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典文明的终结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罗伯特·洛佩兹 古典时期，伟大的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文明，在欧亚核心区居统治地位。然而，边远地区的游牧民，最终践踏了这些文明，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帝国貌似坚固的外衣下，潜伏着必将导致衰微和最终崩溃的祸根。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使古典文明在3世纪至6世纪遭到蛮族的猛烈冲击。 游牧民的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因地而异。中国北部和印度北部虽遭蹂躏，但仍保持了各自独特的文明；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因与游牧民族相距遥远而得以幸免；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势力强大，足以击退侵略者；而西方却长期屡遭日耳曼人、匈奴人、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因此，旧秩序遭到破坏的程度比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远为严重。然而，反讽的是，正是这种破坏，成为西方在近代世界上居首位的基本原因。因为在旧文明的废墟中，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更能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需求的文明。本章旨在分析为什么古典文明会衰落，以及为什么西方会是一个例外——它渐渐开创了一条走向世界统治地位的新路。 一、古典文明的衰落 如上所述，诸古典文明衰落的基本原因在于它们的生产技术相对停滞不前，而这又使生产率低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描述了这种技术发展的停滞状态： 史前至近代初期，技术上缺乏重要发明的情况是很引人注目的。近代史开始时，世界拥有的几乎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已为历史发端期的人们所知晓……史前一定有某个时期……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样，技术进步，发明众多。但是，在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这种盛况却不复存在。 凯恩斯的看法是完全成立的。事实上，文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已明显成熟。正是在这一时代，人们发明了带轮子的车、帆船和犁，发现了冶金化学工艺，计算出准确的阳历，学会了怎样使用畜力和利用风力。城市革命后，这一急速发展随即受阻。以后几千年中，只有三大发明具有重大意义，能与早期的发明相媲美，它们是：铁、字母和铸币。意味深长的是，这三者都不是发明于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而是发明于束缚较少的边缘地区，即高加索山脉的边沿地区和爱琴海沿岸的商业城市。 除这三大发明外，这一时期的进步都以更早期的发现为基础，只不过是进一步提高原有技术，或扩大其应用范围而已。尽管这些不大的改进能产生极大的效益，但在许多情况下仍被人们所忽略。例如，上古时期用于套牛的挽具，当时被用来套马，这样，马在拉重物时容易窒息，结果至少浪费了马匹三分之二的力气。直到中世纪，一种合理、实用的挽具才被发明。在此之前，马匹仅用于运载较轻的货物，而沉重的货物则靠人拖运。在描绘建造金字塔和寺庙的古代雕刻品中，成千上万的人搬运石头的场景便可证明这一点。再如，公元前1世纪，在小亚细亚和中国出现了水磨。这一发明对长时间从事碾米劳动的妇女和奴隶来说，可能是一个大大节省劳力的装置。可是，直到4世纪，罗马才建造水磨，而且即便那时，水磨也较为罕见。 意味深长的是，唯有战争能将古典文明从其生产技术的昏睡状态中唤醒。希腊人发明了精巧的带有棘轮装置的石弩，靠滑车驱动的轮式攻城车，以及所谓“希腊火”（公元8世纪），即一种能有效地烧毁敌船和攻城器械的燃烧剂。但这些发明显然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解决诸古老文明的基本经济问题。 既然新发明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只有靠开垦荒地，或靠征服和剥削来增加财富。但是，未开垦的土地毕竟有限。富饶辽阔的地中海盆地，由于日益严重的大面积土壤侵蚀，已不再是主要的产粮地，这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同样，帝国也不可能无限扩大，因为有些严格的界限，凭借他们的军事技术水平是无法突破的。于是，当军事和官僚机构急速发展，给生产力造成过大压力时，必然会出现报酬递减的情况。如前所述，一种恶性循环由此开始。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两个佳例，对此我们掌握了较多的信息。捐税提高，贫困增加，激起了城乡的暴动，从而招致蛮族入侵。最终，不是内部起义成功，就是外来侵略得逞，或两者兼备。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国历史的周期性。一位历史学家分析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最后着重强调了它的技术落后。他说： 不应忘记，罗马帝国在技术上比中世纪欧洲更为落后。农业上，它通常采用一种耕种和休闲交替的休耕制，潜在的最肥沃的土地很少得到利用。这时，马轭还没有发明，只得用牛耕地拉车；水磨虽已出现，但似乎数量很少，一般用手推磨，靠牲畜和人力碾磨谷物。