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典文明开启欧亚大陆整体化（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 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自那以后，一切重大事件都开始联结成为一个整体。 ——波利比乌斯 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开始整体化。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约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整体化的程度。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内，看起来就像尚处于汪洋大海般未开化状态中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种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便到古典时代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的、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整体化仍处于初始阶段。整体化过程中这一初始阶段的由来、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 一、整体化的根源 技术进步是新的欧亚大陆整体化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其技术水平。在人类处于食物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其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活动范围就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邻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 冶铁技术是公元前2千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2千纪末的第二次蛮族入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器，其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也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 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由中东向东推广到伊朗高原，向西推广到地中海地区，并到达中欧和北欧。同样，新来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 农业疆域的拓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年至前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新开发地区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 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以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在构成现成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愈来愈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产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重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须检查贵重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 约公元前700年，西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开始在贵重金属块上加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须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实际结果大大地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农业转向专门性农业，如在中国是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和葡萄酒。 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制造更大、性能更好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陆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墨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们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它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以海路运输为主。 到了古典时代末期，商队路线已遍绕欧亚（与此相对照的是，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都奉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的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地位，由于商人、工匠和海员阶层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 由经济发展所促成的政治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例如，波斯帝国修筑的所谓的“御道”，从波斯湾北面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由此经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抵达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全长1677英里。