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

不，在世界走向末日和毁灭之前，人类不可能看到可与这一灾祸相比的灾难……这些人［鞑靼人］对任何人都没有一丝怜恤，他们虐杀妇女、男人和儿童，剖开孕妇之腹，戕其胎儿。

——伊本·阿西尔

（穆斯林历史学家，1160—1233年）

1000年至1500年的500年中，最为惊人的发展是，突厥人和蒙古人从辽阔的原居住地中亚向四处扩张。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历史成就是，他们共同改变了游牧民与文明之间的传统关系。几千年来，游牧民们一直居住在文明地区的外围地带，贪婪地艳羡着文明民族的繁华。但是，随着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征服，这种传统的平衡状态发生了急剧变化，游牧民成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统一者和主人，而不仅仅是草原上的动物饲养者。

在这几个世纪中，突厥人和蒙古人耀武扬威，几乎占领了除遥远的边缘地区日本、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这些令人震惊的扩张明显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突厥人兴起。突厥人先是充当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随后便统治了这个王朝。他们赋予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以活力和侵略能力，并击败拜占庭和印度斯坦，将其疆土扩张到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部。第二阶段，即13世纪，蒙古人开始入侵。蒙古人不仅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而且侵占了穆斯林中东，从而突然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1300—1500年），蒙古帝国崩溃。蒙古帝国的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为伊斯兰教突厥人再度进入基督教欧洲和印度斯坦扫清了道路。

本章将一一叙述这三个阶段，以及它们对整个世界历史的意义。

一、突厥人的入侵

突厥人是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种族群体。他们都因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共同联结在一起。虽然他们是一个种族上混杂的民族，但一般说来，他们看上去更像高加索种人，而不像蒙古种人。到6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从蒙古草原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从8世纪起，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罗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突厥人对奥克苏斯河对岸杰出的阿拔斯王朝的反应，同日耳曼人对莱茵河对岸的罗马帝国的反应极为相似。首先是文化上的影响：野蛮的突厥异教徒屈服于高级文明的诱惑，皈依了伊斯兰教。与此同时，如同以前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的军事机构一样，突厥人开始进入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具有高度灵活性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素质，在哈里发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渐衰弱，突厥雇佣军同日耳曼雇佣军一样，变成了主人而不是仆人。他们在巴格达废立统治者，并将哈里发们相继监护起来。大约970年，突厥民族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越过边境，进入穆斯林地区，不久便独揽了那里的政权。1055年，当哈里发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卢尔·贝伊为“苏丹”即“有权力的人”时，这一政权被正式承认。尽管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实际的统治者从此便是突厥人苏丹。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下，伊斯兰教帝国的边境这时进一步扩张到两大地区。

一个地区是小亚细亚；几个世纪以来，小亚细亚一直是基督教拜占庭势力抵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多次进攻的堡垒。但是，1071年，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这一战役是中东历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先前受腐败的拜占庭官吏剥削的小亚细亚农民，这时欢迎突厥人的到来，感到松了口气。因此，11世纪至13世纪，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而且一直存留到现在。此外，拜占庭因小亚细亚的丧失，变得内部空虚；小亚细亚作为一个行省，过去曾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税收和大批军人。君士坦丁堡这时就像一个架在枯瘦躯体上的大脑袋。因此，1453年君士坦丁堡衰亡的原因应追溯到1071年。

