妇女享有平等地位，因为她们作为食物采集者对食物供应所做的贡献甚至大于男性狩猎者。同样，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技术相当简单，妇女可以耕种居住地周围的土地，并可以继续采集她们所能发现的各种食物，因而，她们依然与男人一起是平等的食物提供者，依然与男人一起保有平等地位。 随着犁、灌溉技术和诸如冶金术之类的新工艺的出现，所有这一切都起了变化。先进的新型农业为文明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同时又破坏了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因而也破坏了她们在社会上的独立地位。妇女们发现要参与新的农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新的农业要求人们照料拖重物的牲畜、砍伐树木、维护灌溉渠道、保养犁和其他农具，而这类工作并不适合女人做，因为它们要么太繁重，要么会让她们无法长时间地照看小孩。于是，妇女们渐渐地不再是与男人平等的食物提供者。她们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小孩和丈夫。 男人们逐渐控制了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而妇女们则变得孤立起来，处于从属地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妇女做“家内”活和男人做“家外”活的区分。当然，“家内”活对家庭和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但却被人们普遍认为没有男人干的活儿重要。既然人们认为妇女们干的活儿不太重要，自然也就认为她们是不太重要的性别——“第二性”。 此外，既然妇女们被束缚于“家内”活，男人们就不但获得了对新的农业和新的行业的垄断，而且还获得了对国家中一些新的职位的垄断。他们成为议会、法院和军队中的领导人。就这样，男人们最后垄断了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而妇女们则开始居于从属地位，变得十分顺从，变成后来所称的“弱势性别”。当欧洲人于15世纪进行海外扩张时，发现食物采集部落（如拉布拉多的蒙塔格奈-纳斯卡皮印第安人社会）中的妇女们与男人们一起享有令欧洲人难以企及的平等，这并非偶然的。但是，在诸如中国、印度和中东之类的海外文明中，欧洲人则发现妇女们像在欧洲一样是受约束的、顺从的——其程度甚至还超过了欧洲。 各种文明中的妇女们都地位低下的另一原因是，对可继承的私人财产有了新的强调。这使男人们竭尽全力地去确保自己实际上是其继承人的亲生父亲，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将会得到他们的所有财产。因此，富裕的上层人士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周密的预防措施，以控制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性活动。这些措施包括穿戴贞洁带、用簿记制度记录女性每次性生活的具体日期、阉割伺候统治者的嫔妃的男人和广泛实施割礼。割礼就是割除少女的阴蒂；由于这一措施能减少或消除妇女性交时的快感，所以被认为是阻止妇女“偷人”的有效办法。 众所周知，在这一男尊女卑的整体格局中，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其中颇为突出的是：野心勃勃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迷倒了尤里乌斯·恺撒和马克·安东尼两人，试图利用他们来恢复埃及王位的实际权力；阿斯帕西娅，也就是伯里克利的情妇，以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美貌无双而闻名于希腊；足智多谋的皇后艾琳废黜了她儿子的王位，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第一个女性统治者（797—802年在位），不过因考虑到传统，她在官方文件中仍被称为“忠实的皇帝艾琳”；还有女皇武则天，她废黜了她儿子的皇位，不但成为中国第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性统治者，而且还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能干、最开明的统治者之一。这些著名人物以其超凡的才智和惊人的成就在史册上占有显赫位置。不过，尽管她们名气很大，却不能说她们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她们那些不知名的姐妹的日常生活，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庇隆夫人、英吉拉·甘地和科拉松·阿基诺的生涯并没有明显地改善阿根廷、印度和菲律宾妇女的日常生活一样。 在考察了所有文明中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方面由平等到不平等的历史性转变之后，我们现在开始细察每个文明的特殊类型。 美索不达米亚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是城市类型。第一个中心在苏美尔；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邦。各城邦相互征战不休，结果轻易地就被来自北方的印欧入侵者和来自南方的闪米特入侵者所征服。实际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印欧入侵者与闪米特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大河流域地区而进行数千年斗争的历史。 第一位伟大的帝国奠立者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闪米特人，即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在位）；他以大河流域地区中部的阿卡德为基地，征服了南抵波斯湾、西达地中海的广大地区。另一位帝国创立者也是闪米特人，即汉谟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我们后面将谈到他因制定《汉谟拉比法典》而闻名于世。这种连续入侵的模式一直持续到近代，因为继汉谟拉比之后的入侵者还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和西方人。 尽管这些帝国颇可夸耀，但城市依然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平民是靠当农夫、工匠、商人、渔民和养牛人谋生。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手艺人阶层，包括石匠、铁匠、木匠、陶工和宝石匠。他们在自由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手工艺品，买主支付货币或以实物代货币。货币通常是银块或银环，每次交易后都须称其分量。 城墙外面是农田，城市居民的生活最终取决于农田的收成。大部分土地以大地产的形式被占有，占有者是国王、祭司和一些富人。他们将土地划分成小块份地，连同种子、农具和耕畜一起，分配给为他们服务的农人。农人则提供劳动，然后将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通过多种形式缴纳给寺院、宫廷或地主，作为报答。当时的基本农作物是大麦和小麦。提供乳液的牲畜是山羊和母牛。绵羊提供羊毛，羊毛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主要的纺织纤维。最普通的蔬菜有蚕豆、豌豆、大蒜、韭葱、洋葱、小萝卜、莴苣和黄瓜；水果包括甜瓜、椰枣、石榴、无花果和苹果。 经营地产时需要记账，如从佃耕的农人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量，以及关于灌溉设施和灌溉计划的一切复杂的细节，都得上账或记录。管理事项和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形式被称为楔形文字，它显然是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为了智力游戏或文学活动才发明的。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的，“文字不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发明物，而是伴随对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而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文字始终是苏美尔古典文明的一个特征”。 