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的千年制造了灭绝;中世纪的千年努力[在西方]则制造了文艺复兴、现代社会,最终制造了自由世界。 ——威廉·卡罗尔·巴克 拜占庭是欧亚大陆的历经蛮族侵略而幸存下来、从古典时代不间断地持续到近代的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这段完整的、持续了1000年的历史,最终意味着废弃和灭绝,尤其是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拜占庭在地理位置上最易遭受攻击,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这种命运。例如,中国仅西北部面临蛮族的侵略,它地处遥远的欧亚大陆东端,19世纪中叶之前,连好战的西方都一直无法侵入。拜占庭则相反,它不仅遭到来自多瑙河北岸的蛮族的一系列侵略,而且遭受了好扩张的西方的进攻;蛮族的侵略同威胁中国的侵略相类似,而西方的进攻则是取威尼斯商人和诺曼底骑士的形态进行的。与此同时,拜占庭还遭到了来自复兴的东方的袭击,首先是来自波斯萨珊王朝的入侵,然后是来自穆斯林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侵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明持续到1911年,而拜占庭先于1204年崩溃,后又于1261年部分地得以恢复,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直到1453年最终灭亡。 一、拜占庭的出现 没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在帝国统治的连续性和范围方面,能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历史相媲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此城重建为新罗马时,这里已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取名拜占蒂翁,拜占庭是它的拉丁名字。尽管拜占庭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只要蛮族色雷斯人的威胁还存在,并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它就不可能上升到与其地理位置相称的地位。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之下,从而结束了这种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庭变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城时,它的陆疆及水域已非常稳固,在随后几个世纪里,在导致第一罗马帝国灭亡的蛮族进攻之下,它岿然不动。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新角色历时1000年,直到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此后,君士坦丁堡又成为一个新帝国的首都,其疆域随着奥斯曼军队的征服而扩展,即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君士坦丁堡统辖着这一广大地区直到近代;而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便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移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 君士坦丁堡这段显赫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它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险要位置。它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这座城市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且能航行的海峡,所以它由两扇海上大门保护着,可以禁止无论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的通行。拜占庭皇帝为了加强这些天然防御,又在陆上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第一堵墙长4英里;第二堵墙长40英里,宽20英尺,位于第一堵墙西面约30英里处。这两堵防御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这一天然屏障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进口。因此,在拜占庭长达10个世纪的统治期内,这座城市尽管在大部分时间里是遭受围攻的要塞,却得以保存下来。 公元476年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在罗马被废黜之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仍认为自己是恺撒的继承人。查士丁尼一心想将恢复帝国的梦想变为现实,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回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但是,这个刚刚恢复的帝国的寿命却十分短暂。查士丁尼死后不久,一个新的蛮族部落伦巴第人,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同样,在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在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安营扎寨。 在伟大的赫拉克利乌斯皇帝(610—641年在位)的领导下,拜占庭对周围的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迫使他们将所占领的拜占庭领土全部退回。希拉克略又转向多瑙河边境,发现斯拉夫人在此期间已占领并定居于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他只得接受既成事实,为入侵的斯拉夫人指定了一些定居地;作为回报,他们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同意每年纳贡。于是,新来的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居者。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广大地区的斯拉夫人,循着不同的方式发展,形成了四大种族: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再次受到威胁,这次是由阿拉伯穆斯林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构成的双重威胁。阿拉伯人发展了海上力量,并凭借这支力量征服了塞浦路斯和罗得岛,然后,从669年起数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这些保加利亚人已占领了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 拜占庭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与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不过,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拜占庭,因为托罗斯山脉将希腊人的小亚细亚与此时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分隔了开来。