然而，技术如此落后的农业，却要支撑起一个比中世纪任何国家都要庞大得多的野心勃勃的上层建筑。没有一个中世纪王国像罗马帝国那样，既要供养一支专业常备军和拿薪水的官僚阶层，又要负担土地贵族和教会的开支。 历史清楚地表明，只有发展技术，为帝国大厦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但是，技术却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统治集团只知道剥削现有的财富，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更多的新财富。从建造金字塔、通灵塔、大教堂和宫殿所消耗的大批人力、物力上可以看出，统治者从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但是，技术革命除了需要有效的组织和高压统治外，还需要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而所有的农业文明都未能得到这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它们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原因。 奴隶制的普遍存在，是造成技术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使用奴隶从事劳动，一般比设计、制造新机器简单，成本也更低廉。因此，那时的发明家制造某些新装置，通常不是为了节省劳力，而是为了娱乐，或为了进行宗教仪式。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时期的希罗用他掌握的有关蒸汽动力的知识，制造出一种能打开圣堂大门的装置。同样在这一世纪，罗马皇帝韦斯巴芗禁止使用一种廉价的可竖起石柱的机械，并说：“让我为普通百姓提供点食物吧！”尽管这种情感也许是值得称赞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却使古典时期帝国的城市变成了乡村的寄生虫，而不是产业中心。 另外，奴隶制对劳动持否定态度，也阻止了技术的发展。劳动既然是奴隶的事情，自由民便以此为辱。即使在奴隶制不很盛行的文明地区，这种轻视劳动的观念依然存在。在中国，人们热衷于蓄长指甲就是例证。社会阶层等级分明，自然导致上层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而奴隶制只不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述的那样：“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们既不从事手工业，也不经商，因为这种生活毫无高贵可言，对性格的完美是不利的。”公元65年，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给卢齐利乌斯的一封信中，对体力劳动表示了同样的轻蔑，认为，体力劳动者应当“俯首垂目，毕恭毕敬”，他写道： 众所周知，有些东西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记忆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让充足的阳光透过透明的玻璃照进房间；浴池下层结构及其嵌在墙上的管道，能发出热量，使池内上下水温相等……还有速记，它能记下最快的演讲，手舌并驾齐驱。但所有这些都是最卑贱的奴隶发明的。哲学则处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训练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导师……是的，我说，她绝不是一个为庸常所需而制造工具的手艺人。 正是这种哲学家与工匠的分离，阻止了欧亚大陆诸文明的技术发展。因此，也正是哲学家的有条理的思维与工匠的实践经验及传统知识这两者的相互影响，使西方在近代完成了伟大的科学和工业革命，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明显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观念，这种相互影响在诸古典文明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高雅的知识分子没有兴趣，而下层工匠又缺乏动力。 这种技术上的停滞状态，说明了近代以前几千年中，欧亚大陆帝国历史周而复始的原因。各帝国兴亡的模式基本相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加以突破，以达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因而，由此形成的反复循环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工业社会迥然不同。W. W. 罗斯托在以下这段话中描写了在英国以工业革命开始划时代的、开拓性的“起飞”以前，诸农业文明所具有的这一共同特征： ……技术上的种种限制规定了农业文明无法突破的最高限度。这些文明并不缺乏发明、革新和某些较高的生产率，但它们对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确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认识能使发明成为多少有点规律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过去遗留的特别成就的继承…… 由于生产率的这一最高限度，仅食物生产就占去了75%甚至以上的劳动力，而收入除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消费外，绝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或低生产性开支，如建造宗教纪念碑和其他纪念碑，从事战争，以及维持那些地租支配者的奢侈生活。至于穷苦百姓，或为了土地你争我夺，或把偶尔剩余的一点收入挥霍在铺张的婚礼或葬礼上。