沿途设有111个驿站，每个驿站都备有供宫廷信使调换的马匹。商队走完御道的全程得花90天时间，而宫廷信使只需一星期就够了。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从御道上又开辟出几条岔道，向西南通往埃及，向东南通到印度河流域。几个世纪后，罗马人也修筑了一张举世闻名的驿道网，设计得如此之好，以致其中有些驿道连同道上的桥梁至今仍在使用。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人精心修筑的交通网是由驿道和运河构成的。通过水路，可以将货物从今天的广州运到长江流域，从而促进了海外贸易。朝西北方向修筑的驿道与穿越整个中亚、直抵中东的长长的丝绸之路相连；有关丝绸之路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提到。主要驿道的两旁种着树，沿途设有驿站和客栈。修筑并养护驿道，属于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职责范围，要是他们玩忽职守，将会受到弹劾。印度的御道也很长，从恒河三角洲直达西北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呾叉始罗，并在那里与西抵中东、北达中亚的商路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展引起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生活方式和谋生之道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如此根本而全面的大动乱是使人不安和不适的。它促使人们内省——提出新问题、寻求新答案；促使思想家们重新考虑他们各自的传统，或者将其抛弃，或者使之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当时引起人们思索的问题有：理想政府的道德基础，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及宇宙和生命的起源和目的，等等。 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整个欧亚大陆到处都在提出、探讨以上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古典时代一些伟大的哲学、宗教和社会体系。这些体系的代言人——中国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这并非巧合。因为上述地区，都遇上了同样的动乱和挑战，只是各自做出的回答极为不同，从而，各自的发展方向也明显不同。实际上，这些文明的独特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制度正是在这一时期里发展起来的，并在以后数世纪中成为它们各自的特征而一直持续到现代。 这些观念和制度将在后面专论各古典文明的章节中予以分析。本章余下部分将考察这些文明的相互关系。当时的欧亚人非常清楚这些相互关系。他们肯定意识到，历史的舞台正在扩大——生活愈来愈复杂，他们正受到内外多种新力量的冲击。因而，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论述从公元前220年至前145年诸重大事件的历史时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以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 这一新的“有机整体”有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即使对当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就是地区间的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即以下两节的论题。 二、商业联结 地区间主要的物质联结是商业性的，尽管并不全然如此。这是一个不仅货物流通各地，而且也是身怀技艺、携带植物的人们四处漂移的时期。当时，交换的范围有多广阔，可由以下事实来表明。在这一时期里，印度最先种养的棉花、甘蔗和鸡传播到了中国和西欧。中国在这些世纪里第一次获得了葡萄藤、苜蓿、细香葱、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和胡桃树；作为报答，中国人将自己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杜鹃花、山茶和菊花传给了欧亚其他地区。与此同时，技术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交流。水车这一重大发明的传播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西亚的第一部水车是在本都国王米思里代蒂统治期内诞生的，约于公元前65年前后安装在黑海南岸；中国的第一部水车是其后不久、约公元前30年制造的。这两个日期靠得太近了，水车无论是从西亚直接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直接传到西亚，都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由它们之间某一未为人知的中间发源地传往两地。欧亚各地区的这种相互影响，是古典时代这些世纪里地方贸易和长途贸易全面繁盛的结果。 贸易的进行主要是通过穿越欧亚大陆中部的陆路和环绕欧亚大陆边缘的海路。这两条总的路线绝不相互排斥，也不相互独立。大部分货物的运输既靠陆路，也靠海路；通常是埃及和印度之间取道海路，印度和中国之间取道几条陆路中的某一条。此外，各条陆路和海路均处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如果走某一条路线费用太高，或者极不安全，那么，通常就会使贸易转向其他路线。 海上贸易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便已进行。埃及商人大胆地顺着红海航行到东非，沿着地中海东部海岸航行至黎巴嫩。同样，苏美尔商人顺着波斯湾、沿阿拉伯半岛航行，而印度河流域的商人则以至今尚不清楚的某些方法，努力向西行进，直到和前者建立联系，其地点可能是波斯湾的巴林群岛。但是，所有这些早期航海者与克里特岛上那些既能在陆上、又能在水上生活的米诺斯人相比，仅仅是一些外行水手。米诺斯人是古代伟大的海上贸易者，他们往来于地中海两端，成为这一内海至高无上的主人。 随着亚该亚人和多利安人的入侵，这一范围广泛的贸易活动逐渐停止，地中海东部的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中。最早恢复克里特岛人的贸易活动的是腓尼基人。这个操闪语、沿地中海东部狭窄的海岸平原定居下来的民族，很快发展起繁盛的中介贸易。