最初的楔形文字由图形符号组成。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画下来，也就是说，用这一方式记录所要记录的事物。不久，图形符号固定下来，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和阅读的一致。但是，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图形符号不能用来表达抽象概念。苏美尔的书吏们应付这一难题的办法是，在图形符号旁加上别的符号以表示新的意义，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还选择了表示声音而不是表示物体或抽象观念的音符。这是在以后若干世纪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语音字母的精髓，但是苏美尔人还不能系统、全面地应用语音原则。到公元前2900年时，他们把图形符号从早期的2000个左右减少到大约600个。这是一个巨大的改进，不过，楔形文字比起后来由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仍要累赘得多。书吏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他们掌握了困难的书写艺术，因此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 虽然文字的起源可以从生产剩余产品所造成的新环境中找到，但文字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文字使人们能记录和积累各种真实的情况，世代相传，从而促进了智力的发展。同样，文字又使人们能以书面形式记载宗教传统、社会风俗、口头上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使它们成为圣书、法典和古典著作而永久地保存下来，从而使各种独特的文化更加鲜明、更为巩固。文字成为使人类诸文明的文化结合成一体的主要手段。 苏美尔人应日益复杂的社会的各种具体需要，不仅发展了文字，而且还发展了数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他们在最早的数学文献中记述了对牲群的计算、对谷物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最早的计时、计量、测量距离和面积的各种方法。而且，早在公元前3000年时，他们就在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天体的运动，他们这样做仍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他们相信，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弄清了天体的运动，人类就能够洞察神的旨意，做出相应的行动。因而，在许多世纪中，美索不达米亚的占星学家们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这些资料后来被用于发展科学的天文学。 苏美尔人及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北部地区的大雨加上扎格罗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上的积雪，常引起特大洪水，洪水不是充满灌溉沟渠，而是毁坏了农田。在苏美尔人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并不慈善，而是恶毒。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可见到这样的词句： 猖獗的洪水啊，没人能和它对抗， 它使苍天动摇，使大地颤抖…… 庄稼成熟了，猖獗的洪水来将它淹没。 对每年洪水泛滥的恐惧，加之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使苏美尔人深深地感到，仿佛自己正无依无靠地面对着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有一首苏美尔人的诗写道：“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人生观带有恐惧和悲观的色彩，这反映了自然环境的不安全。他们以为，人生来只是为神服务，神的意志和行为是无法预言的。因而，他们用种种方法来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一个方法是解释形形色色的预兆，尤其是各种梦。另一种方法是剖肝占卜术，就是通过检查被屠宰的动物的肝脏来预测吉凶祸福。还有一种方法是占星术，如前所述，是以观察星辰运行来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前者影响着后者。最后，每个人都尊奉一位属于他个人的神，将其当作自己的良师。他们以为，一个人的愿望和需要可以经他传达给相隔遥远、不便直接通话的诸位大神。 人与人之间也充满了不安全感，所以，美索不达米亚人试图通过编制完备的法典来消除各种潜在的冲突。《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这部法典试图明确、永久地调整一切社会关系，因而，它不仅阐明了古巴比伦的法律制度，也照亮了当时的社会。以下是法典的几个主要特点： 1. 施行同态复仇法，即奉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果一个人伤了贵族的眼睛，还伤其眼。如果一个人折了贵族的手足，还折其手足。”（法典第196条，第197条） 2. 阶级歧视；对下层社会的赔偿低于上层社会：“如果贵族阶层的人打了贵族出身的人，须罚银一明那。如果任何人的奴隶打了自由民出身的人，处割耳之刑。”（法典第203条，第205条） 3. 施行严格的、保护商业界财产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盗窃了寺庙或商行的货物，处死刑；接受赃物者也应处死刑。”（法典第6条） 4. 颁布许多类似“福利国家”政策的规定，包括：确定基本商品每年的价格，限制利息率不超过20%，周密地调整家庭关系，保证度量衡的信誉，城市负责对未侦破的抢劫案或凶杀案的受害者做出赔偿。“如果没有抓获拦路的强盗，遭抢劫者须以发誓的方式说明自己的损失，然后由发生抢劫案的地方或地区的市长或地方长官偿还损失。”（法典第23条） 5. 具有现代社会之前各民族的共同特点，即认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是静止不变的。法典是作为神的命令，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能受到公正的对待而颁布的。法典生动而尖刻地诅咒了以后任何敢于篡改法典的统治者：“怨声载道的统治，寿命不会长，将出现连年饥荒、一片黑暗、突然死亡……他的城市将毁灭，人民将离散，王国将更换，他的名字永远被人遗忘……他的幽魂［在地狱里］喝不到水。”（法典，结语） 最后，《汉谟拉比法典》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所有法典都以明确的法律术语规定了男人相对于女人的优越地位。婚姻关系首先是个实用的问题——是当时还不存在的医疗保险、残疾保险或养老保险的一种代用品。因此，对婚姻关系做出选择的不是新郎和新娘，因为他（她）们也许会被爱情弄昏了头，而是父亲，或者父亲去世后的母亲或兄长。结婚后，丈夫是法律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必须对他表示充分的尊敬。作为一家之主，丈夫其实就是他妻子和儿女们的所有人。为了还债，他可以典当或出卖他（她）们，仿佛他（她）们仅仅是普通物品一样。 妻子如果通奸将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通常是对她和她的奸夫处以死刑。然而，对丈夫而言，则没有不忠一说，因为依照法律他不但能够拥有一个正妻，还可以纳一个妾和许多女奴，以满足他的“欲望”，同时确保他有后裔。事实上，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有义务给她的丈夫找一个妾，使他可以有儿女。丈夫想要离婚十分容易，他只需指称妻子不能生育或是个挥金如土的人或宣称她小看他。不过，倘若妻子想要离婚，那就是一场致命的赌博。法典规定，她必须接受调查：“如果她为人谨慎且从无过错，而她的丈夫已离家出走，且十分轻视她，那么她可以带着她的那部分财产（嫁妆）回娘家去……但是，如果她被发现为人不检点、离家出走、毁坏家庭、蔑视丈夫，她就将被淹死。” 