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革命的西方文明 中世纪后期最值得夸耀的事情，不是大教堂，不是史诗，也不是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一个复杂文明的首次建立。这一文明并非建立在辛勤劳作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建立在非人力之上。 ——小林恩· 怀特 “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古人并不知晓；我们应注意到，没有哪个方面的发明就其力量、功效和结果而言，比三大发明更惹人注目。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提出的这一论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如此明智地选择的三大发明都起源于中国。然而，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由可以在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多元化，适应性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中找到。新文明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而且，如培根所预见的那样，当全球处于革命的新社会的影响下时，也为全球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 一、西方的多元化 “为了避免即将降临的灾难，人们将自己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祈祷上帝的人；第二类是经商、种田的人；第三类是为了保护前两类人、使之免受不公和伤害而产生的骑士。”法王腓力六世的大臣所作的这一分析，简单而又准确地描绘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基本划分：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在欧亚大陆所有文明中都能找到，但在西方，由于罗马帝国崩溃且未能重新建立帝国组织，它们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很独特的。在这些情况下，这三个阶层的作用究竟如何，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来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封建制度是一种政体，在这一政体中，那些拥有地产的人也拥有政权。因此，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契约取代了国家权力。封建制出现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德意志君主已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力，但缺乏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所需的资金。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但是，接受者们即封臣们倾向于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查理曼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宣誓效忠。但是，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政权转到了封臣们手中；封臣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为私有财产。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领主除提供封地以外，还应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在查理曼帝国崩溃后形成的各封建王国里，这一封建化过程在迅速地进行。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应该是来自王权，所以，封建主们小心地选择一位合适的国王，即便他们无意尊重这位国王的统治权。但是，1000年之后，当西欧随着外来侵略的停止而安顿下来时，国王们渐渐能够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并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国王与贵族间的斗争是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正如封建制度随着大规模的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作为对这种经济崩溃的反应，采邑成为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农庄，靠劳动养活教俗封建主集团。采邑的大小各不相同，其居民少则二十人，多则数百人。农奴与奴隶不同，他们既有义务，又有公认的权利。他们受到保护，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享受许多宗教假日和收获节日，以得到辛勤劳动后的暂时休息。作为回报，他们必须耕种耕地中留给封建主的那些田地，为封建主做家务及其他农田杂活，并将自己任何来源的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 由于远距离贸易、集中式手工业生产、帝国货币等的实际消失，采邑必须满足自身的几乎全部需要。尽管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或可能是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采邑的技术同罗马帝国时期的技术相比，一点也不原始。随着帝国经济的崩溃，奢侈品生产、灌溉工程、沟渠和公路系统也遭受损失。但是，自给自足的村庄，恰恰因为它们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在当地村与村的基础上发挥作用。采邑保存并改进了磨坊和打铁工场，因为铁可以在地方上生产，所以这时使用的铁比以前更多。于是，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如本章第三节所述）取得了更大进展，超过了希腊——罗马的水平，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至于天主教会，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似乎有悖常理的发展，即恰恰因为罗马的灭亡，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教皇无须像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克的主教们反对拜占庭皇帝的命令那样同皇帝的统治作斗争。当某个皇帝试图控制西方教会时，教皇基拉西乌斯（492—496年在位）送给他一封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坚称：“是主教，而不是俗权，应对教会的行政负责。”此外，拜占庭的皇帝们被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攻击搞得不知所措。这就使教皇们可以放手加强自己在西方的地位；他们这样做时采取了两种方式。