这一分隔因最终导致阿拔斯哈里发即位(750年)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动乱而得到加强。由于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到巴格达,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此时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帝国能和平共处。 8世纪时兴起的拜占庭帝国,比查士丁尼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它也显得更加和谐一致。它已去除了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它以这一方式完成了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庭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均由一位将军统治。将军既主管行政,又主管军务。希拉克略皇帝已将行政管理军事化,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了大部分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庭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庭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庭的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像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更为实际可行。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巴西尔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稳定、和谐的时期。拜占庭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被再次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和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宗教的和谐一致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接受了东正教,来换取帝国对他的征服地的承认。以后几年里,拜占庭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制定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就像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拥有一个恭顺的国教是传统、公认的原则。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庭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倾向于闭关自守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下章将要提到的明朝统治下的中国。 三、拜占庭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尔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显赫地位似乎是稳固的、未受到挑战的。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这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不过,在巴西尔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就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拉丁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是拜占庭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拜占庭史学家尼塞塔斯·科尼亚提斯所作的如下描述,揭示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同样也揭示了希腊人对拉丁人的憎恨。* ……我该如何讲述这些邪恶的人所干下的勾当!唉,我们原本应该崇拜的偶像,却被他们用脚践踏!唉,值得崇敬的烈士们的遗骸被扔到了不干净的地方!然后,有人看到了大家都怕得不敢听的事情,那就是圣餐面包和葡萄酒喷溅满地或被四处抛散。他们夺走宝贵的圣盒,将圣盒中的装饰品塞进胸前衣襟,将那些残存的破损的器物用作盘子和酒杯…… 他们亵渎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的言论不堪入耳。用各种贵重材料制成并为整个世界所崇敬的圣坛,被打成了碎片,分发给了士兵们,就像光彩夺目的其他所有宗教财富的遭遇一样。 用稀有材料制成的神瓶和圣器,极其优美、极具艺术性;环绕法庭屏风和讲道台屏风、镶有金子的精制银饰品,做工令人钦佩;它们和门及其他许多装饰品一起,成为战利品,被劫掠一空。骡子和备有鞍具的马给牵到了寺庙的圣殿上。其中有一些骡子和马不能在富丽、光滑的路面上站稳脚,而它们摔倒时,便会遭到刺戳,因此,神圣的路面被鲜血和污物玷污…… 最困难、最费力的事莫过于靠祈祷来使这些愤怒的野蛮人变得温顺善良,他们一听到令人不快的话就会大发雷霆,因此,什么事都有可能使他们勃然大怒。任何想要尝试说服和阻止的人,都会被取笑为疯子或长舌妇。他们时常拔出短剑来对付那些胆敢反对他们或拒绝他们要求的人。 这种悲哀,人人有份。在巷子里、街道上、寺庙中,到处可闻抱怨声、哭泣声、哀悼声、悲叹声,男人们呻吟着,女人们尖叫着,伤害、强暴、囚禁、骨肉分离,充斥着每个角落。贵族们不光彩地四处游荡;那些上了年纪的人眼含热泪;富人们变得贫穷起来。因此,在街道上、角落里、寺院内、书房中,已找不到一处不受攻击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能为这些哀求者提供庇护。到处都布满了各种罪行。啊!不朽的上帝!人们的苦难多么深重,痛苦又多么巨大! 形势陡然逆转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虽然巴西尔二世十分强悍,能够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尔的继承者们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无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庭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庭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来自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庭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庭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后,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逼近将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1071年拜占庭遭受的两大灾难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庭唯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具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结束之后,两位彼此竞争的拜占庭皇帝为了争夺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地将小亚细亚从希腊拜占庭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康尼努斯皇帝[亚历克赛一世](1081—1118年在位)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庭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来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西方基督教世界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他得到的不是自己所想要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一批批难控制的十字军。