在塞尔柱人向西推进到小亚细亚时，其他突厥人也向南打开一条出路，朝巨大的宝库印度进军。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他以阿富汗的加兹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向印度地区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此后，旁遮普一直是穆斯林地区。马哈茂德热心于捣毁印度教徒的神庙，砸碎他们的偶像，因而得一绰号“偶像破坏者”；他的这一热心以伊斯兰教信条为基础：对神作任何肉眼可见的描画，都是有罪的。马哈茂德及其追随者受极端的伊斯兰教一神论的激励，来到印度，不仅为了掠夺，而且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消灭他们。另外，这里还涉及社会冲突问题，即两个不同社会的冲突：一个社会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以种姓制度为基础，而这一种姓制度又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因此，正是从这时起，这里开始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斗争，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跟在马哈茂德后面的还有来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入侵者。他们向南挺进至古吉拉特，向东进入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攻占了德里，并将德里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首都。在这些战役中，佛教寺院被破坏，大批僧侣遭屠杀，以致佛教在其发源地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突厥人之所以能不太费力地征服一个人口远远超过他们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印度人还在使用过时的军事战术。这些战术在1500年前对抗亚历山大时即已被证明是无效的。印度步兵通常是一群涣散的暴民，而他们自吹自擂的象队，对抵抗穆斯林骑兵毫无用处。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样具有破坏作用，而且是一个更为致命的弱点，它使参战的人仅限于“刹帝利”，即武士阶层。其他人都未经过训练，而且对作战也毫无兴趣，这主要是因为阶级分化将压迫者地主同农民分隔开来，使社会等级更加支离破碎。因此，人民大众或是采取不关心的态度，或是欢迎侵略者，信奉他们的宗教。这种情况后来反复多次出现。在现代，英国统治者能像前突厥人苏丹那样，从德里统治印度，原因也就在于此。

二、成吉思汗的征服

在突厥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遥远的蒙古，有位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开始他的征服生涯；这一征服最终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的形成。成吉思汗（也可拼成Chinggis、Chingis、Jenghiz等），原名铁木真，生于1162年，是一个较小部落首领的儿子。铁木真9岁时父亲中毒身亡，结果，这位未来大汗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部落政治这门复杂的艺术，除了自身的勇猛外，还兼具忠诚、狡猾和无情的背叛这些不同的品性；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能克服早年的低下地位，在转而反对自己的首领并消灭所有对手之后，最后能将操蒙古语的不同部落统一在一起。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得尊号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现在，他能够满足野蛮的游牧民族的征服和掠夺欲望。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在这方面，成吉思汗与在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没有任何区别。那么，为什么只有他注定成为欧亚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呢？这个问题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作为一个蒙古人，成吉思汗没有其他游牧征服者——主要是突厥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蒙古各部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不过100万人，这最多只能为他提供12.5万名军人。以如此有限的兵力，他怎能成为近乎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成吉思汗首先靠的是所有游牧武士都具备的一个内在优势——即他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一系列战斗行动的不断演习。这些武士身穿毛皮衣服，外备新马作为补充，能在极少休息、进餐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据说，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他们用皮袋装水；皮袋没有水时，又能充气供游泳渡河时使用。他们通常靠农村供养，不过必要时，也喝马血、马奶。从小学到的打猎技术，使他们能控制长距离飞奔的马群。蒙古人最喜欢的战术是假装溃逃，诱使敌人一连好几天追逐他们，结果只能是受骗中计，遭到伏击、全军覆没。其他战略战术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或者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给人以大部队在行军的假象。

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大型混合弓，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内杀死敌人。这是蒙古骑兵使用的一种可怕的武器；他们能在骑马飞奔时射出所配备的30支箭。其他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有一支带挂钩的长矛和一把钉头锤。蒙古马仅在空旷的牧区吃草，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也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这使它们虽然体格不很高大，但却非常能吃苦，且适应性强。成吉思汗还进一步用多半从汉人那里学来的新技术和新装备来加强自己的军队。因此，成吉思汗为无与伦比的骑兵射手增加了攻城武器；这种武器在攻占带有防御工事的城市时，是必不可少的。

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战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他们还派间谍散布蒙古势力强大，任何抵抗都无济于事的谣言，使敌人士气低落。战斗中，他们采用恐怖战术，以削弱敌人的士气。他们强迫战俘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且攻城时稍遇抵抗，便将全城居民屠杀殆尽。

即使拥有军事天才和最佳的战争机器，如果不是恰好出现在适当的历史关头，成吉思汗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征服者。若在汉朝或唐朝，统一强大的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止他；最强盛时期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也能阻止他。但是，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力量对比却完全不同了。中国这时已分成三个小国：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党项人建立在西北的西夏王朝。中国的西面，是建立在绿洲城市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基础上的喀拉汗国；喀拉汗国西边，奥克苏斯河畔，是穆斯林王国花剌子模，再往西就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但是，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这时均处于衰落时期。

