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非洲 在树木茂盛的尼日尔河谷， 在蜿蜒曲折的沃尔塔平原， 在乞力马扎罗山的山肩上， 覆盖着像冰一般光泽的白雪。 这里是广袤而难以捉摸的非洲， 那个很久以前的非洲。 ——米歇尔·德阿隆（加纳诗人） 随便看一眼世界地图即可明白，非洲位置居中。它北与欧洲隔地中海相望；地中海是一片狭窄且容易渡过的水域，在历史上起了交通干线的作用。东面的西奈半岛是通向亚洲的桥梁，而红海比地中海更狭窄、更易通过。虽然印度洋浩瀚无垠，但季风可以使东非和南亚之间的来回交往非常便利。 然而，历史上，人们却错误地认为非洲与欧亚大陆和世界其余地区相隔绝。这种感觉中的与世隔绝，使这块大陆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在历史学家们强调这块大陆的与世隔绝的同时，他们还强调非洲在这一时期中从外部世界借鉴了许多东西；不过，交流是双向的，只有当有意义的接触和交往发生时，交流才得以存在。本章将考察非洲的内部发展以及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一、地理环境 综观非洲大陆，其南北两端是小而肥沃的狭长地带。这些狭长地带很快让位于广阔无垠的大沙漠，即南面的卡拉哈里沙漠和北面的撒哈拉沙漠。再往下是绵延起伏的草地，北部以苏丹草原最为著名：“苏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黑人之国”。然后是热带雨林；对外面的人来说，穿越热带雨林最稠密的地区，比穿越沙漠还难。 非洲大陆极为巨大，且富于变化。其地理上的多样性对非洲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但它从未被看作一个障碍。从历史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便在非洲地理条件最差的区域，诸土著民族也创造了重要的文明和文化。 非洲时常被人为地划分为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在非洲大陆的历史上绝不是一道分界线，也不是一个障碍物。在非洲所能察觉到的种种障碍物，对外面的人来说，是一道屏障，使非洲在大陆历史的早期阶段难以穿越和征服。不过，非洲并没与世界的其余地区相隔绝；纵横交错于全非洲的许多商路将非洲诸社区联结起来，而且，这些商路还经由红海、地中海和印度洋将非洲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非洲在早期阶段就建立了一个高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这一组织有效地控制了贸易、商路和市场，并使潜在的侵略者通常无法迫近。 在考察非洲大陆的政治组织时，非洲的历史学家们时常非常强调中央集权的王国、国家和帝国。除了有组织的国家之外，非洲还存在许多团体，它们一直是分散的，但逐步发展起能很好地起作用、妥善地为当地人服务的适当的治理结构。例如，现代尼日利亚数以百万计的伊博人就从未建立过中央集权的国家。 二、农业和铁器 人们时常认为非洲的技术和农业是从欧亚大陆引进的。最近的考古研究正在改变我们对非洲的这些发展的看法，因为考古研究表明，非洲许多地区早在公元前就开始开采铁矿，掌握了冶铁知识。不同地区开始开采铁矿的时间如下：在现代坦桑尼亚的湖泊地区，是公元前7世纪；在梅罗伊（Meroe），是公元前5世纪；在西非的诺克（Nok），是公元前4世纪；在东非的北部大湖地区，是公元前3世纪。这些情况表明，可能很多地区都是独立地发展对铁的利用，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引进铁。铁的这些早期使用者很可能将对铁的利用保守秘密。不过，公元2世纪至5世纪期间，冶铁技术通过已学会使用铁的班图农民传播到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班图诸民族从西非到中非、东非和南非的运动时常被说成是一种迁移，但是，这是小部分班图民族的逐步迁移，他们时常与自己所渗入的地区的人们通婚。到公元前5世纪时，班图人已到达现代的刚果（金），但是公元2世纪至5世纪期间铁的广泛使用，使班图人能更迅速地迁移到非洲大陆南部的其余地区。 铁的出现对非洲的影响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广泛。包有铁头的锄和装有铁头的斧使农业有可能扩展到非洲的森林地带，正如更早时候铁的使用使农业进入中欧、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一样。结果是提高了农业产量，有了可用于贸易目的的剩余产品。正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转而导致社会分化——导致诸民族分裂为取代简单亲属关系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因此，大约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机构，这些国家机构进行军事管理和行政管理，拥有维持这类管理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非洲的技术进步使这块大陆的种族成分受到影响。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易接近的黑种人，而不是不易接近的桑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桑人和布须曼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渗入刚果盆地；在那里，他们发展了与人口稀少的桑人狩猎者的一种共生关系。公元600年至900年间，他们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他们在损害桑人的情况下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桑人和俾格米人一起非常公平地分享这块大陆。 非洲农业 在7000年前撒哈拉干涸成沙漠以前，这片地区曾支持了一个畜牧社会，这里放牧着成群的绵羊、山羊和牛。这里的人们用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来打鱼和放牧；这些镰刀状物和叶片状物如今已在古代遗迹中被发现。 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何时开始种植作物，但我们的确知道，农业系统在这一地区不断发展，供养了拥有广阔市场和贸易中心的众多村庄居民。市场和贸易中心有助于产生非洲文化，如诺克、贝宁、加纳、马里以及苏丹和东非的其他王国的文化。 植物和非洲诸民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其他地方人们中的情况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虽然农业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前后出现在埃及，但是，用于大面积采集的整套工具和粮食作物的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8万年前。有证据表明，这些整套工具是非洲的，而不是近东的。埃及的考古证据表明，6500年前该地区最早的农夫也放牧绵羊、山羊和牛，并在凉爽的季节种植诸如大麦、双粒小麦、亚麻、小扁豆和鹰嘴豆之类的作物。 在西非森林地区，也有证据表明那里很早就驯化诸如油棕、豇豆和薯蓣之类的作物。这种驯化并不表明这些作物是外来的。例如，在热带大草原地区培育的水稻就被认为是当地原产的。此外，在埃塞俄比亚培育的大多数作物都是非洲本地的，没有从外地引进的证据。 三、伊斯兰教 非洲曾受到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影响，后者在公元7世纪侵占整个北非，然后以商人和殖民者的身份沿非洲东海岸扩张。从这些沿海的基地开始，伊斯兰教对非洲诸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伊斯兰教影响最明显的是体现于生活的外表——姓名、服饰、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等。