首先，他们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成联盟，这最终导致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其次，教皇派出传教团，去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他们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如597年成立的英格兰教会，7世纪创立的伦巴第和弗里西亚教会，8世纪创建的德意志教会。 当时西方新的多元化社会的组成部分有以下这些：一个不受皇帝支配的独立的教会；代替皇权的封建君主和封建领主；代替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分别开垦荒地的自治的采邑；以城市为根据地，在反对贵族、高级教士，最终是君主的过程中有效地行事的新兴商人阶层。这一社会，这一全欧亚大陆独一无二的社会，在1000年后的500年中如何发展和适应，以及最终怎样发展起海外扩张的力量与动力，是以下几节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地理背景 地理因素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所处的有利位置。欧洲因地处欧亚大陆西端，免遭了公元1000年后的多次大规模侵略。只要看一看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事件——13世纪蒙古人肆意侵占俄罗斯，15和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巴尔干半岛，柏柏尔人屡次进攻北非——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地处偏远位置的重要性。由于免遭这种蹂躏，西欧同更易遭受侵略的东方地区相比，无疑享有极大的优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是一个大平原，它始于比利牛斯山脉西端，向东、北方向延伸，且越往前延伸越宽，最终形成了从黑海到波罗的海连绵不断的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西盛行风径直吹过这些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因此，地中海盆地以北的欧洲气候较温和，长年多雨，加之土地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河流终年无冰，水量充足，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便利的手段。锯齿形的海岸线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为内陆地区到达沿海口岸提供了较方便的通道。 当然，这些自然资源一直是人们可得到的，但是，只有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对适当技术的这一需要在各地和各时代都存在。例如，在20世纪，美国从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巨大的梅萨比岭铁矿区获得巨额利润，但印第安人在这个地区渔猎了几千年，却没有利用这些矿石，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如今在中东、阿拉斯加州北部和各海底开发的贮量丰富的油田，情况同样如此。中世纪的西欧也是这样，在那里，先进技术首次使当地资源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结果，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使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 三、技术的进步 中世纪西欧取得的技术进步，比整个古典希腊和罗马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多。一个原因是，西欧没有奴隶制，而奴隶制往往抑制新的技术。另一原因是，很多地区都存在的边疆环境需要节省劳力的装置。中世纪西方的采邑制度也有助于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制度下，社会尺度表的范围并非从“神圣的”皇帝到非人的奴隶，而是从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农奴到庄园主；庄园主与农奴保持充分的接触，对生产过程有一些真实的了解。因此，体力劳动获得了一席地位，并受到尊重，这是古老的奴隶制文明所没有的。 最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伦理，也促进了西方技术的发展；人道主义伦理本身是在反对古老的帝国社会的无人性中发展起来的。修道院里的修士们坚持认为，体力劳动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劳动就是祈祷。”这些修士作为最早的指甲下有污物的知识分子被载入史册。他们最早将智能和汗水连在一起，这样做时，他们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通过建造修道院，他们将新拓居地的边界推进到了北欧和东欧的森林中，而且，他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农业方法。 西方特有的技术成就包括原始农业方面的基本发明。其一是“三田”轮作制；“三田”轮作制从8世纪起逐渐被人们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因为使用这一耕作制时，任何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田休耕，而过去使用“双田”制时，则有一半田地闲置。其二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这种犁装有锋利的铁头，翻土深度可达六至八英寸，甚至更深。犁头的后面是犁壁，这样安置，可以翻起被耕的草地。重型轮式犁与原始的爬犁完全不同，爬犁通常用于翻耕地中海盆地贫瘠的沙土；而重型轮式犁则使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肥沃却又难以翻耕的洼地成为可能。 更有效地利用马力也有助于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很少用于农业，因为使用的挽具是套在牲畜的肚子和脖子上。因此，马过于用力拖拉重物时，往往会被勒死。不过，到10世纪时，人们发明了一种挽具，这种挽具套在马的肩上，马拖重物时不会被勒死，从而将马的拖力提高了四到五倍。因此，马同过去使用的牛相比，速度更快、效率更高，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动力来源。马蹄铁的发明也很重要，因为它不仅增加了马犁地的效用，而且还增加了马运货物的效用。 最后，应该简单地看一看极其重要的水车和风车。水车和风车在希腊——罗马时期便已为人们所知道，但由于当时拥有充足的奴隶劳动力，缺乏终年不涸的河流，因此很少有人使用。北部地区不存在这两大障碍，所以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几乎遍及每个采邑。在地中海盆地，水车原是专用于碾米的工具，中世纪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原动力。于是，水力开始用于锻锤和锻炉风箱，用于大型锯机和车床，用于织布的浆洗机、造纸的纸浆机和碎矿的捣矿机。的确，英格兰1086年编纂的《土地调查清册》登录了5000家磨坊。