1205年至1209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迫使它成为附庸国。1211年他进攻中国的北方，占领了长城以北地区，然后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流域。到1215年，他已劫掠占领了北京，而且得到了那些知道如何围攻城市的中国人和知道怎样开发和管理农业社会的外国人的帮助。按照自己的总体战略，成吉思汗此时转而进攻周围游牧部落的领土。1218年，成吉思汗灭西辽，至此他已接近了花剌子模边境，并于1219年至1221年占领了这个国家。富饶且古老的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巴尔赫均惨遭抢劫，居民们被大批屠杀，只有熟练工匠幸免于死，被送往蒙古。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西夏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再次指挥对西夏王朝的战役，并获得胜利。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即1227年，他去世了。遵照遗嘱，他被埋葬在他生前选择的家乡的一棵大树下。为了确保坟墓的位置不被发现，护送尸体到现场的人全被杀害。

三、蒙古帝国

汗位空缺两年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为大汗。在位期间（1229—1241年），他继续对欧亚大陆两端约相距5000英里的中国和欧洲征战。在中国，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宋兵顽强抵抗，战争持续了45年，最终南宋亡国。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奉命率兵15万人向西进攻欧洲。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城镇，其中包括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到1238年3月，拔都已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但他担心春雪可能将骑兵困在泥泞中，因而突然撤兵南下。

两年以后，1240年夏，蒙古人从高加索基地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到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蒙古人对当地居民极为残暴，当时一位僧侣记载说，幸存者寥寥无几，他们“非常羡慕死者”。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年春，蒙古传来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在此建立汗国；因其帐殿金色，故名为金帐汗国。

窝阔台的继承者们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和取代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中国，蒙古人同中国人的大规模战斗打打停停地持续了数十年，最后，1277年，蒙古人占领了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华北的北京。然后，他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

与此同时，其他蒙古军队在中东横冲直撞，于1258年占领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据说除少数技艺高超的工匠被送往忽必烈的朝廷外，该城的80万居民大多被屠杀。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蒙古人继续向埃及和北非进击，从而完成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征服。不过，1260年，埃及马木留克军队却在巴勒斯坦出人意料地大败蒙古人。这次失败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中东开始由军事胜利走向衰败，就像其在日本和爪哇的类似失利标志着它在远东的衰败一样。由于不能进一步扩张，蒙古帝国便迅速瓦解，其瓦解几乎同其建立一样迅速。

四、蒙古帝国的衰落

蒙古人衰败的基本原因在于，相对于被征服民族，他们人数太少，过于原始。正如普希金所说的那样，蒙古人是“没有亚里士多德和代数学的阿拉伯人”。因此，他们一旦下马，定居下来享用掠取物，就很容易被同化。在这方面，蒙古人与阿拉伯人迥然不同：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为其属国人民所乐于采用，并成为帝国统一的强有力的纽带。蒙古人没有阿拉伯人先进，丝毫不具备这种优势。恰恰相反，蒙古人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其帝国创立后不久即崩溃的根本原因。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的决定，恰好表明了这一同化过程。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里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国式的皇帝。作为大汗，忽必烈只是蒙古各汗国名义上的君主，其实他的权力仅限于中国。最初，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曾与他争夺大汗王位，经过四年的斗争，忽必烈才取得胜利。后来，他的控制着突厥斯坦的堂弟海都也与他争位，从而引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因此，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是由于文化上受到同化，而且还由于王朝内部的争斗。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变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以大不里士为都，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伊儿汗一词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尊伊斯兰教为国教，这反映并促进了伊朗——伊斯兰教环境对蒙古人的同化。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自行其是，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以后，只有蒙古本土的那些蒙古人仍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他们接受佛教的影响，渐渐湮没无闻。

甚至马可·波罗在伟大的忽必烈手下供职时，便已预见到了蒙古的衰落；这说明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马可·波罗在描述自己的游历时，对蒙古人被其所征服的民族所同化的情形作了如下重要分析：

关于真正的鞑靼人［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我所告诉你们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大大地衰退了；因为那些定居中国的人以近乎崇拜的方式接纳了这个国家的习俗，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习俗；而那些定居黎凡特的人则接受了萨拉森人的习俗。