他们向东来的商队大宗买进没药、香料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各种工艺品，从海外国家进口各种金属、兽皮、谷物、橄榄油和奴隶；而他们自己则制作精致的家具、珠宝饰物、金属器皿和纺织品运销外地。其中纺织品占主要地位，是用他们自己畜养的羊身上的毛织成的，并用从沿岸海生介壳动物中提取的负有盛名的紫红染料加以染色。 在发展贸易的过程中，腓尼基人逐渐制造出一种由好几排水手划桨的船。这种船速度快，适于越来越向西推进的远航。公元前11世纪，他们开始向爱琴海外扩展，到公元前9世纪末，他们已进入地中海西部，并在非洲西北岸、西班牙南岸、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建立起商业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甚至还大胆地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远航到英格兰的康沃尔，因为那里盛产他们一心追求的锡。 从约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后期，腓尼基的水手和商人控制了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大部分。从那以后，希腊人在人口压力的刺激下，以竞争者的面目出现了。他们首先设立贸易站；土地资源适宜的贸易站，后来发展成为农业移居地。尽管殖民者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实践，但这些移居地相当程度上并不受后者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希腊的一个主要移居地是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里建有许多殖民地，以致这一地区后来被称为“大希腊”。在大陆上，希腊人向北推进，远到那不勒斯，在那里，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移民伊特鲁斯坎人建立了联系。在地中海西部，希腊人在西班牙东北部和法国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根据地，马西利亚（马赛）是他们在那里的主要殖民地。最后，希腊人发现黑海地区是一块自由地，刚进入那里时，他们曾为寒冷、多雾的气候所阻挡，但最终还是大批地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经济上可获得很好的机会：黑海本身提供了每年一度成群洄游的金枪鱼；此外，希腊人用自己制造的货物，可向居住在相当于今日俄国南部的土著西徐亚人交换到各种原料。到公元前5世纪，整个黑海流域已为繁荣的希腊贸易站和移居地所环绕。 当希腊人在海上一帆风顺时，波斯人正在营建最后从尼罗河流域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虽然波斯人原居山区，对海上的事一窍不通，但为了促进其东部省区和西部省区之间的交往，对开辟航线的事仍很关心。他们利用其臣民中有航海经验的腓尼基人和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来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派一个叫作希拉克斯的希腊水手率领一支探险队，于约公元前510年从印度河起航，驶往位于红海入口处的阿尔西诺。波斯人还计划从尼罗河到红海开一条运河，似乎还为这一计划的实现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大大地繁荣起来，无论贸易额还是贸易活动的地理范围，都超过了已知的过去。希腊、腓尼基、阿拉伯和印度的水手们川流不息地往返于印度、波斯湾、埃及以及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之间。 帝国创建者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们延续着波斯人所开创的事业，方式是派遣更多的探险队，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长。他们还在红海沿岸建造了一连串的港口，货物可以通过这些港口由陆路运送到尼罗河，再装船顺尼罗河运到亚历山大港。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诸港口起航，紧靠海岸线西行到阿拉伯半岛；再西绕半岛，抵达目的地亚丁或穆哈。在那里，他们与希腊和埃及的商人相遇；后者用自己的货物交换前者的东方货物，再将东方货物经由红海沿岸诸港口运往亚历山大港。 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东西方之间贸易大发展的序幕。这一大发展于公元前不久开始，约持续了两个世纪。贸易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对中亚的影响不断增长。中国人不仅打通了若干陆上商路，而且还使获取地区间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丝织品——变得更为容易。中国在这方面所起的确切作用将在后面阐述陆上贸易时论及。贸易大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括整个地中海区域以及欧洲中部和西北部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得到了加强，出现了所谓的“罗马治下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里，过去一直阻碍贸易的土匪和海盗行径已绝迹，关税壁垒也几乎全都消除。此外，帝国的富庶也促进了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由于富裕的罗马统治阶级喜爱奇特的外国货，又有钱购置。 因此，罗马人与所有邻近地区——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莱茵河对岸的日耳曼、多瑙河对岸的达契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贸易都很兴旺。这对欧亚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过，影响最为重大的，还是和东方的贸易交往。东西方贸易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公元前1世纪某希腊水手的发现分不开。他发现，季风可用来加快轮船来回横越印度洋的速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重新发现，因为阿拉伯水手似乎早在希腊人之前便已知道这一情况。季风一词就是从阿拉伯人的季节一词派生来的）。