这就是说，每50户人家就有一家磨坊，其数量之多，足以大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 四、发展中的经济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年至1300年间，经济稳步发展，然后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它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首先是一连串的粮食歉收和饥荒，尤其是在1315年至1316年间；然后是黑死病，黑死病首次流行于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居民的生命，以后又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周期性地爆发；最后是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其他斗争。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普遍地上升。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著。新的采矿法提高了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盐、银、铅、锌、铜、锡和铁矿石的产量。同样，大不列颠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沿岸丰富的木材和松脂的开采范围，这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北部地区渔业的产量，尤其是爱尔兰和挪威的鳕鱼、波罗的海的鲱鱼的捕捞量也大大增加。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农业的生产率也大大提高。农民首次开始耕种村庄周围的荒地。令人吃惊却又千真万确的是：12世纪，法国只有约二分之一、德国只有三分之一、英格兰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得到耕种，其余的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块耕地的周围是大片有待殖民者去开垦的荒地。欧洲农民络绎不绝地涌进这些无人居住的空地，砍伐森林，烧毁灌木丛，抽干沼泽地，准备开垦和耕种。 农民不仅耕种附近闲置的土地，而且还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移居广阔无垠、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正如美国发起过向太平洋沿岸迁徙的西进运动一样，欧洲这时开始了向俄罗斯边境挺进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西里西亚地区有新殖民地1500个，由15到20万移民经营。不仅日耳曼移民在损害东欧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的情况下渡过易北河，而且其他移民也正在强行进入穆斯林西班牙，还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进入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地区。 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采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都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0世纪时，虽然欧洲各地已可见到商人，但他们经营的商品绝大多数是奢侈品。不过，到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发展到日常生活的中心。当时交换的货物有英格兰的原羊毛、佛兰德的用英国羊毛制成的毛织品、德意志的铁和木材、斯拉夫地区的毛皮、西班牙的皮革和钢，以及东方的奢侈品。虽然当时从事商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中世纪末期商业的巨大发展，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作为地方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地出现。意大利在这方面居领先地位，拥有威尼斯、阿马尔菲和那不勒斯这样的商业中心；这些商业中心的居民被伦巴第侵略者切断了同内地的联系，于是开始出海谋生。后来，内地商路沿途和波罗的海沿岸相继出现了一些城市。沿内地商路发展起来的大集市，对商品流通也很重要。这些集市中，以香槟地区的那些集市最为著名；香槟离佛兰德、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距离相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人口和贸易量方面，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同中国、印度或中东的城市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拥有日益增长的自治权和政治力量，它们显得十分独特。恰恰因为它们是刚出现，且处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帝国的框架中，所以市民们从开头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当市民们获得权力和财政资源时，他们通常能说服国王向他们颁发皇家特许状，准许他们在一个单独的市镇内联合起来。这种市镇有权充当社团，有权用自己的社团印章签订协议，拥有自己的市政厅、法院以及市外属地。皇家特许状还准许商人和工匠组织行会；行会是自愿社团，用以防护和互助，其中包括对产品标准、价格和工作时间的规定。因而，城市逐渐被公认为新的社会成分，市民们不再受封建法律的制约。例如，当时的惯例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 在某些地区，一批批城市联合起来组成联盟，这些联盟不仅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而且还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例如，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们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结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8年，波罗的海沿岸的各个城市——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约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竭力主张在外国的商业特权，几乎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这一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力，这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之外，商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升到当权者的地位。中国是文臣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地区和印度拉其普特人的一些国家是地方贵族料理政务，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是的，没有一个地方，除了欧洲。在欧洲，商人不仅在稳步地获得经济力量，而且在稳步地取得政治权力；他们正在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海外冒险事业。 五、新的君主国的崛起 到10世纪时，西欧已遍布封建小国；这些封建小国一点一点地蚕食已灭亡的查理曼帝国的土地和权力。