五、突厥人的复兴

由于蒙古人人数极少，他们不断地招募大批突厥人入伍。然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迅速地崭露头角，就如同蒙古人入侵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中那样。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这时在为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势或垮台。其中最著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为泰摩兰。他于1370年占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因此，每次战斗之后，他都要送回满载战利品的车队，以及工匠、艺术家、占星术家和文人。鼎盛时期，帖木儿帝国的疆土从地中海延伸到中国；他在1405年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他去世之后，其帝国的分裂比蒙古帝国还要快。

继帖木儿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穆斯林突厥人势力在印度和拜占庭的扩展。13世纪，在蒙古人的威胁所构成的压力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只加强自己在印度北部的地位。14世纪，随着这一威胁的消除，他们开始向南扩张，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印度半岛三分之二的领土。接着，在帖木儿的侵袭结束后的一个时期里，印度北部和中部出现了几个小国，这些小国由突厥人统治，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来恢复德里苏丹的统治。同时，伊斯兰教势力对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扩张，引起印度教教徒的反抗。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伽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整个印度地区。这就是16世纪，当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时，这里所存在的分裂状况。

其时，在中东，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损害拜占庭的情况下，使伊斯兰教的疆土不断扩展。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时，进入该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定居下来，那里距分隔欧亚两洲、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峡不到50英里。1299年，这些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摆脱塞尔柱君主的统治，宣布独立，并将他的国家从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以其名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人征服的第一步，是占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由于基督教农民对拜占庭当局的不满，以及从中东各地蜂拥而来、同基督教异教徒作战的伊斯兰教武士的大力支援，1340年，这一征服宣告完成。接着，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立一个要塞。他们选择了一个几乎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进军欧洲。这时，敌对的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诸国间的对立，将巴尔干半岛弄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些国家均处于衰落时期。另外，同小亚细亚的农民一样，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民也对统治者不满。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分裂，它即使愿意，也无法援助巴尔干半岛各国；何况，天主教教徒和东正教教徒之间早已存在着隔阂，他们并不愿意予以援助。这便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扫清了道路，事实上他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一大好时机。

1362年，土耳其人占领阿得里安堡，1384年，夺取索非亚，从而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后，1402年，帖木儿打败并俘虏了他们的苏丹，随后几十年，他们被迫转移。但是，帖木儿的统治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他的去世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得以重建他们的统治，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成为多瑙河以南、除威尼斯控制的几座沿海堡垒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的主人。

六、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的意义

1000年至1500年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的一个结果是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这一力量对比中，伊斯兰教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15世纪末叶，当西方开始海外扩张时，伊斯兰教已在陆上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中亚除东部边缘地区外，全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将开始实际上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在欧亚大陆外，伊斯兰教正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非洲大陆的内地。它从北非沿海地区穿过撒哈拉大沙漠传入西非；在这里，许多黑人穆斯林王国蓬勃兴起。同样，它从东非沿海一带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其中包括基督教努比亚王国；这一王国后被伊斯兰教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东南亚。在这里，同在非洲和其他地区一样，皈依伊斯兰教比较容易，因为这一新的宗教仪式简单，适应性强。一个人若想成为穆斯林，只需反复念诵这样一句话：“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通常，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仅仅加了伊斯兰教仪式，便被接受，并变得神圣。因此，这一宗教信仰的传播不是靠剑，而是靠商人们不引人注目的工作；这些商人通过学习当地居民的语言，接受当地的习俗，同当地妇女通婚，改变自己新的亲属和商业伙伴的信仰，来争取当地居民。到15世纪末，伊斯兰教已向东最远传到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若把东南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主要的穆斯林中心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是那些贸易交往最为活跃的地区：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在这5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欧亚大陆，使其领土几乎增加两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7、8世纪，在初期扩张阶段，伊斯兰教已将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而在晚期扩张阶段，它又使整个印度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内海。这意味着当时，尤其是1295年波斯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以后，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都是沿着穆斯林所控制的陆路或水路运输的。因此，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虽然蒙古帝国使欧亚大陆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早期和晚期扩张阶段中的一个插曲；而在这一时期，阿拉伯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伊斯兰教的继续扩张，还使它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中东的势力。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现在印度半岛之所以并立着巴基斯坦和印度，穆斯林政治集团之所以在东南亚影响甚大，伊斯兰教之所以成为非洲的一股强有力的、迅速发展的势力和在全世界有10多亿信徒的信仰，原因皆在于此。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还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内那种相互得益的交流。众所周知，在技术领域里，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导致了一连串中国发明的传播，其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炼铁高炉等。在伊儿汗国统治的波斯，也可看到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的情况；波斯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中服役时，曾去过波斯。我们还知道，有位名叫傅梦之的人曾在波斯传播中国的天文学原理；中国医生曾在伊儿汗朝廷里工作；中国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欧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中。在首都大不里士，聚居的意大利商人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从他们中间征募了一些使者和翻译，让他们肩负着各种使命前往欧洲。其中当然有马可·波罗，他在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到波斯、同伊儿汗国的大汗结婚以后，继续向威尼斯航行。

