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传统的儒家文明 生身有五乐（一乐生中国，二乐为男子，三乐为士人，四乐为太平，五乐闻道义），居洛有五喜（一喜多善人，二喜多好事，三喜多美物，四喜多佳景，五喜多大体）。 ——邵雍（理学家，1011—1077年） 隋、唐继承了汉文化，使中国文明继续沿着传统的道路发展。因此，中国文明的过程与罗马崩溃后西方正在形成的独特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随后1000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早在汉代，中国已成功地赶上欧亚大陆其他文明，而到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从6世纪隋朝重新统一中国，到16世纪西方人开始由海上侵入中国，这1000年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空前稳定的时期。然而，似乎有悖常理的是，这种稳定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比较起世界上其他任何社会，中国社会在这1000年中向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心理安全感。说它是坏事，是因为中国是如此成功和舒适，以致它虽未完全停滞不前，但却相应地保持不变。不过，在这同时，如下章所述，西方由于自己的技术成就、经济活力以及社会和政治的多元化，正在发生着变化。而所有这一切，形成一种最终导致西方主宰全球的推动力。结果，极为稳定而又保守的中国社会，被西方势不可挡的扩张主义弄得四分五裂。尽管结局如此，但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贡献，引领着世界。 一、隋朝和唐朝 隋朝（581—618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大约早8个世纪的秦朝一样。两者都在经历长期的混乱之后，重新统一了中国，然后，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它们都沉重地压迫人民，都遭到了众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以致都几乎是其创立者一死王朝便崩溃了。 秦朝统治者的伟大贡献是：统一全中国，修建直道和开挖运河，修筑长城，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扩大并巩固疆土。隋朝统治者的成就与此非常相似，且同样竭尽全力。他们重建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开挖后来被称为“大运河”的庞大运河系统的主要河段。这一大运河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但是，为此付出的财产和生命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致应对这一事业负责的隋炀帝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损害了自己的王朝。 拓疆扩土的一系列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疆域扩大到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朝鲜最北部领土的企图却惨遭失败；当时的朝鲜分成三个王国。连续四次入侵，都被不屈不挠的朝鲜军击退。于是，不满的士兵发动兵变，而全国各地的农民也因赋税过重而起来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618年被缢死。几个觊觎王位者随后展开争夺，获胜者建立了唐朝。唐朝被中国和西方许多历史学家称为最辉煌的朝代。 唐朝最明显的成就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今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穆斯林阿拉伯的帝国能与唐朝匹敌。 由于在国内重新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国便有可能进行对外征服。早先，汉朝被强有力的地方家族所削弱；这些地方家族积聚起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大地产，在这上面建造堡垒式的庄园，成功地与中央政权相对抗。佛寺的出现进一步促进了国家的分裂，这些佛寺因拥有广阔的、面积不断增长的土地，也向帝国政府提出了挑战。隋朝和唐朝政府提出了解决这种政治分裂的办法，即实行“均田制”：中央政府分给每个强壮的农民大约19英亩土地。这并不是去剥夺大家族所占有的土地，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土地，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此外，只有自由农民得到政府的赠与地，而实际上，并非他们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土地。不过，“均田制”的确对削弱大家族的势力、加强唐朝统治有所帮助。它一度中止了半封建大地产的增长。它也增加了国家税收，因为虽然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不需要交税，但广大小农却要纳税。此外，农民们还得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常备军，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地位。 唐朝还通过发展一支能管理全国的精干的官僚队伍，来巩固帝国政权。之前隋朝已恢复汉朝在竞争性统考的基础上选拔官吏的制度。唐朝根据儒家“征召有才能的人才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种种问题”的基本信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而拒绝采纳西方通过改变法律和制度来处理国家事务的典型方式。这一制度完全形成后，由在一连串复杂的仪式中举行的一系列考试组成。首先是地方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2%的考生能通过地方考试，参加几星期后的县城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在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考生能通过这一“篱笆”，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著作，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事务。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到文章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上。最终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它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一方面，这一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敬佩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杀了创造力，培育了顺从性。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1905年，它最终被彻底废除。 唐朝首都长安是一座约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大道上时常挤满了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各种中亚人。他们是作为商人、使节和雇佣军来到中国的。对外国人来说，除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这段短暂时期外，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 思想自由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帝国疆土的扩大、陆上和海上商路的重新开放，致使许多外国宗教思想和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其中佛教的情况尤其如此。佛教最早于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在汉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开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战。在这一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因为它对孝和忠的强调，似乎削弱了一个已经衰弱的国家。因此，佛教的影响迅速增长，并于唐朝初期达到顶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虽然佛教在中国获得大量财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在此过程中，它却完全中国化了。它还从根本上促成了理学的产生。当时，中国宗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极为开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日本亦称为“禅宗”。这一宗派强调默念和依靠自己，是唐后唯一继续朝气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国化的另一特征是，国家试图按照典型的中国人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应作为国家精神机构发挥作用——来控制，甚至贿赂和拉拢寺院和庙宇。