以后几个世纪中，西欧社会的几种传统和势力彼此不合。封建君主们不断地与常领有较大封地、行使较多权力的封臣们相冲突。诸城邦有时结成诸如伦巴第联盟和汉萨同盟之类的强大组织。因此，为了反对这些集团的专一主义利益，此时兴起了一股势力，为实现一个以罗马教皇或者以查理曼及其前任的后继者“罗马”皇帝为首的统一的天主教世界而不懈奋斗。这些互相冲突的势力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各种水平的同盟和联盟，它们不断变化，无限多样。 广义地说，查理曼死后，西欧政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世纪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一般说来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世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而不支持反对教皇权力的拜占庭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即位，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开始了。到13世纪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国王和皇帝由他任命或废黜。他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逃脱不了教皇的关注和控制。”在此后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通常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颁布《教皇训令》（1302年）时，教皇至高无上的时期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在《教皇训令》中，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坚定地阐明了关于教皇权力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得救所完全必需的。”但是，前几个世纪中所能接受的东西，此时却不再合人心意。诸君主及其顾问这时把王国福利看得比教皇的愿望更重。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受辱后不久便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的教皇们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其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支配地位。 欧洲君主们的新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与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市民们向君主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他们还充当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等，以此提供管理才能。作为回报，新君主向市民们提供保护，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的频繁战争和不合情理的要求。他们还为商人利益服务，废除了自治的地方当局的一些杂乱模式；这些自治的地方当局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随着这些障碍物的消除，随着皇家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出现了新的君主国。到15世纪时，这些君主国大致包括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领土。 这些大而新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早期探险者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探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家乡的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宫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宫廷也紧随其后，热情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人。 六、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 中世纪西方的文化和智能的发展，同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样意义重大，富有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到大约1000年间的几个世纪，在几乎不具备文化创造力的意义上说，构成了西方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极度贫穷、危机四伏、与世隔绝，不可能产生文学、艺术和学术杰作。的确，修道院的修士们设法保存了部分古典文化，但他们自然致力于保存与其宗教信仰相一致的部分，而忽视了那些更为世俗的东西。结果形成了“基督教的”即“教会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对教会的一个补充，并依附于教会。 11世纪，主教们为了教育所辖教区内的教士，创办了教会学校。一个世纪以后，以教会学校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这些大学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们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此外，它们不像教会学校那样只有一个文科，而是另外还有教会法规、民法、医学和神学系。文科的全部课程包括三个低级学科（拉丁文法、逻辑和修辞）和四个高级学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中，有人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卡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又有人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建立了一些大学。这些大学最初都是培养教士的机构。重视培养教士是很自然的，也是适合时宜的，因为当时教士垄断了文化职业和行政职位。 随着从大约1350年至1600年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教育和学术环境起了变化。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开始，并因此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状况和价值观。意大利是以蒸蒸日上的工业以及西欧、富裕的拜占庭和伊斯兰教帝国之间有利可图的贸易为基础的一个活跃的都市社会。庞大的商人家族不仅控制了贸易和各种制造业，而且还控制了政治事务；他们对诸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和比萨之类的繁华城市起了决定性影响。正是这些商人家族成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资助者。