埃及 埃及文明的类型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类型形成对照，是一种帝国文明而非城市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颇为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尼罗河流域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东面是阿拉伯沙漠，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的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些自然屏障使它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不易遭到外族的侵犯。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不受外界的干涉。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似的帝国更换。而且，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缓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这样，埃及人就拥有了宝贵的可靠的交通运输线，它促进了整个流域地区在约公元前3100年时的统一。 在埃及从公元前3100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人征服这2500多年间，只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这三个帝国相间隔的时间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此外，它还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与每年会爆发毁灭性的、不可预测的洪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不同，尼罗河是一条温和的、可预测的大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人将他们的洪水之神视为冷酷无情的恶神，但埃及人却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它的到来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 关心死亡，为来世——尤其是国王的来世——做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埃及人并不认为国王的死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他们在国王死后用香油等药料涂尸防腐，然后将尸体和食物及其他必需品一起放入巨大的陵墓即金字塔内。金字塔中以第四王朝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为规模最大。塔底占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约用230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约2.5吨。这一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即坡道、滚筒和杠杆建造的；那时甚至连滑轮和铁器都没有！ 据说埃及的农民们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相信他们正在为一位能决定他们共同的幸福的神建造宅邸。不管这一说法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还可以设想，无论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一说法的确有力地表明了想象中的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神王，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的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的确令人费解。出于这个原因，埃及没有任何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典相应的法律。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 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加强。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其下设有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负责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全国的财政分署和仓库，负责征收赋税；可能年景不好时，还要负责分配种子和牲畜）、管辖各州的州长及下属的管理城市和周围村庄的市长。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绝对控制是埃及文明最后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尽管当时已有了私有财产和私营企业，但都还不像在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普遍。国家不仅控制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大部分生产，而且还负责产品的分配。巨大的国库和政府的粮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实物税：谷物、牲畜、布匹和各种金属。这些用来支付国家的开支，也作荒年时用的储备物。据说，“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除缴纳赋税外，每个村社还得派男子服徭役，即强制性劳役。金字塔就是这些劳工最著名的劳动成果，这些劳工还被派去采石、开矿和整修灌溉沟渠。 埃及工匠的技术，尤其是制造奢侈品的技术，是举世公认的。他们制作的珠宝饰物非常精致，几乎到今天还没有被超越。他们的搪瓷制品、象牙和珍珠镶嵌物也非常精美。他们发明了玻璃着色技术，而且最早开始鞣制皮革，鞣革的方法至今仍为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所采用。他们织的亚麻布十分匀净，不逊于今人所织。埃及人可能极早就发明了美容品，发展了制造美容品的技术。他们的医学文献上记述了消除皱纹和染黑灰白头发的方法。用于化妆的物品有：画眉毛和描眼角的化妆墨，将眼圈描成绿色和灰色的孔雀石和铅矿石，作胭脂或口红用的红赭石，染指甲、手掌和脚底的散沫花，做假发（这种假发的顶上用融化的蜂蜡封住）用的人的头发，等等。 克里特 克里特岛上米诺斯文明的类型可以用希腊语中的“海洋文明”一词来总结。克里特的繁荣依靠的是它的贸易，其范围包括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不同国家。陆地环绕的地中海上的风暴不像辽阔的大西洋中的风暴那样凶猛，所以，克里特岛的商人们可以在几乎始终能看到陆地的情况下航行到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而且，克里特岛上的山区遍布森林，提供了建造单桅商船的木材。米诺斯人驾着这些商船，满载着来自埃及的粮食、象牙和玻璃，来自叙利亚的马和木材，来自爱琴群岛的银子、陶器和大理石，来自塞浦路斯的铜，以及自己岛上产的橄榄油和陶器，往返于地中海。 这种贸易影响了米诺斯文明的各个方面。由于米诺斯的海上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保护克里特岛不受侵犯，所以岛上所有的城市都不设防。克里特村社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上，似乎都比大陆上的村社更奉行平等主义。克里特岛不像大陆那样在几座宏大的神庙和王宫周围是一片贫民区，而是由村庄组成，村庄很大，进行宗教礼拜的地点在室外，是村社生活的中心。各家各户通常住在用木头和灰泥造的单独的房子里。可能已有家庭奴隶，不过数目不会多，至今岛上还没有发现专供奴隶住的房屋。所以，克里特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大概是由自由民当划手。 米诺斯文明的艺术家们并不试图以艺术品的大小来引人注目，也不关心遥远的、令人畏惧的神或神圣的国王。他们在日用器皿、住宅的墙上和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描绘周围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到处都有模特儿——自然景物如花、鸟、海贝和各种海生物，日常生活的情景如种田归来的农夫、与公牛角斗的壮士和翩翩起舞向女神表示敬意的妇女。