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控制的企图失败了，最后，政府采取了彻底迫害的政策。佛教强调个人的灵魂得救，而不强调家庭义务的承担，这与中国人的基本传统正好相反。僧徒、尼姑完全与世隔绝，也与中国的传统背道而驰，被认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会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垂涎于寺院在数世纪里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地产，因而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国虽不像在印度本土那样完全消失，但却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迫害仅限于佛教机构和僧侣，并不包括普通信徒，就如同西方类似形势下发生的情况一样。就中国文明的全面发展而言，佛教介入的最终结果是微不足道的。虽然佛教对中国的哲学、玄学、艺术和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它并没像基督教改造欧洲社会那样，从总体上改造中国社会。 在最后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中，唐朝统治者面临一个王朝衰落时通常会遇到的种种问题。帝国开支超过税收。同样，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农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块土地。“均田制”被破坏，富贵人家再次在损害农民的情况下扩大其地产。由于税收制是以人头税为基础，支付不断增长的帝国开支的捐税负担，都落在农民头上，而这时农民占有的土地正在减少。 唐朝皇帝又设法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中官员的无能和富有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州发生叛乱。朝廷谋取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种“野蛮”民族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他们无视朝廷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王朝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斗争。结果，907年，一个叛军首领废黜了唐朝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此时帝国已四分五裂，开始了为时半个世纪的所谓“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重新统一全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宋朝（960—1279年）和唐朝都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 二、宋朝的黄金时代 同汉朝和唐朝统治者相比，宋朝皇帝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相反，宋朝第二任皇帝只想从游牧民族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但是，他惨遭失败，所以他的继承者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甚至每年向游牧民“送礼”，这实际上是变相的纳贡。因此，宋朝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没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可提供前往西方的陆上通路。 这是宋朝的一个致命弱点，使宋朝易受游牧民的入侵。虽然“送礼”政策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但当宋朝皇帝轻率地试图收复东北领土时，灾难降临了。他非但没有轻易取胜，反而惨遭失败，从而导致了游牧民对中国北部的大规模入侵。宋朝的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中国中部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后半期（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前半期（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 宋朝最初未能收复边陲各地，后来又丢失了北半个中国，这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们的严厉谴责。虽然这种批评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被利用来复制和发行大批佛经；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可以在中国经济生产率的明显增长中找到。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同样，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在过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达到一季两熟，从而促进了农业。此外，宋朝兴修的水利工程大大扩大了水田灌溉面积。据估计，11世纪至12世纪，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率提高使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贸易量也随着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上升。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管理为中心的大城市。 比起国内贸易的突飞猛进，对外贸易的增长更为明显。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已相当大，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更是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当然，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是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生产率。航海技术的改进——其中包括指南针、带有可调中心垂直升降板的平底船，以及代替竹帆的布帆的使用——也很重要。最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从事贸易的积极性，也加速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当时，他们是在亚洲诸海中活动的伟大创业者。 结果，海港而不是古老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当时，中国的经济居主导地位，这可以由以下事实看出来：中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制成品，如丝绸、瓷器、书画等；而进口品多半是原材料，如香料、矿石和马匹等。最后应该指出，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因而，宋朝时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不过，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三、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尽管南宋的统治仅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但这一个半世纪却相对安宁、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则由金统治，其建立者为满族的祖先。大约1215年，他们请求南宋援助，抵御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南宋没有意识到蒙古人的极有害的力量，反而派出擅长打围攻战的步兵去援助蒙古人。1234年，金朝灭亡，南宋皇帝草率地试图使中国北部归他所统治。蒙古人立即以入侵中国南部相报复。由于蒙古人忙于侵占其他地方，所以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但是，1279年，当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时，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完全由游牧民统治；这些游牧民并未因早期同中国的交往而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这些蛮族征服者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夷平各城市，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还有更有利的选择。一个中国顾问陈述了这种选择： 既然你们已征服天下所有地区，赢得四海所有财富，你们自然可以获得所想要的一切，但是，你们还未将到手的一切组织起来。你们应该向土地和商人征税，从酒、盐、铁以及山区、沼泽地区的产品中获利。这样，你们一年就能得到50万盎司的白银、8万匹丝绸和40万石粮食。你们怎么能说中国人对你们没有用呢？ 