因此，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起了使欧亚大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紧密地融合为一体的作用。当时的中国观察家汪力（1314—1389年）已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展现在自己眼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融合作了如下非凡的叙述：

……四海之内已成一家，文明到处传播，不再有任何障碍……许多人［新到中国的人］忘记了自己的故乡，快乐地生活在我们的江河湖泊之间。他们在中国定居很长时间后，有些人上了年纪，子女也增多了；由于远离故土，他们不再要求以后葬回故乡。无疑，各民族之间的兄弟关系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由这种相互得益的交流提供的机会，仅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欧亚大陆所有其他文明都过于一成不变。最初，伊斯兰教世界似乎很容易适应和改变新的东西。尽管伊斯兰教有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原始背景，但却非常善于借鉴已被确认的伟大文明，创造出新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但是，在伊斯兰教教义与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也存在极深的隔阂。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大力支持古代经典作品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与他完全不同，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将所有科学的、哲学的推断都当作异端邪说和无神论来加以排斥。

从人们开始相信寻求上帝比了解自然更为重要的意义上说，这是经院哲学的胜利。这种经院哲学在蛮族入侵后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也很盛行。当时罗马教皇对智力活动已起决定性影响，神学被公认为各门科学的“皇后”。如今，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蛮族——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的一系列入侵，出现了同样的发展情况。在这里，如同在西方一样，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为了得到救助和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但在西方，经院哲学最终受到挑战并被取代；而在伊斯兰世界，它却一直居统治地位至19世纪末。

伊斯兰教著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其著作《哲学的矛盾》中，猛烈地攻击了整个世俗学派。他认为，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本源，人们应该运用智力来领悟到：必须用对上帝的信赖来摧毁和取代自信。正统派反应的程度在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他最先将历史看作关于诸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而不是当时传统的编年史和有关某一事件的记录。然而，这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思想家却把哲学和科学当作无用和危险的东西来加以排斥。他说：

应该明白，哲学家所持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自然哲学的问题对我们的宗教事务或日常生活来说，无关紧要，因此我们不必加以理会……任何研究它［逻辑学］的人，只有在完全掌握宗教法规，且研究了《古兰经》的解释和法学之后，才应从事这项工作。不懂穆斯林诸宗教学科的人，是不应致力于此项工作的，因为缺乏这一知识的人，几乎无法躲避其有害面的侵蚀。

因此，在伊斯兰世界中，智力的发展与创新停止了；在欧洲诸大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伊斯兰教学校却满足于死记硬背权威性的教科书。800年至1200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到16世纪时，这种差距已经消失。此后，西方迅速发展，突然跑到了前面，而伊斯兰教世界则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西方和欧亚大陆其他文明之间，也呈现出类似的差距。原因很简单，只有西方实现了趋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均被伊斯兰教征服，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之中。中国虽然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并于1368年将他们驱逐出去，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优势感——一种对外国以及蛮族的所有东西近乎本能的敌意和轻蔑。1480年，俄罗斯也取得了推翻蒙古统治的胜利，但长久的创伤依然存在。这个国家已拒绝西方吹来的清新之风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而且，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

在这一般格局中，唯独西方是个例外。只有西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新文明立即表现出自身的优越性，不仅传入欧亚大陆，而且传遍全球。如前所述（第八章第五节），蛮族侵略的毁灭性冲击，是形成西方这种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让新观念和新制度得以生根、繁荣。后面几章首先介绍位于伊斯兰教世界两侧的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儒家文明，然后分析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革命的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