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与人们易得到且能领悟的有限的见识相适应，社会结构则趋于等级化…… 二、蛮族的入侵 3世纪至6世纪是欧亚大陆普遍遭受入侵的时期，这时的入侵不亚于公元前2千纪使用青铜和铁制武器的入侵。正如公元前2千纪的入侵完成了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的过渡一样，3世纪至6世纪的入侵结束了古典文明，宣告了中世纪文明的到来。 游牧民的迁移方向一般是自东向西，因为欧亚大草原的地理坡度使大草原西部水源较充足、土地更肥沃，吸引着东方的游牧民。主要的入侵路线都起自北京附近，沿着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走廊，止于中欧匈牙利平原。这也就是为何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抵达今匈牙利后，不再四处迁移。他们以匈牙利为基地，袭击周围各欧洲国家。 诸文明中心和周围游牧民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长，是导致入侵的基本因素。在许多文明中心，游牧民被当作奴隶或雇佣军使用，而这一点，常常是帝国京都内的军事政变或蛮族雇佣军的部落同胞入侵的起因。诸游牧民族逐渐定居于帝国边境邻近地区，是导致入侵的另一因素。游牧生活向农业生活的转变，通常使人口增加，经济、军事力量增长；当帝国的弱点为入侵提供获胜希望时，这种新的军事力量就会被釆用。入侵还常常是一系列爆炸性反应的最终结果。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 由于侵略范围遍及欧亚大陆，所以遭受侵略的民族非常多。中国汉朝、印度笈多王朝和伊朗萨珊王朝都遭到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攻击；突厥——蒙古人通常又被称为匈奴人。罗马帝国因地处这条入侵线路的西端，除了时常遭受周围蛮族的进攻外，还遭受沿线各民族的进攻。这些侵略者包括日耳曼部落、伊朗人、波罗的——斯拉夫人、维京人和突厥——蒙古人。 侵略所造成的后果和入侵者成分一样多种多样。在中国，公元220年，曹丕篡汉，汉帝国灭亡。接着，出现了三个独立的王国：长江以北的魏国、南部的吴国、西部的蜀国。相争几十年后，魏的权臣于265年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即晋朝。晋朝统一了整个中国。316年，一批新的入侵者占领中国北半部，晋王室南逃至南京，从那里统治长江流域及汉族人居住的南部地区。从此，中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直到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为止。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史学家称这几个世纪为“乱世”。 我们以后将看到，与中国情况相似的西罗马帝国在政治、文化和种族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中国北方却没有发生这种变化，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蛮族侵略者。当时的北方乃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此，能够吸收并同化游牧民而不用经历根本变革。其实，在这几个动乱的世纪里，为了躲避蛮族的劫掠，许多中国人由北方移居南方，所以，不但北方仍是中国的北方，而且南方也已中国化了。因而，北方的部分野蛮化因中国文化的向南扩张而被抵消，从而，为中国从北到南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样，589年，当隋朝重新统一全国时，中国又恢复了正常的历史进程，具有同汉代时一样的独特中国性。 匈奴蛮族 公元3世纪至6世纪间，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被蛮族入侵者所践踏。在以下节选的文章中，中国史学家班固描述了征服汉帝国的匈奴游牧民。* 匈奴人居住在北方，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饲养各种动物，其中以马、牛和羊居多；诸如骆驼和驴之类的其他动物，数量相对少些。他们经常迁徙，去寻找水和牧草；他们没有城市、住宅或农田。不过，土地却在不同的部落群体之间进行划分。 匈奴人没有任何书面语言，因而所有的协定或承诺均由口头做出。小孩子们学习骑羊、射鸟和射松鼠。当他们再长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射狐狸和兔子。肉类而非谷物是他们的主要食物。所有体格健全的男子都是技术高超的弓箭手和各自部落的骑兵队成员。 在正常情况下，当日子相对好过时，匈奴人靠照料牧群谋生，并通过捕猎来扩大牧群。当生活较为艰难时，所有的男子就学习打仗的本领，积极准备发动进攻。可以说，这就是匈奴人的天性。如果敌人相距较远，他们便使用弓和箭，如果敌人近在咫尺，则改用刀和矛。当他们确信会获胜时，便发动进攻，但如果他们认为战况于自己不利，便逃之夭夭而不以为耻。他们总是唯利是图，不懂得讲究诚信和礼仪…… 从君王到普通百姓，所有的匈奴人都以动物肉类为食，以动物毛皮为衣，将动物毛皮改制成服装。年轻强壮的人享有吃最好食物的优先权，而上了年纪的人只能吃一些残羹剩菜。他们高度评价年轻和力量，轻视年老和虚弱。父亲去世后，儿子将娶其继母为妻。同样，如果哥哥死了，弟弟可以娶其嫂子为妻…… 单于（统治者）清早要朝拜东升的旭日，傍晚要膜拜月亮。在座位的安排上，坐在左边、面朝北方的人最受尊重。死者被埋入棺中，并陪葬以金、银和衣物。但是，坟墓上不用树作标志，送葬者也不穿丧服。一旦单于驾崩，大约100名宠臣和爱妾将被处死，好让他们的灵魂伴随单于。 在军事战斗中，匈奴人仔细观察月亮的大小。当月亮大而亮时，他们就发起进攻，当月亮小而暗时，他们就撤退。如果匈奴士兵杀死一个敌人，就会被奖赏一杯酒，外加他从被杀者那里获得的任何有形的财产。如果他俘获了一个男人或女人，那么俘虏就成为他的奴隶。因此，在战场上，所有的匈奴士兵都为自己的物质目标而勇敢地作战，他们就像饥饿的兀鹫一样向自己的物质目标汇聚。