克里特岛人建造建筑物时关心的不是其外表，而是个人的舒适。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建造的复杂的给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 克里特岛远离战争，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和国家机构，所以，原先的新石器时代的血亲体系在这里保存得比在中东大陆要好得多。因此，男人们在克里特岛上不能像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那样取得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壁画、印章和图章戒指皆显示出，克里特岛的妇女们除了积极地做“家内活”，还不断积极地做“家外活”。从这些图案中可以看到，妇女们在田间劳动，在园林中跳舞，涌进斗牛场的露天看台并实际参加斗牛活动。有些妇女甚至还参加战争，这明显不同于深居简出、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妇女。在克里特岛，妇女们可以拥有财产，也可以像男人那样轻而易举地离婚。克里特文明以这种方式成为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中的一个伟大的例外。 印度河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类型是保守的，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高度的计划性。我们可以从此地的城市建设中看出这一特点，这些城市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计划精心建成的。各城市全盛期时占地6平方英里至7平方英里。城市布局呈格子形，宽阔的主干道环绕长方形的大街区，各街区约长360余米、宽200米，比今日城市通常的街区要大得多。埃及的建筑物用的是石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物用的是太阳晒干的砖，而这些城市的建筑物是用窑内烧的砖建造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制砖的模子只有两种标准尺寸：11×5.5×2.5英寸和9.2×4.5×2.2英寸。可见，各地的度量衡也是一致的。如此整齐划一的布局和有条不紊的组织似乎遍布整个印度河文明区。这一文明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达到成熟期，在以后的1000年中，实际上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且，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城市每遭到洪水毁灭性的破坏后，重建的新城市总是造得跟原来的城市一模一样。如此一贯而又连续的传统世上从来没有过，即使在埃及也没有，因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假说：控制这一纪律严明的社会的也许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没有军事装备，没有城防工事，也为这一假说提供了证据。 和所有其他古代文明一样，印度河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和大麦。不过，当地居民还种植紫花豌豆、甜瓜、芝麻、椰枣和棉花——印度河流域是最早用棉花织布的。与外部世界也有了相当的贸易关系；出口品种包括孔雀、猿猴、珍珠、棉织品、铜、象牙和诸如梳子之类的象牙制品。当时的梳子与今天印度仍在使用的梳子属同一造型，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具，人们总是要用梳子将虱子从头发中梳出来。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同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的，货物由帆船沿着海岸运到波斯湾。如果行驶途中看不到海岸，水手们就放出乌鸦，因为乌鸦总是飞向相距最近的海岸。据《圣经》，这一方法正是诺亚驾着方舟、希望找到陆地时所使用的。 印度河文明衰落的起因和详情尚不清楚。迄今为止，普遍认为主要原因是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由中亚入侵。不过，最近有人提出，这一文明也许实际上是为泥浆所淹没的。按照这种说法，地下的火山活动使大量的泥浆、淤泥和沙子涌出地面，堵塞印度河河道，形成一个很大的湖泊，把首都摩亨佐·达罗全给淹了。几十年后，堵塞河道的堤坝渐渐毁损，河水流过堤坝，大河又恢复原来的水道，不过，摩亨佐·达罗这座城市已遭毁灭。从摩亨佐·达罗一层又一层的淤泥判断，这一灾难至少发生过5次以上。最终的结果就是给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带来了无可挽救的损害，使北部的边沿地区十分衰弱，不能抵挡本土文化的同化。 这一切大多是推测，无法加以证实，因为人们迄今未能释读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印度河流域的文字为象形文字，上一行由左往右读，下一行由右往左读。这种写法也为早期希腊人所仿效，被称为“由左而右，复由右而左交互成行之书法”——“就像牛犁地一样”。 商朝 位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商朝文明的类型是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最为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中国文明依然是独特的、唯一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理上的封闭性。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因巨大的山脉、沙漠和大草原而与大陆的其他部分相分隔。中国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接冰冻的西伯利亚干草原。 虽然中国在地理上比较封闭，但也没有完全与外界相隔绝。早期商朝文明之所以会出现在黄河流域北部，就因为那个地区是各种文化的汇集地，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来自东边的农耕民族以及来自南方的森林居民的影响。甚至遥远的中东也在中国北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建立商朝的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了中东人发明的种植小麦、冶铸青铜武器和制造马拉战车的技术。运用这些技术，这些入侵者征服了散布在中国北部的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村落。 发生在以后许多入侵者身上的事，也发生在商朝入侵者身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商朝人被同化，所以，普通老百姓依然保持中国特色。尽管来自中东的大麦、小麦、绵羊、牛、马、青铜和轮子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但这些新奇事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虽然古埃及文明早已消亡，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印度河文明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中国文明却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今天，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持久的文明而自豪。 中国文明不但是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中国是第一个养蚕并将纤细的蚕丝织成精美丝织品的国家，也是唯一不用动物乳汁和乳制品供人们普遍食用的重要文明。实际上，中国人对饮用动物乳汁的反应和西方人对吃虫子和蚂蚁的反应是一样的。另外，祖先崇拜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是中国宗教独有的重要特征。对一个人的姓十分重视与这一点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的姓总是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前，而不像西方那样，位于个人的名字之后。