每年10月至来年4月，东北季风即冬季风从印度吹向东非，6月至9月，西南季风即夏季风以相反风向从东非吹向印度。现在，水手们可以顺风直接横渡大洋了，再也无须花费很多时间紧靠宽阔、弧形的海岸航行。一个商人从罗马旅行到印度，包括陆上穿越埃及的时间，只需16个星期就够了。 “罗马”商人多半是希腊人和叙利亚人，他们不仅进行这样的旅行，有些人还永久地在印度各城市定居下来；这已为印度的文献资料所证实。“罗马”商人随身携带的主要是金币，此外还有玻璃、铜、锡、亚麻布和羊毛织品等，用来换取胡椒及其他香料、棉纺织品、宝石和他们最需要的、经由陆上丝绸之路运至印度诸港口的中国丝织品。有几个更富有冒险精神的“罗马”商人，还进一步东越印度，于公元2世纪和3世纪到达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然后经马六甲海峡抵达河内，进而终于和中国取得了直接联系。 就陆上贸易而论，其盛衰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护状况。当大部分陆路处于某种权力强有力的控制下时，贸易就繁荣；反之，当社会一片混乱时，贸易就衰萎。这一模式，只要观察一下这些世纪中贸易的发展趋势便可明白。由于技术进步以及文明和帝国扩大，显然，总的趋势是贸易量上升。不过，在这一总趋势中，也时有升降波动，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例如，在欧亚西部的西徐亚帝国、欧亚东部的中国诸朝代和囊括欧亚大部分陆地的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帝国强大，商路安全有保障，贸易便获得迅速发展。 比如说，西徐亚人就与希腊人在黑海北岸的一些城邦有着充满活力的贸易往来。西徐亚人用奴隶、牛、兽皮、毛皮、鱼、木材、蜂蜡和蜂蜜去交换希腊人的纺织品、酒、橄榄油和各种奢侈品。同样，中国人沿着从中国西北部经中亚直达黑海和黎凡特诸港口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来回贩运各种商品。中国主要出口丝织品，也出口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石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以及来自罗马诸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 公元2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和中国社会动乱迭起，这一繁盛的陆上贸易渐渐衰弱。7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整个中东，随后，又扩张到中亚，给了陆上贸易以巨大打击。在阿拉伯人于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击败了唐朝军队之后，整个中亚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巨大的伊斯兰帝国此时成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以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障碍，而不是桥梁。最后，随着陆上道路的关闭，贸易转移到大陆周围正开始由阿拉伯水手和商人控制的海上。直到13世纪蒙古人征服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整个欧亚大陆，才有了重新打开陆路，从而为中世纪的马可·波罗及其同行商人扫清道路的可能。 综上所述，尽管贸易方向发生过各种转变，但有一基本事实始终未变；这就是古典时代与早先的古代时期大为不同，其贸易范围大为扩大，贸易额巨幅增长。不管是在地中海、阿拉伯海，还是在欧亚大草原的某些地带，其贸易范围都不再限于单个地区，而是随着货物经由海陆两路从欧亚大陆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而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 三、文化联结 商业联结和文化联结既不是互不关联的，也不是彼此独立的。希腊文化传播整个东方，主要是靠追随亚历山大军队东进的希腊商人。同样，印度佛教传布到中国的过程也可以沿着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了解到。不过，各种文化运动也都有它们自己内在的动力，并非完全依靠商人和商路。公元前2千纪末期发明的简单的字母文字，就是影响除中国以外整个古典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那时以前，只有少数书吏能够阅读和书写美索不达米亚的结构复杂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第一个字母文字系统是由西奈半岛的闪米特商人发明的。他们用自己所通晓的一些埃及字符来标示辅音，但又用许多别的符号来标示单词和音节，因而，他们的文字未能发展成为严格的音标文字。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字母文字的出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使智力交流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从前仅囿于祭司和官吏的那个圈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书吏对这种新型文字自然是取回避的态度，几乎直到公元以前，他们都一直使用自己传统的文字。中国因与世隔绝，也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这种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两种文字结合而成的，经过几次改进，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欧亚其他地方，都采用字母文字，只是采用时稍许作了些变动，以适合各自不同的语言。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哪里，在城市统治集团与农民群众之间，随文明的到来而不断扩大的裂缝虽然没有被完全弥合，但多少都缩小了。享有特权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这种现状一般是支持的，因而，遭到了那些头脑简单的书吏的反对，书吏们煽起了某种骚动。这种骚动不仅使政治受到影响，也使文化受到了影响。印度著名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赫鲁在其著作《世界史概览》中给他十多岁的女儿英吉拉·甘地写一系列的信时，承认了这种骚动的重大意义： 肯定存在一股席卷整个世界的思潮，一股对现状不满且憧憬更美好事物的思潮。