不过，如果遭到挫折，他们又像流云一样迅速散开。他们最得意的战略是先把敌人诱入一个预先安排好的地方，然后将其包围。战斗之后，将死亡战友尸体带回家的战士将继承死者所有的物质财富。 至于印度，遭受侵略的时间要晚得多：中国陷于“乱世”之际，笈多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不过，5世纪时，东支匈奴人，即所谓的“白匈奴”，渡过奥克苏斯河，向南推进，到达印度；西支匈奴人则越过俄罗斯平原，挺进欧洲。在匈奴人的猛烈进攻下，笈多王朝于6世纪前半叶崩溃。有关后半个世纪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只知道阶段性的入侵仍在继续。另外，大规模迁入印度的移民，其人数之多足以组成新的文化和社会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拉其普特人，这是一个勇敢坚强的民族，印度西北部的拉其布达纳区即以其名称命名。拉其普特人属军事贵族，不久被吸收成为印度刹帝利种姓，即武士贵族。他们为信仰印度教而感到莫大的自豪，曾一度统治了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区。实际上，直到19世纪，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一个杰出的民族。 拉其普特人的经历意义重大，有助于说明印度尽管经受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动乱和侵略，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侵略者被盛行的种姓制度所同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适应了印度的文明，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因此，同中国一样，印度在经历了动乱时期之后，又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它在古典时期形成的文明虽有轻微的变动，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日耳曼人和匈奴人在西方 不过，欧洲的情形恰恰相反，这里发生了巨变，而不是调整。这一地区的入侵者以日耳曼人为数最多，他们占领了中欧和东欧，即从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从莱茵河到俄罗斯平原的广大地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较重要的是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这些部落一般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使用极为相近的语言，彼此之间都能沟通。但对罗马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部落的统一意识非常薄弱。他们像反对他们共同的仇敌一样，相互间你争我斗，因而使罗马帝国能如此长久地幸存下来。 这些日耳曼民族的制度和风俗，应当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它们成为西方新兴文明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描写成畜牧民族，他们以牲口的数量来估计财富。事实上，偷牛是引起他们内部争斗的主要原因。日耳曼人的社会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最上层为世袭贵族，通常是大地主；大多数日耳曼人是自由民，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没有土地的人只好当佃农，替贵族劳动；最底层是既非自由民又非奴隶的阶层，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但不能被单独出卖。这种奴役形式同罗马帝国的隶农制相似，是中世纪盛行于西欧的农奴制的雏形。 在日耳曼部落，主要权力来源于自由民大会。如果有“王”的话，“王”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指挥作战的军事首领的产生亦如此。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通常根据继承权来选举“王”，但选举军事首领则依据他们在战场上的英勇和能力。日耳曼人的主要武器，是一种又长又直的宽尖双刃剑，多用于砍杀，而不是刺杀。青年人经过正式仪式，便获得了佩剑的权力，中世纪由扈从晋升为骑士的仪式就起源于此。每位杰出的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轻的随员，即一支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这种制度有助于后来封建制的形成，因为封建制正是建立在骑士对封建领主忠诚的基础上的。 塔西佗一方面把日耳曼人描写成贪婪的食客、粗暴的酒鬼和玩命的赌棍，另一方面又盛赞他们高尚的道德标准，并将这些道德标准奉为罗马人的典范。他还强调了日耳曼人的慷慨大度，殷勤好客。严冬时节，日耳曼人喜欢成群结队地走门串户，挨家逐户地逗留，直到吃光主人家所有的食物为止。这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情景，作为封建权益的一部分，国王或贵族应邀连续许多天参加为他和他的随从举行的宴会。 日耳曼部落中的妇女们比起罗马帝国中的妇女们，其处境要好得多。塔西佗提到，日耳曼妇女继承并控制财产，而且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都享有和丈夫不相上下的地位。“据传说，妇女们使已经动摇和屈服的［日耳曼］军队重整旗鼓。” 塔西佗还提到，日耳曼妇女积极参与部落事务。“人们甚至还相信女性具有某种预知未来的神力，从不会轻视她们的意见，也不会认为她们的答复不很重要。”