这一习俗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中起主要传统作用的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国家或教会。常见的中国建筑物屋顶华丽，由一排排木柱支承，这种式样也是从远古时代起就已开始的，就像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已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刀叉一样。 在商朝废墟中发现的复杂的表意文字，对中国和整个东亚后来的历史极为重要。它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这一点也可用来说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几千年来，中东人一直不能释读他们祖先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而现代中国人却能读通商朝文字。幸存到今天的商朝文字大都发现于龟甲兽骨上，这些龟甲兽骨是当时占卜吉凶祸福用的——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独特的习俗。他们把有关疾病、梦、田猎、天时、年成等方面的疑问刻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在甲骨的不同点上划几道切口，将用火烧得通红的小棒子按在这些切口上，使其产生裂缝。卜人就根据这些裂缝的形状、排列和方向来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情况。这些甲骨都被小心地埋藏起来，因而其中许多能幸存至今，不仅揭示了商朝的文字，而且使我们能了解到商朝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情景。 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中的情况一样，商朝农民也必须拿出一部分农产品来供养聚居在城市的贵族、书吏和官吏。而且，战争时期他们还得充当步兵，替他们的贵族领主打仗。不过，他们拿的只是一些轻武器，像两匹马曳引的战车和冲锋陷阵时穿戴的青铜盔甲，只有居统治地位的武士阶层才配备得起。对青铜冶铸业的垄断使商朝社会的阶级分化更其尖锐。只要将结构复杂的宫殿和商王陵墓与老百姓居住的原始坑洞相映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置放在陵墓里的贵重陪葬品，如青铜制的礼器、精美的丝织品、翡翠、大理石、乐器和精致的武器等，也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就两性关系而论，中国文明如同其他所有文明，也存在着不平等。性别歧视从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因为女婴比男婴更有可能遭到杀害。童年时，女孩被迫缠足；缠足使她们走路蹒跚，无法冒险远离家门。年届婚配时，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心惊胆战的新娘由受父亲的管教转为受婆婆的管教。在富裕家庭，她还可能不得不接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或纳妾的现实，尤其是如果她没有生养嗣子的话。 中国的两性不平等也反映在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中；中国人认为，世界是阴和阳这两种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元素的产物。阴代表女性、黑暗、弱小、被动；阳代表男性、光明、强大和主动。尽管男性和女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但女性天生就是被动的、顺从的。几千年来，男性道德家们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妇女应如何行事才算完全做到顺从和被动。 部落居民和农民 文明的代价之一就是将人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一点，荷兰官员们在新几内亚发现了。那里的巴布亚人从不知文明为何物，拒绝向荷兰人打躬作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由人。但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却愿意把荷兰人当作自己的主人来接受。一名美国记者所作的以下报道，揭示了文明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设在霍兰迪亚［新几内亚］的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桌子跟前，坐着一个仍在替荷兰办事的印度尼西亚官员和巴布亚人的两个村长。那个印度尼西亚人一见荷兰官员，忙起身，一动不动地站着；那两个巴布亚人却抬起头，微笑着，依旧坐在那里。 一天晚上，约9点光景，一名荷兰官员走进肮脏的政府招待所的酒吧间，向那里的巴布亚招待员要一杯啤酒。过了5分钟，招待员把啤酒端来了，并不客气地看了看手表，问那个荷兰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兰驱逐舰驶入新几内亚南部的一个海港。当地的荷兰官员寻思，借这机会，让那些仍保持猎取人头的习俗的丛林人见识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错。 丛林人经过艰苦跋涉，来到船边，其中有一人发表意见说： “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曾在印度尼西亚待过、富有经验的荷兰官员，到了新几内亚就得使自己重新适应环境。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进入的是一个有等级制度、有阶级差别、已知道统治者的权威和权力的社会。在那里，他们是主人，并被当作主人看待。 在新几内亚，根本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巴布亚人过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在那里，既没有乡村议会，也没有伟大的法典制定者或政府。除了各种守护神和神灵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外，一个人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 在荷兰人和巴布亚人之间，不存在打躬作揖的情景。有个印度尼西亚教师曾努力想使巴布亚人相信，见了长官，弯腰弓背，是表示尊敬的恰当方式，可他得到的回答却是： “我们是人，人走路总是腰杆笔挺的。” 四、游牧民族获得权力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无论是在中东、印度还是遥远的中国，所有的古代文明纷纷崩溃。那么，整个欧亚大陆政治败坏、社会离析，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还是外部的入侵呢？要对这样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给出肯定而确切的回答，是极为困难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因和外因在决定事态发展的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内部的虚弱。铜和青铜既昂贵又稀少，因而不能广泛地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这就使武器实际上为君主及其政治、军事集团所垄断，从而加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使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同时，这也意味着，在总人口中只有小部分人得以武装起来；当古老的文明中心必须面临全体武装的游牧民的进攻时，这就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铜和青铜极其昂贵，也使农民们得不到金属工具，不得不依靠石斧、石锄、石刀和石镰来从事生产，这就大大降低了生产率，因为石制工具不像金属工具那样效率高、经久耐用。 诸古代文明因这种内部的腐朽而虚弱不堪，所以很容易成为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目标。促使帝国崩溃的游牧集团主要有三个：来自南部沙漠地带的闪米特部落民、欧亚大草原西部的印欧人和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各族。 