不要忘了，伟大的宗教创立者们总是追求更好的事物，总是试图改变他们的人民，提高他们，并减轻他们的痛苦…… 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各文明中显著的总体文化模式是，诸地方文化瓦解，被整合进拥有独特语言、宗教和社会制度的新型区域文明。对这些文明来说，交换有形的货物比交流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化要容易得多。纺织品、香料和各种奢侈品到处可用、悦人心意，而祖先崇拜、种姓等级制度和城邦一超出它们的发源地就成了不合时宜、不受欢迎的东西。因而，在欧亚大陆的这一改组时期，地区间的商业联结通常比文化联结更广泛，更有影响。 不过，文化联结也的确在发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如希腊文化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它曾从希腊世界向东传播到亚洲，向西传播至欧洲。此外，将近古典时代末期，还兴起了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佛教；这些宗教不是要求任何一个团体，而是要求全人类皈依它们。 先考察希腊文化。“Hellenism”（希腊文化）一词是从希腊语单词“Hellas”（希腊）派生而来。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传播整个中东，主要是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和印度河流域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东征。正如下一章将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仅在亚历山大生前维持了数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帝国即为他手下的将领所分割，以后，又为西方的罗马和东方的帕提亚人所瓜分。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希腊在军事上占据优势，从而为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和各种专业人员成群地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立的许多城市（这些城市往往是以这位伟大的将军的名字命名的）铺平了道路。这些城市从最著名的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到最东面的亚历山大城即阿富汗的科贾特，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 虽然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居民多数没有希腊化，但典型的城市基本上都希腊化了，都有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官、议会和市民大会。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古希腊共同语成为整个中东的共同语。有许多希腊移民和当地妇女结婚，因为亚历山大本人就以身作则，娶了一名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并于印度战役之后，安排了3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还招募波斯士兵入伍，他本人还穿戴波斯君主的袍服和头巾，采用波斯朝廷的礼仪。 尽管希腊文化的传播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它并没有在中东留下永久的印记。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文化的影响仅限于希腊殖民者居住的城市和一些希腊王朝的宫廷所在地。虽然有些本土民族也受到了影响，但真正受到影响的几乎仅囿于少数上等阶层。广大农村甚至许多城市的绝大多数人，仍继续说自己的语言，崇拜自己的神。因而，希腊文化并没有深深扎根，未能在它的一些移植地永久地幸存下来。当中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前来时，他们没费多大事就将希腊文化的这些小岛制服了。所以今天，希腊语言和文化仅幸存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本土。 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很低。若不是这一原因，希腊文化对该地区的长远影响，会由于当地文化的竞争力较弱而更为持久。 早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人就已受到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地的影响，但直到3世纪起，也就是罗马人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希腊文化的中心地带时，他们才感觉到希腊文化的全部力量。这时，罗马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了直接交往，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主厨。当上层阶级的罗马人耳闻目睹成熟老练的希腊臣民们的绚丽辞藻和高水准辩论时，他们的眼前就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智识世界。 希腊人给罗马上层家庭当私人教师，讲授希腊语言、修辞学、哲学和文学。到公元前1世纪，送年轻的罗马人到雅典或罗得岛的哲学学校去受教育，已是很普通的事。在文学领域，罗马人最初只是翻译或模仿希腊原作，不过渐渐地，他们开始改以自己的生活为主题。 希腊对罗马和帝国其他城市的外观也有很明显的影响。希腊的陶立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这三种建筑形式都被采用了，不过罗马人的建筑物往往规模更大、装饰更华丽。因而，意大利的城镇和中东的一样，开始呈现处于希腊艺术和建筑的影响之下的相同外观。实际上，罗马人对文明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将希腊文化据为己有，适度改变，然后传播给从未直接接触过希腊文化的不同民族——高卢人、日耳曼人、不列颠人和伊比利亚人。 比希腊文化的影响要持久得多的是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影响。