因此，日耳曼部落中妇女的境况比同时代罗马妇女和后来中世纪妇女的境况要好，因为罗马妇女被限制在家庭中，而中世纪妇女则须按照基督教教义，做到虔诚和顺从。 早在公元前1世纪，这些日耳曼人就开始进逼罗马帝国的边境。不过，当时罗马军团十分强大，稳守边境毫不费力。随着帝国的衰微，军队受到削弱，罗马人对边境的控制也频频告急。因而，只得采取外交手腕，调唆一个部落反对另一个部落。同时出于无奈，还让成群的日耳曼武士驻扎在罗马境内，以此作为他们反对境外其他部落的报酬。罗马人能控制他们的盟友多久，这种政策就能维持多久。4世纪，当他们不再能控制其盟友时，闸门便被冲开。 进攻是由令人胆寒的新侵略者——匈奴人——发起的，欧洲人对他们闻所未闻。他们可怕的外貌以及精心设计的恐怖政策，使罗马人和日耳曼人闻风丧胆。当时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体态奇形怪状，相貌奇丑无比，不由使人认为他们是双足野兽……” 一经激怒，他们就奋起作战，排成楔形队形，发出各种狂叫声，投入战斗；他们敏捷灵活，有意分散成不规则队形，兵锋所至，杀戮骇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他们乘坐着大篷车，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自己的起源，因为母亲怀他在一处，生他在遥远的另一处，抚育他又在更远的一处。 很明显，是其他游牧民迫使匈奴人离开他们的发源地——中亚牧场，向西迁移，并于372年渡过伏尔加河。在俄罗斯平原，他们迅速击败最东边的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胁迫邻近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寻求避难。西哥特人在亚拉里克的率领下，进军意大利，并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这一事件在当时轰动整个帝国，但不久之后，洗劫罗马城的事件又再度发生。 最后，西哥特人在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的第一个日耳曼王国。匈奴人步西哥特人之后尘，在匈牙利平原建立基地，由此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诸省。452年，他们在令人畏惧的首领阿提拉的率领下，突然出现在未设防的罗马城门前。据说罗马教皇利奥一世说服了匈奴人的这位首领，罗马城方幸免于难。不论怎样，阿提拉的确没有攻城而是掉头北上。一年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他死于动脉破裂，身边还躺着一天前刚和他结婚的日耳曼公主。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随即崩溃，匈奴人从此从欧洲历史中消失。 不过，匈奴人的大肆破坏，粉碎了罗马帝国对西部诸省的控制，实际上，这时日耳曼部落可以随意越过边境，移居帝国境内。汪达尔人渡过莱茵河，经由高卢和西班牙，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从新建的基地出发，他们转而由海上进攻，455年，一支汪达尔人远征队洗劫了罗马城。与此同时，勃艮第人占领了罗讷河流域；法兰克人则正在高卢北部扩张，并深深扎根于那里；407年，当最后一批罗马士兵撤离英格兰时，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迅速侵占了该地。当地的凯尔特族居民逃进苏格兰和威尔士山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此成为英格兰的主要民族。正是在这些相继崛起的日耳曼王国的控制下，西罗马帝国崩溃了。476年，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日耳曼人首领奥多亚塞废黜，这一事件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终结。 欧洲事态的发展，至此乃世所周知。西罗马帝国同中国汉王朝和印度笈多王朝一样，最终屈服于蛮族。而且，6世纪时，帝国的崩溃给西方造成的后果，似乎与中国的情况相同。589年，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大约与此同时，法兰克国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似乎也在重新统一欧洲。 法兰克人起源于莱茵河下游，5世纪时由此移居高卢北部。在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中，他们只充当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直到墨洛温王朝的国王当政时，才成为西方最强大的民族。墨洛温王朝最杰出的国王是克洛维（481—511年在位），他联合法兰克各部落，打败罗马人、拜占庭人和西哥特人，把从比利牛斯山脉经高卢到德意志的大片领土统一到一起，形成王国。克洛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皈依了天主教，这不仅使他赢得教皇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当地高卢——罗马人的援助。墨洛温王朝似乎很有可能重建西罗马帝国，并通过增加莱茵河东岸法兰克人的领土，扩大帝国的版图。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同样具有恢复帝国的雄心。在西罗马帝国土崩瓦解的同时，东罗马帝国却因强大的海军势力、丰富的财源以及首都的险要位置而安然无恙；它的首都位于欧亚两大陆间的海峡的岬角上。虽然蛮族的侵略摧毁了罗马城，但君士坦丁堡却幸免于难。实际上，在1453年被突厥人攻克之前，它又存在了约1000年。在那些世纪中，东罗马帝国发展起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由希腊、罗马、基督教及东方诸成分混合而成的文明。