印欧人与其说是一个种族群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群体。他们早先大概发源于里海地区，曾在那里牧牛，并从事少量的耕作。因为主要靠畜牧为生，所以只要发现有更为理想的地方，他们就用大牛车载起所有行李，朝那里迁移。迁移时，总是整个整个的部落一起行动，妇女、孩子及战士全都参加。印欧人就这样向西推进到俄国南部和欧洲东南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他们已分布在从多瑙河平原到奥克苏斯河和贾哈特斯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他们以这片广阔地区为根据地，日益威胁在地理上可进入的各文明中心——中东、巴尔干半岛和印度河流域。 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较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里的牧场没有西部的牧场肥美，可以放牧羊、骆驼和马，但放牧牛不行。较贫穷的东部地区和较富裕的西部地区在地理上的这种差异，引起了一场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东部的各民族或者是作为难民，或者是作为征服者，被吸引到西部。一批批部落前赴后继地向西推进——西徐亚人从阿尔泰山脉迁徙到乌克兰；突厥部落取代西徐亚人进入中亚，以后又尾随西徐亚人西进；最后，蒙古人也从后面向西推进，直到他们于13世纪崛起并侵占欧亚大部分地区、建立起一个大帝国为止。这些东方的游牧部落，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仅能进入欧洲、中东和印度，也能抵达中国；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 由于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大草原西部诸民族的种族组成情况逐渐发生变化，至少在西至里海的地区内，由原先的高加索种人占优势变为由蒙古种人占优势。这一转变自公元前1千纪末叶开始，一直继续到中世纪结束。此后，操斯拉夫语的俄罗斯人用西方的技术装备自己，先是凭借滑膛枪和火炮，后又依靠机关枪和铁路，使种族组成的发展趋势转到相反方向。 最后，闪米特人大致占据了从地中海到底格里斯河、从托罗斯山脉到亚丁之间的地区。他们最早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地区，接连不断的迁徙浪潮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历史。早先，闪米特人用驴作运输工具，到公元前1100年前后，骆驼的驯养改变了他们的文化，就像马的驯养改变了草原游牧民的文化一样。随着文明的兴起，闪米特人的许多部落居住到城市附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又随时准备着，一有机会就去攻掠这些城市。 欧亚大陆边缘地区那些古老的文明中心对周围的游牧部落来说，有如一块块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磁铁。丰富的农作物、堆满谷物的粮仓、城市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奢侈品，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大草原和沙漠地区饥饿的游牧民。因此，诸古老的文明中心不时遭到侵掠，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它们比克里特岛、尼罗河或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更易受到侵掠。不用说，所有文明的定居民族都将游牧民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位埃及官员写到闪米特游牧民时说：“他们的名字散发出比鸟粪更难闻的恶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的一位朝廷大臣同样辱骂蒙古人说：“他们胸藏虎狼之心……自古以来，就没人把他们当人看过。” 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整个欧亚大陆的力量均势才开始转变，诸伟大文明的生存才第一次受到游牧民的威胁。马的驯养和较迟出现的冶铁技术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发明，它们使游牧民获得新的作战能力。就目前所知，中东是最早驯养动物的地方，也是最早乘骑动物的地方。这两者发生的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不过，在早期阶段，乘骑动物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那时所能得到的动物仅有牛和野驴，牛速度太慢，野驴个儿太小。然而，驯养动物的做法后又向北传到产有野驴和野马的俄国南部。到公元前2500年，这两种动物已在当地得到驯养；而且，由于马个儿大、体格壮、速度快，很快就受到俄国南部游牧民的偏爱。他们采取择优繁殖的方法，使马的个儿愈来愈大。野马的平均高度为13手之宽（一手之宽约合4英寸），而现代家马的平均高度为15手至16手之宽。如果不加选择地让马繁殖数代，家马的个儿很快又会缩小，就像美国西部的野马那般大小。 游牧民利用马打仗时，最早的做法是将马套到轻便的双轮车上。这种车的轮子装有轮辐，比起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实心四轮车，大大改进了。高大的马和灵便的车相结合，使游牧民得到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战车。公元前2千纪，游牧民就是驾着这种战车，掀起最早的入侵浪潮。驾车作战时，一名战士驭马，其他战士用强弩射箭。众弩齐射，飞箭如雨，没有几个步兵能长时间地抵挡，更不用说抵抗紧接着发起冲锋的密集的战车。 到公元前2千纪末，游牧民用骑兵取代战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这时的马既高大又强壮，人可以直接骑驭。而且，游牧民还发明了役使马的马勒、马嚼子、角状的马鞍和马镫，使他们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箭。欧亚大陆的游牧民获得前所未有的灵活机动性，能追上和打败防守城市中心的军队。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游牧民的军事才能主要就建立在骑马作战这一基础上；这一技术最终导致成吉思汗在13世纪完成一系列惊人的征服。直到西方火器占据优势之后，诸文明中心才从游牧民频频入侵的威胁中解脱出来。 对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来说，骆驼的作用不亚于马。骆驼有两种：阿拉伯的单峰骆驼和大夏的双峰骆驼；前者适应于炎热的沙漠环境，后者适应于寒冷的沙漠环境。这两种骆驼都能在即便是驴也会饿死的地区生活，都能依靠驼峰里贮存的脂肪和多室的胃里贮存的水不吃不喝地行走几个星期。最早驯养骆驼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清楚，不过，到公元前1000年时，穿越中亚和中东沙漠地区的交通运输就已全靠这种“沙漠之舟”。 冶铁技术的发明也提高了游牧民的战斗力。公元前2千纪中叶，这一技术在小亚细亚东北部发展起来；但是，直到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后，当地的铁匠才分散到各地，使他们的技术广泛流传。冶铁技术之所以出现得晚，主要是由于冶炼铁矿的工艺与冶炼铜和铜合金的工艺根本不同。 冶铜时，金属熔液沉于炉底，而熔渣浮在上面。冶铁时，至少在古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内，铁不能完全液化，而是形成一种灰色的多孔体，技术上称之为铁块。反复锤打炽热的铁块，能使其成为熟铁，这一发现来得较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金属比起当时已能冶铸的铜和青铜来，绝不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不易铸造，需要更多的燃料，而且其锋刃较易失去。后来才发现，将铁反复锤打、加热、投入冷水（淬火），并与木炭燃料接触，可以使其坚硬。当时所须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金属，而且还包括一种崭新的冶金术——对此，凭以往经验行事的早期铁匠毫无准备。 虽然改进冶铸方法后铁比过去坚硬了，但仍然很易生锈。不过，这一缺陷由于铁矿较之铜和锡分布远为广泛、制造成本相应低廉，而得到补偿，而且，这种补偿已超过缺陷本身。