基督教和大乘佛教于古典时代后期从各自的发源地中东和印度向外扩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争取到了整个欧洲，佛教赢得了大部分亚洲。这两大宗教取得成功的原因可从它们共同具有的某些特点中找到。一个特点是，它们都着重于灵魂的拯救，允诺来世可获得永恒的幸福。另一特点是，都坚持平等主义；其团体的大门向所有请求加入的人敞开，不论是男子或妇女、富人或穷人、自由人或奴隶，都一视同仁。最后，都强调很高的道德准则，强调要灵魂得救就必须遵守这些准则；这一要求加上有效的教会组织，使这两大宗教能对虔诚徒众的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这些特点在古典时代较后几个世纪里特别吸引人。在那几个世纪里，社会动荡、道德混乱，尤其在大城市，情况更是如此。城市里许许多多人感到无家可归、漂泊无定；对这些人，基督教和大乘佛教提供了安慰、保护和指导。当彼拉多问“真理是什么”、表达出时代的绝望情绪时，宗教给予了回答。因而，最早皈依基督教的都是些地位低贱、无所归依的人，这并非偶然之事。同样，大乘佛教的最大胜利是在中国，在汉朝崩溃之后全国处于混乱阶段、人世间的一些问题似乎找不到解答时取得的。 实际上，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特点，正是应时代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在基督教赖以发生的犹太教，或者后来分裂出大乘佛教的原始佛教中，则均没有这些特点。 犹太教是约公元前12世纪崇奉耶和华为民族之神的犹太人的地方性宗教。“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应崇拜上帝而不可敬拜别的神。”这是耶和华《十诫》中的第一条，原意不是说耶和华是世界上唯一的神，而是说，他是以色列子孙的唯一的神。这一时期犹太教徒的信仰与其说是神秘和超俗的，不如说是社会和伦理的。用一位犹太先知的话来说，耶和华对仪式和祭品满不在乎，他关心的只是，人类应该“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为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 但是，从公元前6世纪起，犹太教徒被波斯人和其他统治者的宗教信念所影响，改变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此外，他们也受到了许多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方的犹太人的影响，后者长期受希腊文化的熏陶，试图用希腊哲学的术语来解释犹太教。因而，犹太教徒逐渐汲取了有关来世的观念——顺从上帝的意志，就可以升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反之，将堕入地狱，遭到永久的惩罚。 基督教并没有立刻对分布广泛的各色人群产生吸引力；在耶稣生前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久，基督教只是一个犹太教派。是保罗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保罗生于小亚细亚的塔尔苏斯城，是一位希腊化的犹太人。他大胆地否认耶稣仅仅是犹太教徒的救世主，认为仁爱的上帝差遣他的独子耶稣来人间是为了要他替全体人类赎罪。因此，基督教不再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发展成为一个新宗教，一个既为犹太人又为非犹太人信奉的宗教。保罗的做法使基督教从此以后不仅能吸引少数犹太人，而且能吸引整个罗马帝国千百万非犹太人。 因此，尽管这一新宗教遭到官方的持续迫害，但仍壮大起来。公元313年，基督教终于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公布米兰敕令而得到宽恕，392年，被罗马帝国接受为国教。罗马帝国崩溃后，在600年至800年间，基督教由传教士传布到英格兰和日耳曼诸民族；在800年至1100年间，传布到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诸民族。以后，随着欧洲的扩张，又由传教士和移民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的发展情况同基督教有点相似，正如第六章中将要提到的，它始于印度人对种姓等级制度和婆罗门祭司阶级的剥削的独特反抗。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是贵族出身，因对自己周围见到的种种不幸深感苦恼而舍弃优裕舒适的家庭，去过四处漂泊的苦行者生活。终于在似乎受到天启的刹那间，达到了彻悟的境界，从此被称为佛陀，意即“觉悟者”。 佛教的核心是四大真理：（1）人生是苦的；（2）苦的原因在于欲望；（3）只有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4）要做到这一切，只有通过“八正道”。“八正道”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以涅槃为终极目的。所谓涅槃，意译为“空”“灭”。 佛陀并未打算建立一个新宗教，但他死后，弟子们布讲他的教义，并建立了一些开始对佛教起决定性影响的寺院团体。这些团体的理想是通过苦修身心最终达到神秘的涅槃境界。尽管对僧侣们来说，这一点是令人满意的，但它却忽略了俗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因而，与“希那衍那”（小乘佛教）相对立的“摩诃衍那”（大乘佛教）逐渐发展起来。大乘佛教在包容一切这一意义上说，是“大”了，它除了吸纳人们改信大乘以前的某些宗教思想外，还兼容并包了更多前佛教时期的印度思想。它稍微改变了原先偏好默祷的做法，开始采用一些较易于领会、奉行的戒条。于是，只要有信仰，甚至只要有一个不动脑筋、表示信仰的举动，如念叨佛陀的名字，灵魂便可得救。涅槃的含义也改变了，至少对那些境界较浅的信仰者来说，涅槃仅指天国中的来世，而天国是很有可能进入的，只要乐善好施便行。 大乘佛教从强调修道生活、苦行主义和默祷改为注重施舍行为、虔诚信仰和灵魂救赎，所以，对于非印度民族来说，它比小乘佛教更合口味，尽管两者都赢得了印度以外的皈依者。佛教在公元前3世纪时，首先流行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北部的边远地区。公元前1世纪时，传入中亚和中国，先是通过商人，以后又靠印度传教士和最得力的中国皈依者，后者在印度研习佛教，然后回国努力说服同胞信奉佛教。他们取得了很大成功，据说，到公元4世纪末叶，中国西北部90%的居民都信奉佛教，到6世纪时，中国南部的居民也跟着信奉了。接着，佛教又从中国进一步向其他地方传播：公元4世纪时，传入朝鲜；6世纪时，传入日本。在此期间，分裂为大乘和小乘两大教派的佛教还流行于东南亚。像上述这种情况，在以前或以后的任何特定阶段都未发生过，它体现了这一地区历时许多世纪的普遍印度化的一个方面。 