尽管这些资助者中不仅有教皇如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尤里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而且还有公爵家族如米兰的斯福尔扎，但是，商业家族的需要、私利和爱好却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复兴；因此，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关心的是今世而非来世，注重的是异教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 极有天才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杰出人物。他代表了他所处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如此众多的领域中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还因为他乐于突出显示自己的天才。30岁时，他给米兰公爵写了以下这封信；这封信给米兰公爵极深的印象，使后者雇用了他。* 1. 我为建桥制订了计划。桥要建得轻巧、稳固，以便于运输，这样就可以追逐敌人，时常打败他们；而有些桥则要设计得非常坚固，无法被烈火和进攻所破坏，同时还要便于我们撤退和部署兵力。我也制订了焚毁和破坏敌人桥梁的计划。 2. 当一个地方被围困时，我知道如何切断引自沟渠的水源；我还懂得如何建造大量的桥，如何制造盾牌、云梯和其他与军事相关的器械…… …… 4. 我还打算制造大炮。这些大炮应该便于运输，能够发射冰雹般的小石子，它们落地产生的烟尘能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惧、损失和混乱。 5. 为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尽管也许有必要在沟渠底下或河底下行进，但我还有办法通过洞穴和蜿蜒的秘道悄无声息地到达那里。 6. 我还能制造安全的、攻不破的装甲车。这些装甲车可以驶入备有大炮的敌人的密集行列中，而且，敌军的阵营再庞大，也抵挡不了这些装甲车。步兵可以安然无恙、不受抵抗地跟在装甲车后面前进…… …… 9. 如果战斗发生在海上，我打算建造许多既适合进攻又适合防守的引擎，还打算建造一些能抵挡最猛烈炮火和烟雾的船只。 10. 在和平时期，我相信在建筑方面，在建造公私用房方面，在将水从一地输送到另一地方面，我可以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令您完全满意…… 如果有谁认为上述事物中有哪一样是不可能实现或不能实行的，我很乐意在您的公园里或阁下喜欢的任何地方进行试验。再次对阁下表示最真诚的敬意。 文艺复兴运动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反映在学术成就和教育中。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之父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尔卡，即彼特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和社会行动的指导所具有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成立的新寄宿学校，并不培训牧师，而是培养商人的子弟。学校课程注重的是古典作品研究和体育运动，其宗旨是要教育学生们快乐、健康地生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文艺复兴精神极为明显地体现在艺术方面。由于教会不再是各种艺术的唯一资助者，艺术家们便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转向除传统的《圣经》中的题目以外的其他一些主题。虽然宗教题目通常依然出现，但是在诸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和提香之类大师的作品中，创作重点越来越转向旨在揭示灵魂内在奥秘的肖像画，转向旨在以醒目的色彩和形式来使人感到赏心悦目的绘画。 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只局限于意大利，16世纪时，它还将种种新事物传播到了北欧。促成这一传播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是受雇于北方诸君主的意大利外交官和将领，另一因素是加快了图书的发行和思想的交流的印刷机。由于识字现象在北欧比在欧洲的南部和东部地区更普遍，因而印刷业在北欧尤其有影响。大批的印刷品激起了公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极大热情，从而大大地促成了宗教改革及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文艺复兴的意义何在？显然，对人类、对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的新的强调，比起先前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事实依然是，在西欧出现了思想的蓬勃发展，这种发展在欧亚其余地区是不存在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根本差别。 在中国，儒学继续对社会起决定性影响。它尊老鄙少、厚古薄今，注重既成权力，忽略改革创新，因而成为在各方面保持现状的最佳工具。这种因循守旧、坚持正统观念的气氛阻碍了思想的继续发展，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尽管中国在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最初的辉煌成就。在这些早期发明之后，中国并没有制订出一套科学原理。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情况基本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注重神学、法学和修辞学，但轻视天文学、数学和医学。从这些学院毕业的学生对西方正在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兴趣去弄清楚。穆斯林土耳其人都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传授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不时会冒出一位出类拔萃的、有远见卓识的人警告说，这道思想铁幕具有将奥斯曼帝国与附近基督教世界分隔开来的危险性。生活于17世纪上半叶的著名的土耳其目录学家、百科全书编纂者兼历史学家卡提比·舍勒比，就是发出这种警告的人之一。由于出身贫寒，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这其实是塞翁失马。他用不着以浅薄的、吹毛求疵的态度专心于代表当时的奥斯曼教育的穆斯林神圣学业。他自学成才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对西方学问不存先入之见的态度。 在舍勒比的著作中，有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这本手册是他在1656年土耳其舰队于海上遭惨败后编写的。他在手册前言中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 舍勒比看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在舍勒比1657年去世前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警告自己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很快就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言被证明是有预言性的。