蒙古人听取了这一劝告，建立了与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同时，他们还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因为游牧生活的背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将他们与其臣民隔开。 他们还有意雇用许多外国人任职，以与他们所不信任的多数中国人相抗衡。马可·波罗是外籍官员中最著名的一个，不过多数外籍官员都是中亚的穆斯林。 忽必烈将蒙古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北京，恭敬地履行传统的儒家的帝国仪式，基本上变成了一个中国皇帝。他还试图通过免除儒家文人学士纳税的方法，来抚慰他们，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仍与他不和。他们对外籍官员的数量之多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已使政府的文职机关变成一个国际官僚机构；他们也对蒙古人宽容和庇护包括伊斯兰教和聂斯脱利教在内的各种外国宗教表示不满。 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其性质和持续时间较短，没有给这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印记。可能选择北京为首都是最持久的一个贡献。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地处西至中亚、东到东北平原的交通要冲，至今仍是重要的军事、经济和行政中心。因为中国这时是地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大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所以蒙古人的统治还促进了陆上贸易的急剧增长。纸币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商业。宋朝最早使用纸币，蒙古人予以进一步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使用纸币表示惊讶，正如他的同伴，一位意大利商人在下面这段话中所说的那样： 不管商人带多少银子到中国去，中国的君主将统统拿去，存入国库，以其纸币作为交换……用这种钱你可轻易买到丝绸和你想要买的其他任何商品，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须接受这种纸币。你不用再为你买的商品付较高的价格，因为你的钱是纸做的。 有才干的忽必烈死于1294年，终年80岁，继位的是他的孙子、同样具有才干的铁穆耳。但是，铁穆耳死得很早，他之后的皇帝们软弱无能，终日沉湎于宫廷生活。朝廷内爆发了自相残杀的斗争，而更为严重的是，黄河时常泛滥，使华北普遍遭受饥荒。大多数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只因起义领袖间的竞争，才使蒙古人的统治能维持这么长久。最后，一位能干的平民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他像汉朝创立者一样，在危机时期凭借天赋的才干，抓住机会，揭竿而起，成为“天子”。于是，1368年明朝建立，一直统治到1644年。 四、明朝的民族优越感与回缩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两朝统治了中国500多年。这几个世纪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治理有序、社会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出现这一少有的持久稳定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一种被称为“理学”的新的儒家玄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儒家思想的复兴，主要发生在唐朝灭亡后的混乱时期；那时，时代所需要的东西显然超出死记硬背儒家经典的范围，因此，许多学者着手彻底地重新评价人类和宇宙的问题。 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是朱熹（1130—1200年），他年轻时曾研究过佛教和道教。由于对这两者都不满意，他转而又研究儒家经典。凭借其非凡的综合才能，他做出了把佛教和道教的成分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解释，一种更令人满意、更切合他那个时代的解释。他的方法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他教导说，宇宙受自由法则的支配，这一点应该得到理解和尊重。他还相信人的善良及其可完善性；把人比作一面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旦抹去灰尘，将和过去一样明亮。因此，邪恶是疏忽和教育有缺陷的结果，是可以纠正的。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恰如阿奎那很快将亚里士多德和圣保罗的哲学编入正式的经院哲学那样，朱熹把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理学。和阿奎那一样，朱熹以其无所不包、令人信服的思想，进一步阻止了哲学的发展。明朝时期尤其如此，作为一种反对外来的前蒙古人统治的反应，当时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优越感和对过去传统的回顾。在这种气氛中，朱熹渐渐被认为是最终的、绝对的权威。“自哲学家朱熹的时代以来，”明朝一位学者说，“真理对世人来说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著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仅归因于理学，也归因于所谓的贵族统治阶级的顽固势力——一股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官僚帝国中同时占有土地和官职的势力。作为地主和放债者，贵族控制着乡村和城镇的经济生活。土地和资本的稀缺使他们能强行抬高租金和利率；频繁的自然灾害使破产的受押人实际上成为当地贵族家庭的契约农奴。明朝后期，拥有几千家这类契约农户的贵族家庭屡见不鲜。 这些贵族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确，这就是中国“贵族”一词所表示的含义。实际上，拥有土地是先决条件，它能为多年的学习提供必需的资金，使学习者成为社会地位的拥有者，获得在官僚机构中谋一席职位的合格条件。因此，地方贵族和帝国官僚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新到一个省份任职的政府官员，时常发现当地的方言很难懂，这时只得完全依靠当地贵族的指点和引导。 明清两代的中国是由官僚和贵族——如果能对这两者作富有意义的区分的话——共同统治的。帝国当局和地方贵族都对维持于彼此有利的现状十分感兴趣，他们为此而合作。较早时候的一些王朝偶尔试图强行重新分配土地，或进行其他类似的改革，而明清统治者却小心地避免向贵族对农村的控制提出任何挑战。 对比起来，发人深省、颇有意义的是，明朝政府率先控制和约束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一个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在西方，正如下章将提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而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强这种自治权。在中国，的确存在着相应的商人阶层，他们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业革命的益处。此外，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然而，不像在西方，商业革命和技术进步都未给中国带来彻底改变社会的革命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如第八章第五节所述，在于中国历史的持续性，即隋朝实质上是汉朝的延续，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续，如此下去，连续不断，直到1911年帝国历史结束。因此，传统的官僚贵族统治集团，在理学的一些观念的支持下，能消减或减弱新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没有后继者，相反，出现了一种新的多元化的文明；在这一文明中，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不是被埋没，而是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中国稳定的根源 中国文明的古老和稳定总是给外国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世纪中期在中国任职的英国领事官员T.T. 梅多斯，根据第一手观察资料做出如下解释。* 中华民族作为同一个民族，其历史空前悠久，人口不断增长……其真正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信条和一种制度……这三个信条是： 1. 必须靠道义的作用而不是靠物质力量来治国。 2. 让最贤能的人为国家效力是妥善治理国家所必需的。 3. 如果君主道德败坏、肆意放纵自己，从而导致高压的暴政，那么人民有权废黜这样的君主。 一种制度是： 公职竞争考试的制度［科举制］…… （严格地说来，长期以来一直是竞争性的）公职考试制度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原因：正是这种考试制度维护了其他一些事业，并使这些事业能有效地进行下去。全国凡是当父母的，都能理解这种考试制度的用意，所以，这种考试制度诱使父母们向自己的儿子们传授文学的基本知识，其中包括以上所引用的三个信条，以及有利于培养较高精神境界的其他许多知识。通过这种考试制度，所有贤能的人都被招募到小心地保持考试制度纯洁性的政府中来。