佛教取得这些成功后，在许多国家里衰落下来。在中国，约700年时，佛教臻于极盛，但此后受累于内部的腐败和政府的敌视。佛教的兴盛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使众多的僧尼脱离国民经济，这一切引起官方的妒恨及随之而来的迫害。据官方记载，841年至855年间，有寺院4600余所和祠庙4万余个被拆毁，有僧尼26万余人被勒令还俗，和寺院奴隶约15万人一起，重新成为纳税户。佛教经过这次打击后，再也没有复兴过，以后，它跟道教和儒教一样，仅仅成为中国信仰诸说融合论者感兴趣的“三教”中的一个。同样，在印度，佛教最终让位于再度盛行的印度教。所以如今，在佛教发源地，实际上已找不到佛教信徒。不过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许多地方，小乘佛教至今仍居支配地位。 尽管佛教在其极盛时期以后相对而言衰落了，但在古典时代末期和中世纪初期，佛教仍是亚洲居支配地位的宗教。它广为流行于除西伯利亚和中东之外的亚洲大陆，从而使这块巨大区域的文化整体化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它在亚洲发挥伟大的文明教化作用，就跟同时期的基督教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佛教带给许多民族的不仅是宗教信仰和一套伦理规范，而且还有文字体系、建筑式样，以及伟大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其他一切特征——这些也是由传教士在传布佛教时传到大陆各地。同样，在欧亚大陆另一端，基督教传教士带给野蛮的日耳曼和斯拉夫诸民族的，除了基督的教义外，还有罗马文明和君士坦丁堡文明。以上所述，就是这些强有力的“文化联结”对欧亚诸民族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一直是首创精神的中心。正是中东，在那一段时期里对人类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如发明了农业、冶金术、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帝国组织等。但是，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只有一个领域除外，那就是宗教。不仅犹太教，而且还有琐罗亚斯德教，都根源于中东。虽然后者如今只有印度的少数帕尔西人信奉，但在波斯帝国处于鼎盛期时，它对中东有过可观影响。 佛教在印度和中国 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始于古典时代，而起联结作用的，部分是商业，部分是文化。佛教是一个在文化交流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一点，从一个名叫玄奘的中国僧人的以下经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于公元629年至645年间访问了印度的许多寺庙。当他在那烂陀寺（Nalanda Monastery）宣布自己决定返回中国时，僧人们的反应是发人深省的。* 那烂陀寺的僧人听到玄奘的决定后，纷纷请求他留下来。他们说：“印度是佛陀的诞生地，虽然他已离开尘世，但他的许多遗迹依然存在。世间还有什么比依次寻访佛陀遗迹，崇拜佛陀、歌颂佛陀更令人愉快的呢？况且，中国是微不足道的野蛮人待的地方，这些野蛮人都鄙视宗教，鄙视［佛教］信仰。这就是佛陀不诞生在那里的缘故。中国人心胸狭隘、冥顽不化，圣人和贤人都不去那里。那里气候寒冷、国家破败，你必须三思而后行啊。” 法师（玄奘）回答说：“佛陀创立教义，是为了将教义传布到所有地方。谁愿意独享佛法？谁愿意忘记那些不曾受到教育的人？再说，在我的祖国，官员穿戴威严，法律人人遵守。皇上公正，臣民忠诚，父母慈爱，子女孝顺，人伦正义深受尊崇，老人贤人备受爱戴。还有，中国人的知识深不可测，他们的智慧不逊鬼神。他们效法上天，知道如何计算七个天体的运行；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确定了一年的四季……如此这般，你们怎能说佛陀没去我国是因为我国无足轻重？” 不过，事实依然是，在古典时代，除了这些宗教及其有关的教派外，中东已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时形成并在许多情况下留存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先前欧亚大陆外围区域的产物。因此，以下三章主要论述这些区域的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考察这些文明之前，我们应注意到，欧亚大陆诸伟大宗教的影响，至今依然可感。比如说，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教导，对处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各民族来说，依然很有意义。孔子曾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圣经·旧约》中，先知弥迦也发表了同样的伟大见解，这一见解如今已成为联合国的座右铭：“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诸伟大宗教所具有的这一共同意义，在1986年10月27日明显地显示出来，因为这一天，它们的代表一齐参加了教皇保罗二世主持的“世界和平祈祷日”。以下不但是其他信条中的一些选段，而且也是他们祷辞中的一些选段： 佛教 愿代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基督教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犹太教 我们的上帝在天堂。和平之主将会同情和怜悯我们，将会同情和怜悯地球上所有祈求他的同情和怜悯的民族。让我们祈求和平，追求和平。 非洲万物有灵教 万能的上帝啊，您是我们打结时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拇指，您是能劈开大树的咆哮的雷电，您是站在高处能看清地面石块上留下的羚羊脚印的洞察一切的主。您毫不犹豫地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反应。您是和平的基石。 美洲印第安人 在抽烟的时候，我会邀请我的家人和你我一起分享；现在，我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以感恩的心情来为今天、为世界和平祈祷。我祈祷，不管是在家庭内、在部落里还是在自己的国家中，我们都能为和平祈祷、为和平努力。我为在孕育万物的大地上行走的所有兄弟姐妹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