现在，普通农民也买得起铁制工具。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业范围扩展到从前石斧无力对付的森林茂密区。这种廉价的新金属对欧亚大陆的军事平衡也具有重大影响。从前，贫穷的游牧民不能像城市中心的统治者那样，以大量昂贵的青铜武器装备自己，但现在，铁矿几乎每个地区都可得到，每个村子的铁匠都能锻制出比旧武器更优良、更便宜的新武器。因而，游牧战士现在不仅在灵活机动性上占有优势，而且和守卫文明地区的士兵一样，拥有同样优良、大量的铁制武器。 五、游牧民族摧毁古代文明 游牧民凭借马和铁制武器，掀起了两次席卷诸文明中心的大规模的入侵浪潮。第一次约在公元前1700年至前15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手执青铜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侵入文明中心；第二次约在公元前1200年至前1100年之间，入侵者通常是骑在马上，用铁制武器作战。这些入侵不应看作取代当地种族、完全改变种族分布的大规模的游牧部落的入侵。而应说，是为数不多的入侵者，凭借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组成武士贵族集团，统治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他们的诸被征服民族。 最终结果，除中东外，各地文明均被摧毁。其他地方的帝国都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崛起和崩溃。虽然中东由于其地理环境使外界易于进入，故遭到入侵的次数也最多，但那里的文明，连同其城市、宫殿、寺庙、书吏、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是幸存了下来。一个原因是，中东的文明由来已久，因而文明的根子扎得较深。另一个原因是，到公元前1700年，中东已有许多极为广阔的地区达到文明，因而不可能全被征服或摧毁。最后，入侵中东的通常不是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来的原始的野蛮人，而是早已居住在周围地区的半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在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已部分地为中东文明所同化。 中东 如果首先考察中东，那么蛮族入侵是始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即印欧语系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时。他们与当地诸民族联合，建立起一个包括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大部分、但不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的庞大帝国。随赫梯人之后的是印欧语系的另外两批入侵者，即喀西特人和胡里安人。在这一时期内，即便是地理环境易守难攻的埃及，也遭到了种族成分复杂、然以闪米特人为主的一批入侵者即喜克索人的蹂躏。到公元前1500年，第一次入侵浪潮平息下来，中东为三大强国所控制：北方的赫梯帝国、南方的埃及帝国和东方的亚述帝国。 约公元前1200年前后，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掀起，上述三大帝国间的均势遭到破坏。先前赫梯帝国和埃及帝国彼此长年征战不休，结果俱皆衰竭。三个入侵的闪米特民族填入这一真空地带：腓尼基人占领了地中海沿海一带；阿拉米人占据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伯来人占有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约公元前1100年前后，强大的第二亚述帝国凭借其铁制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有效的官僚机构和架置在车轮上的铁制的破城槌，开始进行扩张。到公元前7世纪，第二亚述帝国以尼尼微为首都，囊括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但是，帝国的过分扩张和被征服民族的无法平息的敌意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公元前612年，由诸敌对者结成的联盟摧毁了尼尼微，永远结束了亚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亚述人之后是波斯人，他们建立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帝国——波斯帝国。在国王居鲁士（公元前550——前529年在位）的率领下，波斯人利用亚述人的军事技术征服了从西面的尼罗河到东面的印度河的所有地区。整个中东第一次处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之下，而诸蛮族入侵者则被强有力地排斥在国门之外。 希腊 与中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希腊、印度和中国的文明都没能幸免于蛮族入侵。这些边缘地区的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缺乏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那种深度，所以都被消灭。因而，也正是在那些地区，随着新的宗教体系、社会体系和哲学体系的建立，出现了新的古典文明。 最早侵入希腊的印欧语系的入侵者是亚该亚人，他们在公元前20世纪不时地侵入希腊。他们是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米诺斯文明的克里特岛人。但是，到公元前1600年，这些新来的人已吸收了大量的传入大陆的米诺斯文化，并在从色萨利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小王国。 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居留地距克里特岛最近，所以最先进。迈锡尼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中心，那里新兴的文明就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居留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城市不同，都设有牢固的工事。通常是，巨大的城堡建筑在山顶上，供国王和他的臣僚居住。平民们把住房建在城堡外，但一遇危险，他们便躲入城堡避难。 迈锡尼人与定居中东和印度河流域的印欧语系的其他入侵者不同，他们仿效古代克里特岛人，面向海洋，建立起一支令人畏惧的海上力量。他们视各种机会，进行劫掠或经商活动，并在罗得岛、塞浦路斯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建立海外殖民地。他们瓦解了先前克里特岛在地中海的经济霸权，到公元前15世纪，他们还劫掠了克里特岛本身。没有城墙的城市，包括都城克诺索斯，均被攻占、摧毁。这些灾难连同一连串毁灭性的地震，使伟大的米诺斯文明到公元前1150年时，实际上已灭绝。 与此同时，新入侵的多利安人又使迈锡尼人遭到与克里特岛人相似的命运。多利安人出现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用精良的铁制武器装备自己，一个接一个地攻占了迈锡尼的城堡和城市。于是，希腊的行政制度瓦解、农业人口消散、对外贸易萧条，希腊又回到以农业和畜牧为基础的经济中。黑暗时代降临了，笼罩了整个希腊，直到约公元前800年诸城邦崛起。 多利安人的主要据点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他们由此向海外推进，在克里特岛、罗得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一带建立起殖民地。其他希腊人，可能是迈锡尼的难民，从雅典渡海到基克拉泽斯群岛，再渡海到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中部，在那里建立起以爱奥尼亚闻名的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先进的地区。再往北，一些操伊奥里斯语的希腊人从色萨利和希腊中部航海到莱斯沃斯岛，再由此航海到小亚细亚北部。小亚细亚这些新建的殖民地由于遭到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抵抗，从未能扩张到内地。虽然这些殖民地只能局限在沿海地区，但很繁荣，注定要在希腊人的历史上起较大的作用。 