有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有充分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的。东方基督教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彼此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 这就是被恰当地戏称为“商人东侵”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威尼斯商人的经济计划,西方冒险家对战利品和土地的追求,拜占庭觊觎王位者的甜言蜜语,拉丁人心中对所谓的狡诈、柔弱、贪婪和异端的希腊人的长期不满,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特征;由于贪婪和报复欲望,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偏离了解放耶路撒冷这一原定目标,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兰德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它接连三日遭到冷酷无情的掠夺和屠杀。“即使是萨拉森人,”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说,“也比他们仁慈。”似乎有悖常理的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最终结果是为伊斯兰教统治整个中东铺平了道路。尽管1261年拜占庭帝国得以恢复,但再也没能从拉丁人征服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而是一直处于无依无靠的虚弱状态,直到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为止。 四、拜占庭的灭亡 得胜的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他们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热衷于商业的威尼斯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的道路上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不过,这些新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至死都对他们满怀敌意。而且,拉丁征服者仅在巴尔干半岛的边缘地区占有几块孤立、不稳的小地盘,四周都被敌人包围着。他们不仅面临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相继建立的三个希腊国家:一个位于伊庇鲁斯的阿尔塔,一个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还有一个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尼西亚。其中,第一个国家非常贫穷,难以提供有效的领导;第二个国家又十分孤立。因此,只有尼西亚能凭借它的战略位置、丰富的资源以及有力的领导,组织希腊人抵抗拉丁人的统治。 凭借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结果,1261年,拉丁皇帝和威尼斯殖民者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庄严地迈入首都,在公众的欢呼声中,住进帝国皇宫。 拜占庭帝国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从1261年米海尔·巴列奥略收复君士坦丁堡开始,到1453年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巴列奥略同突厥人作战、在首都城门被杀结束。在这近两个世纪中,恢复后的帝国仅由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两座城市及其周围小块不稳定地区和两个属地组成。这两个属地是伯罗奔尼撒的米斯特拉和小亚细亚北部的特拉布宗。 这个可怜的残存帝国的前景,几乎不比前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的是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依然存在于希腊的诸拉丁小国和北面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包围着。除这些外部威胁外,还有内部危机。这时,帝国在经济上已破产。意大利人对贸易的束缚一直未中断,因此,14世纪中叶,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区的收入是帝国政府关税收入的7倍。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政治上有权势的富人通常能避开增长了的税。为反抗出身高贵的富有贵族,穷人们举行起义,结果,社会冲突使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至1349年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城。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并分配寺院的土地;他们推行参与式民主,允许群众集会,让民众选举官员。他们的政治纲领似乎已受到意大利共和城邦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但是,奄奄一息的拜占庭帝国不可能维持蓬勃发展的西部地区自然兴起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结束了他们的共和政体。不过,这一事件却说明了深刻且普遍的不一致,就像同时代人的以下这段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起义像可怕、残酷的时疫席卷全国,冲击着许多过去曾是温和、稳健的人……于是,所有城市都起来反对贵族……整个帝国处于最为残酷、最为激烈的斗争所带来的痛苦之中……人民动不动就发动武装起义,行为凶暴,因为他们憎恨富人…… 帝国还因宗教纠纷而被削弱。由于希望获得西方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皇帝们已在三个不同的场合(1274年在里昂联合王国;1369年在罗马;1439年在佛罗伦萨)同意让东正教会归顺罗马教皇。这些协议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西方给予的援助微不足道,而拜占庭则因民众激烈反对向可憎的拉丁人作任何让步而进一步四分五裂。