为了强调这一独特性，东罗马帝国通常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如此命名是因为，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在古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西部诸省成为一些日耳曼王国后，拜占庭皇帝的宗主权自然只限于原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即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这种限制是查士丁尼大帝（527—565年在位）所不能接受的。查士丁尼血统上虽是伊利里亚人，感情深处却是西方人。他用拉丁语说话、思维，决心收复西方领土，恢复原罗马帝国。他的一位将领贝利萨留率领一小支装备精良的部队，一年内就占领了北非的汪达尔人王国。他还从西哥特人手中夺回了西班牙东南部；经过18年的艰苦奋战，又征服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这样，20年间，几乎整个地中海又变成了罗马的一个湖。查士丁尼说，他希望“上帝将罗马人因怠惰而丧失的那片帝国领土授予我们”。 四、蛮族对西方的不断入侵 但是事与愿违，西方并没有步中国之后尘，相反，一股新的侵略浪潮粉碎了法兰克人和拜占庭人刚刚形成的脆弱的帝国结构，使西方再度陷入混乱和分裂之中。蒙古内部的动乱又一次迫使避难的游牧部落沿着入侵欧洲的路线向西行进。就像他们的匈奴祖先一样，这些在西方开始被称为阿瓦尔人的蛮族以匈牙利平原为基地，向四面八方发起袭击。他们把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赶到了意大利（568年）；伦巴第人又把拜占庭人从亚平宁半岛上的大部分地区驱逐出去，从而粉碎了查士丁尼恢复原罗马帝国的梦想。阿瓦尔人还迫使斯拉夫部落向南进入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则占据了从亚得里亚海到黑海的广阔地带。 8世纪时，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重新点燃起西方恢复帝国统一的希望之火。克洛维的继承者们命运悲惨，他们被称为“庸王”，即“一事无成的国王”。不过，占据了“拥有实权的下级”职位、意志坚强的宫相们却维持着王国的团结。其中以外号“铁锤”的查理·马特最为杰出，他从714到741年，一直在幕后执政。他的最大功绩是，在图尔战役（732年）中打败了侵占北非和西班牙，且已挺进法兰西南部的穆斯林军队。 马特的儿子即矮子丕平不甘心充任“一事无成”的国王的宫相，于751年废黜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创建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加洛林王朝以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名字命名。查理曼是这一家系中最著名的国王，在768年到814年的长期统治中，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征服了德意志西北部的撒克逊人，打败了匈牙利的阿瓦尔人，吞并了意大利的伦巴第人王国，迫使穆斯林退回到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地区。到8世纪末，其帝国已从北海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大西洋扩展到东欧的斯拉夫地区，查理曼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为他举行加冕称帝仪式，以承认他的最高地位。据查理曼的秘书和传记作者叙述，加冕那天，集会的民众大声高呼：“生命和胜利，永远属于伟大上帝的受冕者，罗马人温和的皇帝查理·奥古斯都！” 这一情景说明，人们仍抱有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但这也只能是梦想。查理曼死后不久，来自南方、东方和北方的新侵略浪潮又淹没了整个欧洲。在南方，穆斯林海盗和冒险者征服了克里特岛和西西里岛，袭击了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给海上贸易以严重破坏。在东方，来自中亚的另一支游牧部族马扎尔人，于895年到达匈牙利平原，他们仿效前匈奴人和阿瓦尔人，侵袭了周围各国。 北欧人即维京人的侵略范围最广。相对于陆上的游牧民来说，他们就是海上的游牧民。维京人制造了一种船来代替马匹，这种船吃水浅，速度快，灵活性强。挪威的维京人正是乘这种船向西航行，到达冰岛、格陵兰岛和北美洲的。他们和从丹麦来的同胞一起，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西海岸，甚至强行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劫掠了地中海两岸。由于瑞典东面临海，这里的维京人渡过波罗的海，到达俄罗斯一些河流，并顺流而下，经入海口，进入里海和黑海。 这样，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起初，8世纪末和9世纪，他们只是一味掠夺，并摧毁了无数寺院和城镇。北欧人乘坐那种吃水浅的船，能溯河而上，进入遥远的内地，因此，很少有地区幸免于难。当时的教堂里，常可听到这样的祈祷：“啊，上帝，把我们从这些北方人的惩罚下拯救出来吧！”到10、11世纪时，维京人开始在海外地区定居下来，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但是，无论他们定居何处，最终都被原有的基督教国家所吸收并同化。例如，法兰克国王为进一步防止维京人的劫掠，于911年承认他们的首领，并授予他所谓的诺曼底公爵的称号，诺曼底一词源于定居那里的北欧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罗伦的后代之一，就是征服者威廉，他于1066年成功地侵占了英格兰。 