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中，所以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基督教异教徒则凭借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七、西欧的扩张主义 4世纪至10世纪期间，欧洲曾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局面却戏剧性地颠倒过来，欧洲开始全线进攻。各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退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与此同时，在欧洲东北部，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当德意志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时，他们反对异教的普鲁士人，形成了由条顿骑士指挥的十字军东征。骑士们建立了许多要塞，并在要塞周围安置德意志移民；这些移民为进一步扩张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德意志商人随即占领沿海岸和河道的各战略要地，建立城市。因而，到15世纪末，过去曾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这时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封建主、主教、市民和农民——的领土。 有个时期，人们曾认为，这些十字军东侵实际上导致了中世纪后期每一种建设性的发展，其中包括贸易、城市和文化的发展。现在，这种说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十字军东侵基本上是这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不是先有技术进步、商业复兴、人口增长和人们普遍的精力充沛，十字军东侵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推动力继续发展，并在14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加速，结果，使十字军战士的扩张主义运动扩大到海外领土。 基督教及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探险者及其支持者，其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使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渴望到达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他们还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此，希望他们能与基督教徒通力合作。另外，中世纪长期流传着有关祭司约翰的传说；约翰被传说为东方某一基督教国家的强有力的国王。几个世纪来，基督教首领梦想与他建立联系，从东、西两面大举进攻伊斯兰世界。欧洲人虽未找到祭司约翰，却在非洲和美洲偶然发现了陌生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之归依的臣民。 在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许多动机中，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向惊讶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到他们所在的地区，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贝尔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和同伴到美洲去，是“为了像所有男子汉都想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皇帝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并发财致富”。 西方技术的不断发展，也直接有助于海外扩张。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在造船、仪器、航海技术和海军装备上所取得的进步。1200年至1500年间，欧洲船舶吨位平均增加一到两倍。600吨至800吨的圆体帆船，代替了150吨至200吨的长型单层甲板帆船。13世纪开始使用的船尾舵，迅速代替了陈旧、低效率的边舵。14世纪，葡萄牙人对阿拉伯三角帆船的索具的改进同样重要，它使船只更适于迎风航行。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方面的这些进步表明，这时的船只是把北欧、地中海和中东原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革新的成果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操纵更灵敏，同时也更经济，因为它减少了100个至200个划桨手及其食物和装备，大大增加了存放货物的空间。 造船方面的这些进步总是同航海技术的进步携手并进。尤其重要的是对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日益有效的使用；这些新地图是根据精确的罗盘方位和海岸线及港口的详情绘制而成。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正占据着决定性的、意义重大的领先地位。过去，海战是指占领敌船和甲板上的肉搏战。16世纪的前20年，佛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内的船只。海战发生了变化，由占领敌船的肉搏战变成了舷炮齐射的炮战，使欧洲人能占领并控制世界各大洋达4个世纪之久。欧洲人的优势随着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峡对俄罗斯人的划时代的海战胜利而结束。 伴随着造船业、航海业和海军装备的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经营方面的重要的新技术。意大利复式簿记的发明使随时确定商业上的财务情况成为可能。另外，货币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和普遍为人接受的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和信用状的发展以及中世纪基督教对禁止贷款和利息费用这一做法的逐渐放弃，也有利于商业经营。最后，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后，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大地巩固了商业经营。这些股份公司以其有限责任，为投资提供了媒介，使欧洲大批资本用于海外冒险事业。东方商人因自身及其合伙人的资力有限，没有一个最终能成功地与东印度和黎凡特的几家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现存的哈得孙湾公司相竞争。 总之，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使欧洲具有强大、独特的活力。这一活力究竟如何独特，当我们察看15世纪欧亚大陆对伊斯兰世界的扩张的各种反应时便可明白。如第十一章第五节所述，当时的伊斯兰教以扇形从中东向四面八方扩展。突厥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然后渡过多瑙河，进军匈牙利，兵临维也纳城下。