这种考试制度十分公正，因此，即使是国家中最贫穷的人，也只能说，如果他命运不济，那是“天意”如此，他的同胞们并没有设置任何不公正的障碍来阻挠他的提升…… 通常的中国政府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它不是一个专制政府。它所维持的军队和警察，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事实上，仅够镇压派别叛乱，而完全不足以镇压一个表示厌恶的、愤怒的民族。但是，尽管这一政府并不实施暴政，但它在形式上和机制上却是一个纯粹的独裁政府。在一个地区内，地方行政官是专制独裁的；在一个省里，总督是专制独裁的；在帝国中，皇帝是专制独裁的。民众没有立法权，没有自行收税的权利，没有投票使统治者落选的权利，也没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阻止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 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约束力太强。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以行会头领为首的地方行会。但是，这些行会头领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首领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首领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等。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创建自由企业的机会，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助长了官员的腐化和堕落，因为朝廷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操纵国家垄断商品为个人牟利。 中国统治集团限制性的内向政策的另一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经营。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慢慢迁移到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万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正是这一年，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相距不远的中国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所有的海外中国人都是抛弃祖先坟墓的人，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同样，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又颁布一条法令，规定了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的那些海外中国人将不许回国。这一中国政策同西方政策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15世纪早期明朝航海业的异乎寻常的历史，提供了中国官方对海外活动抱消极态度的最富戏剧性的实例。这些航海其范围惊人，显示了确实证明中国在世界航海业中居领先地位的技术优势。随之而来的是，皇帝下达的禁止进一步海外探险的命令和官方对这一命令的立即执行。 虽然皇帝下禁海诏书的确切动机无人知晓，但以下事实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颁布禁海令，仅仅是因为中国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由此，不可避免的结局是伟大的“天朝”在数世纪内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此时却崭露头角。 五、中国文明在日本 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不可能存在，游牧民便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赖中国这一大国而自立的国家，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日本群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朝鲜半岛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宽。日本人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长于借鉴的民族，但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令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领域，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六、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有效地起作用。不过，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已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京都的各种娱乐活动，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另一个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只要免税制度继续存在，他们就想开垦荒地。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于是这些农民或是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赶走居住在那里的阿伊努人，或是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却因此变成农奴。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占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但是，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结果，反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进行。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字面上的意思是“为人服务的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日本已由互相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这些封建领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结果，大地主即“大名”兴起。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七、日本的回缩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农作物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发展。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4世纪末叶，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印度支那、暹罗和菲律宾。 如同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削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这一趋向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会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会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然而这时，除了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国内的惊人作用外，还有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使日本人感到惊恐。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退缩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长崎港的出岛上经商。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家；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为了寻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和制度。他们采纳了儒家的由四个阶层——武士管理者、农民、工匠和商人——组成的等级制。他们还借用了儒家哲学，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合适关系。他们还在江户建立了一个有影响的儒家学派，因此，日本人民渐渐地为中国哲学的伦理道德标准所影响。虽然佛教仍是大众的主要宗教信仰，但儒教已慢慢地成为日本最强大的思想力量。 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更准确地说，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做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