与此同时，加洛林王朝在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三面夹击下土崩瓦解，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黑暗的时期。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似乎从未有过如此悲惨的现状，面临如此凄凉的前景。 五、西方的巨大例外 纵观这些标志着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的侵略活动，很明显，欧亚大陆各地区所受的影响迥然不同。由于地理上相隔遥远，侵略者鞭长莫及，中国南方和印度南方均未受到侵扰。拜占庭帝国因擅长外交、财源丰富、海军强大，几个世纪内成功地击退了一批又一批入侵者——日耳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波斯在萨珊王朝时期，反对外来侵略也很成功，萨珊王朝是在公元226年取代帕提亚人王朝的。萨萨尼亚人唤起波斯民族的自尊心，恢复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组织穿戴沉重的铠甲的骑兵部队，统一了全国。因而，波斯能击退奥克苏斯河沿岸游牧民的进攻浪潮；但同拜占庭的战争弄得双方两败俱伤，皆轻易成为即将到来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牺牲品。 如前所述，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的遭遇并不太好。两者均遭到蛮族的蹂躏，不过都保存了各自在古典时期形成的独特文明。因此，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汉代的中国人，若在公元8世纪初复活，那么一定会感到非常舒适、自在。他们将发觉当时的唐朝与过去的汉朝大致相同，他们会注意到两朝语言相同、儒家学说相同、祖先崇拜相同，以及帝国行政管理相同，等等。 这使西方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显得更为突出。如果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于1000年、1500年或1800年在欧洲复活，他们将会为居住在这一古老帝国许多地区的诸日耳曼民族，为崭新奇特的生活方式而大吃一惊。他们将会发现有几种新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取代了拉丁语，上装和裤子代替了古罗马人的宽外袍，新兴的基督教接替了古罗马诸神；他们还会发现，罗马的帝国结构已为一群新的民族国家所替代，古老的谋生之道正受到新的农业技术、新的贸易、新的行业的挑战；这种新贸易是与世界上一向无人知晓的地区进行的贸易，而种种新行业则使用一些无须传统的人力畜力驱动、可节省劳动力的奇特机器。 这无疑说明，只有西方的古典文明被永久湮没，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接替。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明，或是免遭侵略（如印度南方和中国南方），或是击退了入侵者（如拜占庭和波斯），或是遭受侵略，但却幸存下来（如中国北方和印度北方）。唯独在西方，古典文明被砸得粉碎，无法复原，尽管在这几个世纪内，曾多次有人力图恢复。 恰恰是这一独特性，使西方在近代跑到了世界的前列，因此，对它的起因必须予以重视。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技术停滞不前是诸古典文明结构上的一个主要弱点。那么，既然所有的古典文明都具有这一弱点，为什么只有西欧的文明会垮掉呢？ 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像其他地区如中国那么富饶。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出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东亚就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5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中国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吸收并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实际上在所有游牧民族的进攻中都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的近邻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因此，西欧出现了独特的结局——罗马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毁灭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 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 但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重新变得生气勃勃。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都由此传播出去。但是，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就在于中东的古代文明经历公元前2千纪的侵略后幸存下来，而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古典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一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从而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