现在人们对希腊这一黑暗时代的了解，比对印度遭受蛮族入侵后那一时期的了解要详尽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希腊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四大史诗，即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和《神谱》。荷马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而赫西俄德则描写了农夫的生活和知识以及众神的家谱。这些诗篇展现了那些世纪中原始的农牧业社会的生动画面。那时的家庭大多自给自足，自己生产粮食，用羊毛织成衣料。专门经商的都是些外国人——腓尼基人或塞浦路斯岛人。他们时常来，来时总是携带着供平民用的零碎日用品和供贵族用的更为值钱的货物。这种单调沉寂的田园生活有时也为偶尔来访的行吟诗人所打破，他弹唱着歌颂战争的荣耀和杰出先人的丰功伟绩。 每个公社均由贵族家庭和平民组成。前者在战争中居支配和领导地位；后者包括自耕农、佃农、为数不多的工匠、雇工和奴隶。地位最高的是国王，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指挥战争和领导贵族院会议的才能。偶尔，国王也召集包括全体成年男子在内的民众大会，但召集大会的目的通常是动员人民支持已由国王与贵族们共同做出的决定。这些简单的制度是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印欧语系的部落的特征，表明了希腊城邦的政府机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情景。 印度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经历了与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相同的命运。约公元前1500年，它遭到了一些部落的蹂躏；这些部落凭借其拥有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这一军事上的优势，轻而易举地打垮了还在使用铜制武器和牛拉大车的当地人。这些入侵者自称为雅利安人，称他们安家定居的地方为雅利瓦尔塔，即雅利安人之国。他们均属于印欧语系的民族大家庭。其中位于西方的几个分支先前已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希腊。雅利安人通过小群小群的渗透，很轻易地就颠覆了衰败中的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到公元前2千纪后半叶，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原始的新社会。有关这一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与留下大量实在的遗物但没留下任何可释读的文字记载的印度河文明不同，雅利安人几乎没留下任何遗物，因为他们的住房是用木头或泥土建造的，也没有大城市，不过，他们倒是留下了大量以吠陀形式出现的文献材料。因而，可用来重现描述雅利安人生活的材料与可用来重现描述印度河文明的材料正相反。 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古文献《吠陀》对印度教徒来说，正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徒、《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徒，是其宗教信仰的主要来源。最早的《吠陀本集》共四部，其中最重要、最古老的一部是《梨俱吠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别的著作也加到这四部吠陀中，获得与后者相似的神圣地位。荷马史诗是了解希腊迈锡尼文化的主要原始资料，同样，《梨俱吠陀》是研究早期雅利安人的主要原始资料。它共有十卷，收集赞歌1028首，其篇幅之庞大，大抵与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加在一起相当。 雅利安人身材较高、蓝眼睛、肤色白皙，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态特征和他们所征服的土著大不相同。吠陀文献在提到后者时，说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黯黑，没有鼻子，称他们为“达萨”，即奴隶；而在描述前者时，则把他们说成是颇有男子气概的人，爱好战争、饮酒、赛车和赌博。雅利安人的战争之神因陀罗是理想化的雅利安武士：他身披金色盔甲，快活地冲锋陷阵，一餐能吃300头水牛的肉，能喝三大湖的酒。 雅利安人刚到印度时，还是游牧民，主要以牧牛为生，财富的多寡根据牛群的大小来判断。在肥沃的大河流域定居下来后，他们逐渐转向农业。若干有亲属关系的家庭聚居一处，形成村庄；若干村庄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成部落。部落的首领是国王。同希腊情况相仿，国王的权威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和开创精神，不过，也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在某些部落，还受到自由民的限制。 这一早期的雅利安人社会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与后来的印度教根本不同：牛被崇拜却也能吃；快活地饮用醉人的烈酒，而不将其弃绝；有阶级，然无种姓；祭司居于贵族之下，而不是位于社会金字塔之巅。总之，雅利安人社会与当时其他印欧语系的社会极为相似，而与较后数世纪中发展起来的古典印度教则有很大的差别。 中国 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手执青铜武器的战车兵也入侵了遥远的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商文明这种繁盛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他们为商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也为商文明所同化。在中国，真实的情况始终是，这些入侵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彻底决裂，而在希腊和印度，情况则正好相反。因此，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种连续性在公元前1046年由商朝到周朝的转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周人曾长期居住在文明边缘区的渭水流域，所以他们在借用西、北方牧羊“蛮族”的军事技术的同时，也分享到商的语言和主要文化。因而，当周人侵占中国北部时，入侵者虽然推翻了商朝，但并没有中断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字系统同祖先崇拜、占卜术一起，依旧保存着；社会依然分裂为贵族武士和农民群众两大阶级；分封制也依然存在，而且在周统治下，变得更为明显。周统治者将所征占的广大领土分封给许多诸侯，诸侯们定期到周朝廷觐见述职，不过，这一制度以后渐被废止。随着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居住在围有城墙的城市里的诸侯们，开始统治周围的农村。 公元前771年，周朝都城被“蛮族”和反叛诸侯联合攻占，周朝迁往不易遭受边境蛮族进攻的东都洛阳继续它的统治。因而，周朝公元前771年迁都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国人称为“西周”；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东周”。东周时，周王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虽然他们仍履行某些宗教职责，并受到某种形式上的尊敬，但拥有的土地比其名义上的诸侯们要少，所以他们的势力更弱了。实际上，周王之所以能幸存到公元前256年，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领导。周王朝还起了高级祭司的作用，而且，周王朝本身就被当作民族统一的象征。 虽然东周时期政治不稳定，但文化大发展。在这个生气勃勃、富有创造性的时代里，人们写下了伟大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理论著作。这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在这一时代里，希腊古典文明和印度古典文明也大约同时发展起来。这些古典文明的起源和性质是第二编剩余章节中所要论述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