“伊斯兰教比罗马教皇更好”,这就是人民大众对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暴行和意大利商人的盘剥给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过去常常声称,他们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占领也不愿接受十字军的入侵,但是到15世纪中叶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土耳其人已大兵压境,随时都可能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不速之客。 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塞尔柱人手中接管并占领了残留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领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到1453年,他们已做好最后进攻被围困的拜占庭首都的准备。 这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已减少到5万至7万。所有能护城的力量,包括一小部分西方人在内,总共不过9000人。仅这些人要守住一道道城墙、修复被敌人大炮轰开的缺口,是远远不够的。而由能干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也有8万人。4月2日攻城开始,在皇帝君士坦丁的英勇领导下,守军屡次击退侵略者,但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在5月29日被攻克。城市陷落后,侵略军连续屠掠三日。当时的拜占庭历史学家杜卡斯在下面这段话中,描绘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历史的结束: 城市沦陷三天后,他[穆罕默德二世]同意放船。于是一条条满载货物、重得似乎要下沉的船离港出航,驶向各自的省市。这些船装载些什么货物呢?有精美昂贵的布料和纺织品;有金、银、青铜、黄铜的制品和容器;有不计其数的书籍;还有战俘,包括教士、俗人、修女和僧侣。所有的船都满载货物,所有的军营帐篷里都关满了俘虏,堆满了以上列举的东西和物品。 五、拜占庭的遗产 回顾历史,拜占庭显然在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它起到了保护盾的作用,使保护盾后面的西方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文明。这一有利条件的全部意义,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变得非常清楚,土耳其人攻陷该城后,不到半个世纪便抵达欧洲的中心,包围了维也纳。同样重要的是,拜占庭还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拜占庭一直是整个地中海盆地的经济发动机,而它的货币则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它的商人及其商品,对于使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于使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文化领域,拜占庭挽救了古代文化艺术珍品,并将它们同它自身的遗产一起传给了子孙后代。拜占庭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传下了只是近来才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的一门宗教艺术,以及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学术名著。 最后,拜占庭对东斯拉夫人来说,就如同罗马对日耳曼人而言一样,是伟大的教育者,是宗教和文明的源泉。沿河道连成一串的诸早期俄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进行繁荣的商业交往。俄罗斯农村的各种原材料如毛皮、兽皮、粮食、木材和奴隶,经过基辅运出去,换取拜占庭商人运来的各种奢侈品,如细布、玻璃制品、香料、珠宝和酒。 随希腊有形的商品而来的是希腊的文化制度。对东斯拉夫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弗拉基米尔大公于988年前后采纳的东正教。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一个以拜占庭模式为基础的教会统治集团这时已组成。为首的是基辅大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最高级主教任命,且隶属于他的管辖。随着这一教会统治集团的建立,东正教还带来了新的宗教文献和法律文献,其中包括《圣经》的译本、拜占庭收集的神父们的著作、圣徒传记和法律书籍。拜占庭艺术这时也以石头建造的教堂、镶嵌画、湿壁画、绘画,尤其是肖像画的形式被引入俄罗斯;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人极为出色,发展起自己独特的俄罗斯——拜占庭风格。东正教会还带来了拜占庭的教会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如在西欧一样,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处理包括道德、信仰、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一切讼案。 在政治领域中,新教会起了加强大公权力的作用。正如早先在西欧,罗马教皇将法兰克国王从部落酋长改变成神权帝王一样,如今,俄罗斯东正教将诸公国大公从一帮个人追随者的首领改变成“上帝的奴仆”和神权统治者。而且,按照拜占庭的传统,俄罗斯教会还接受了世俗的权力和控制权。在莫斯科,如在君士坦丁堡一样,没有强求皇帝和国王服从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这样的人物。 拜占庭不复存在后,这一传统仍在继续。在沙皇帝国追随拜占庭以后,直到它灭亡之前,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对俄罗斯皇帝表示忠诚和顺从。 总之,拜占庭文明因其历史作用和成就而格外令人瞩目。不过,拜占庭的确缺乏古典雅典的生气和荣耀,即便比较起来,雅典在面积和存续时间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其原因在于,拜占庭所起的作用按恰当的词意来说,是保守的。这并不是说拜占庭停滞不前。从始至终,它都在改变自身以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然而,事实依然是,它的命运注定是守旧而不是创新。它一出生就已是罗马帝国范围内的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生活在过去的权势和荣耀的阴影中,一直试图维持或恢复这种权势和荣耀。它产生了引人注目的一连串杰出的领导者——行政官员、将军、学者和神学家——但是,由于其工作环境,他们中真正有创造力的人却为数极少。 西罗马帝国(第一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第二罗马帝国)又存在了近1000年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在5世纪至11世纪之间,与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西方是原始的、无足轻重的。但是,在这几个世纪中,正因为西方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西方正在为一个新文明奠定基础,而拜占庭却在靠其辉煌的、然又令人无法忍受的遗产生存。这就是从11世纪起,西方能随着其经济的繁荣、民族君主政体的兴起、思想见识的更新和扩张主义的强有力而稳步前进的原因;西方的扩张主义先是体现在地方性的十字军东征中,后又表现在最终于数世纪内导致全球霸权的海外拓殖中。因此,对比之下,让人觉得可怜的是,在后来的这些世纪中,拜占庭一直未能摆脱过去的束缚,故而成为一个过时的落伍国家;这一落伍国家进行着一场英勇的但却注定是牵制性的战斗,直到其1453年声誉扫地、不可避免地灭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