同样，在东方，富有魅力的巴布尔率领突厥人，正从阿富汗向南推进，开始建立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统治印度，直到19世纪英国人接管为止。另外，在非洲，伊斯兰教正从东部和北部沿岸的基地向内地稳步传播。最后，穆斯林商人控制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即从红海和波斯湾穿过印度洋、绕过东南亚、到达中国海的航线。 由于伊斯兰教的军人、商人和传教士所取得的这些进步，伊斯兰教世界变成了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它占领了这片大陆的战略中心，而且，它愈扩张，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人和西端的欧洲人就愈孤立。中国人和欧洲人对这一包围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从当时到现在，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前所述，尽管郑和的远征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拥有控制海洋的技术和财力，但他们却自愿地撤退了。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明朝的中国人将自己与外世隔绝。中国商人阶层缺乏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无力向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皇帝的敕令挑战。因而，中国人将其令人生畏的才能和精力转向内部，慎重地放弃了在欧亚大陆、最终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先地位。 欧洲人的反应恰恰相反。蒙古统治下的和平使他们的地理视界开阔、商业野心变大，因此，蒙古帝国的突然崩溃使他们灰心丧气，留下深深怀念。同样，十字军失去地中海东部前哨基地，伊儿汗国在波斯实行伊斯兰教统治，突厥人征服巴尔干各国，所有这些都使欧洲人无法到达黑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因此，他们实际上被困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意大利商人在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继续同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交往，将货物转船运往西方，所以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仍很繁荣。不过，虽然这一安排使作为经纪人获得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感到满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却很不乐意。他们迫切希望找到某种方法，到达东方，分享财富。 由于他们有专门技术，有经济实力，有丰富的思想，还有相对抗的君主国之间的竞争，他们的追求必定成功。欧洲没有一个君主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民族君主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另外，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正的需要，有强烈的要求，而且商人们完全有能力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即使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大陆，达·伽马没有绕好望角航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总之，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准备起飞；当它起飞时，发现海路是畅通的，遂不可阻挡地扩张到全球各地。 八、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由于现下对妇女在全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地位有争议，察看一下妇女在中世纪欧洲如何受刚出现的新文明的影响，是可以有启发教益的。我们已看到，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数百万年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比此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平等。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平等地位，成为顺从、依赖男性的人。不平等的程度因地区而异（如在希腊不同的城邦之间），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如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之间）。但是，在所有早期文明中，妇女肯定是“第二性别”。她们被束缚于“室内”工作，而男人则自由地从事“室外”工作；“室内”工作被认为是不太重要的，而“室外”工作则被认为是重要的、有创造性的。 中世纪的千年中，当一种革命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时，这一模式仍在继续。但是，有某些改变值得注意，而且对今天的女性具有某种意义。 女性在西方新文明中的地位主要由两种制度——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决定。在理论上，教会支持两性之间的平等，就像它也支持种族平等和阶级平等一样。“因为你们信仰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孩子。”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耶稣看来，你们全都一样。”不过实际上，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是极为含糊不定的。它将女人视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是，教会也将女人视为天佑玛丽、圣母、贞洁的女王以及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解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发现她们自身的地位上下起落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不能被授以牧师职，也没有布道的权利。 不过，教会的确提供了一个专门为中世纪妇女设计的重要机构，即女修道院。女修道院被称为一个“阶级机构”，因为虽然不是出于严格的教会法规，但实际上这一机构却要求想当修女的人随身带一份嫁妆来。尽管这份嫁妆不如一个丈夫所期望的多，但女修道院仍然主要是向来自贵族家庭、来自中世纪后期商人家庭的有钱妇女开放的。几乎所有的中世纪妇女都结婚，而且在年纪很轻时就结婚。不过也有少数妇女找不到丈夫，或者是因为私生女身份或生理有畸形或没有足够的嫁妆，或者是因为甘愿一辈子做基督的新娘而不做某个男人的新娘。 对于这些特殊情况，女修道院提供了除婚姻生活外的一种选择。此外，修道院的隐居生活的确在某些方面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比起自己世俗的兄弟姐妹们，通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特别有抱负、有才能，那么她可以升至女修道院院长的职位，管理大地产，并对人数多达80名的修女承担责任。这些修女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寺院生涯所带来的极大满足感，有少数人还成为伟大的苦行的圣徒，受到人们的纪念。其余的人除了在修道院的隐居生活中找到只有女修道院才提供得了的不受男权支配的自由外，还找到了自尊和社会的尊重。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有一些人满腹牢骚地将自己视作社会弃儿：“我条件不够好，配不上男人，所以只好将自身托付给上帝。” 对中世纪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封建领主将土地授予封臣，作为封臣服兵役的报酬，因此，封建制度创造了一个由男性居支配地位的世界。封建地产连同军事义务被传给单身的男继承人。只有在没有男继承人的情况下，女人才能继承。中世纪妇女的一生都在男人的监护下——首先是在她父亲的监护下，然后是在她丈夫的监护下。如果丈夫死了，她就成为由封建领主监护的人；封建领主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地产收益占为己有，直到她再嫁为止。封建领主可以决定她应该嫁给谁，所以对封建领主来说，将自己所监护的人的婚姻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反过来，向不想嫁人或想要自己选择配偶的寡妇索取报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女贵族还得忍受闲散无聊、漫无目的的生活所带来的烦恼。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之类的事都交托给管家和保姆去做。因此，如果她们的丈夫去打仗或出席宫廷的会议，她们就会没什么事可做。大体上，这些女贵族的不幸命运就是充当缔结政治和经济联盟的工具，然后为她们所嫁的人家生育继承人。 村镇中的劳动妇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开这种依赖他人的边缘生活；因此，说起来好像矛盾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身份成反比”。绝大多数农村女孩都会嫁人，并与自己的丈夫并肩从事每一种农活。少数几个不嫁人的女孩通常都是出身于最贫穷的家庭，所以她们会离开自己的村庄，靠到城里去做女仆或到邻近村子中去当农家女佣来养活自己。以下这条中世纪时期的谚语反映了农村妇女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辛劳： 天气不好会使丈夫们有片刻的喘息时间， 而家庭妇女的活儿却永远也做不完。 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几乎活跃在各个行业中。从13世纪艾蒂安·布瓦洛所编的《行业手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该手册登录了巴黎所有行会的规章。在所列举的100个行会中，有86个行会均有妇女在工作。中世纪时，常在一些英语单词后加上后缀“ess”或“ster”来描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这也表明了妇女所起的作用是何等重要。例如： Webster：女织布工 Brewster：女酿酒工 Bakers：女面包师 Laundress：女洗衣工 Seamstress：女裁缝 Spinster：女纺织工 Governess：女教师 中世纪妇女肩负与男性同样的重担和责任，但却享受不到平等权利。在乡村中，家庭主妇有干不完的活儿，可是她们被排斥在所有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乡村公证员、堂区牧师、采邑法庭文书之类的职务。村里地主们的会议，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外，只准男人参加。拥有土地的已婚妇女须由丈夫作代表，参加所有的乡村会议。同样，在城镇中，妇女们享有诸如拥有财产、加入行会和从商之类的经济权利，但却没有任何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她们不能参与城镇政府机构的选举，也不能被推举到城镇政府机构中去。 两性关系中这种根本的不平等，从中世纪欧洲通常的各种习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其一是颇为流行的殴打妻子的习俗。佛罗伦萨流传的一句谚语是：“好女人和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13世纪时，法国的法律条文规定：“在很多情况下，若男人伤害妻子，可以免受惩罚……当妻子伤害丈夫时，丈夫殴打妻子是合法的，只要别把她打死或殴残就行。”对通奸坚持传统的双重标准这一点，也表明了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国王、贵族和商人可以公开养情妇和私生子。但是，偷情的妻子却会受到羞辱，受到严厉的惩罚，她们的情夫会被阉割或杀死。此外，上流社会的男人接近下层社会的妇女，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2世纪一本题为《典雅爱情的艺术》的小册子，鼓励对一个农家女孩想入非非的骑士“毫不犹豫地去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强行拥抱她”。 人们通常认为，妇女应满足于做一些“适合女人做的琐事”，而男人则应干一些“大事”；这种看法同样表明了普遍的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5世纪30年代写道，男人应把对“小事的关心”留给自己的妻子，使自己能自由地从事“一切适合于男人的、光荣的事业”。 所有这一切使人回想起农业革命之后两性关系的重大转变；当时，妇女失去了平等地位，开始出现女性的不重要的“室内”工作和男性的重要的“室外”工作之间的区分。一旦这种区分被接受，它便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变得根深蒂固。这里重要的是，这种区分不仅存留于相继出现的古代文明，而且存留于西欧出现的新文明。中世纪末期，尽管有了技术进步、经济活力和政治改革，但过去的习俗依然是欧洲妇女的沉重负担。固有的性别歧视甚至在长达数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变革时期也依然存在。过去对现在的这一胜利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今天，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与之相同的模式还可觉察到；这一点，从1915年卡贝尔郡（位于西弗吉尼亚）教育委员会在学校公报上颁布的以下“女教师行为准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 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 2. 不得陪伴男人。 3. 晚8点至早6点之间必须在家，除非参加学校活动。 4. 不得在闹市区的冰激凌店闲逛。 5. 不得出城旅行，除非得到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允许。 6. 不得与任何男性一起乘马车或汽车，除非他是你的父亲或兄弟。 7. 不得抽烟。 8. 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衣服。 9. 绝不可染发。 10. 至少穿两件衬裙。 11. 裙子不能短于脚踝以上两英寸处。 12. 为保持教室整洁干净，每天必须至少清扫地板一次；每周必须用热肥皂水擦洗地板一次；每天擦黑板至少一次；早7点生火，使教室到早8点时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