此外，它也表现在农业进步和技术进步上，农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因与外界更为广泛的交往引起的；例如，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关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的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灵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苏丹和北非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很有利，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贸易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从今天津巴布韦所在的地域收购象牙、奴隶和黄金，从加丹加收购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因此，我们看到，地中海使北非与中东和欧洲诸民族之间长达好几个世纪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同样，印度洋使东非与中东、印度、东南亚甚至远东诸民族之间类似的相互影响成为可能。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些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辽阔，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皇权拴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皇权服务的人。 四、贸易与苏丹诸帝国 伊斯兰教的征服给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以新的推动力，并使这一贸易与伊斯兰世界连在一起；伊斯兰世界的货币制度依赖黄金。最早与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加纳帝国（约公元400—1200年）。这一帝国由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草原上的、操索宁克语的非洲人建立。虽然我们不知道加纳帝国建立的确切日期，但早在公元5世纪时它便已存在。加纳帝国的名声远远超出撒哈拉地区，并远播到巴格达。曾在位于该城的阿巴斯哈里发宫廷中居住的阿拉伯作家阿尔法扎里，将加纳描述成“黄金之国”。 穆斯林在帝国的贸易和行政管理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是，国王控制了帝国的贸易，并在王国中执行审判。尽管有穆斯林的存在，但国王仍坚持自己祖先的宗教。 11世纪中叶加纳帝国达到鼎盛阶段，接着便开始衰落。宗教冲突和毁灭性的战争中断了帝国的贸易活动。快到12世纪末时，加纳又失去了对金矿开采区的控制。此外，这一地区诸如沙漠化和过度放牧之类的环境因素，也迫使农民和商人分散开来，向更为适宜的地区迁移。 随着加纳帝国的衰落，它让位于马里帝国（约1235—1670年）。马里在这一时期的扩张和声望靠的是两位能干的统治者：曼萨·穆萨（Mansa Musa，1312—1337年在位）和曼萨·苏莱曼（Mansa Sulayaman，1341—1360年在位）。在曼萨·穆萨的宫廷，伊斯兰教的地位已很稳固。马里的名声在1324年曼萨·穆萨到麦加去朝圣之后传播开来。朝圣途中，曼萨·穆萨四下赠送黄金和大量礼物。路过埃及时，他散发的黄金是如此之多，以致阿拉伯历史学家们将他的访问记载为1324年埃及最重要的事件。朝圣归来时，曼萨·穆萨随身带回了虔诚的学者和传教士。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就这样成为重要的教育中心。曼萨·穆萨归来后通过更诚笃地信奉穆斯林的宗教，来纯化伊斯兰教。尽管马里取得了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就，但由于内部政治问题和外来攻击，它还是开始衰落。苏丹西部诸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是桑海帝国（1350—1591年）。该帝国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除了它地处肥沃的苏丹草原这一地理位置外，还有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都促成了这一王国的兴起。此外，王国坐落在尼日尔河两岸，也为渔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当桑海发展成为帝国时，它的人民被划分成三个专门职业阶级：索库人（通常是渔民）、杜尔人（通常是农民）和戈人或加比比人（通常是猎人）。 桑海在14世纪末叶摆脱马里的统治取得独立并开始扩张以前，一直是一个小王国。当它成为帝国时，仅享有一个世纪的辉煌，即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早期数十年的辉煌。 桑海的扩张和这一帝国的巩固可归因于两位皇帝：桑尼·阿里（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亚·穆罕默德（1493—1528年在位）。后者利用廷巴克图的战略位置，复兴了对帝国至关重要的贸易。阿斯基亚明白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所以努力争取穆斯林社会的支持。他与一些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交往，鼓励教育。在廷巴克图，他设在桑克尔清真寺的大学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其中一位学者给我们留下了对廷巴克图的智力活动的描述： 从马里省到马格里布最偏远的地区，若论社会公共机构的稳固、政治权利、道德纯洁、人身安全、对外邦人的体贴和同情、对学生和学者的谦恭有礼……在那些日子里，廷巴克图是无与伦比的。 周游过这一地区的摩尔历史学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也写道： 这里储备了大量的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这种储备是靠国王慷慨地支付种种费用来维持的。在这里，潜水员捞上来的巴巴里［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的手稿和书籍，能卖出比其他任何商品都高的价钱。 尽管不乏财富和知识，但这一帝国仍因内乱和摩洛哥的侵袭而衰落。到16世纪末，桑海只是早先其自身的一个影子而已。 这些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点。它们都主要以贸易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扩展自己的权力，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商品和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的征税。征税所得的收入使帝国的行政管理逐步变得更为先进。因此，桑海帝国比起原先的两个帝国要更为复杂。它划分为界限明确的几个省，每个省都设有一名长期任职的总督。桑海帝国还可以炫耀的是，它开始拥有职业军队，甚至还拥有几个部——除了分管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外，还分管财政、司法、民政、农业和林业。 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并促进智力活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还将苏丹由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改变为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14世纪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将马里也包括在他的旅行范围之内；这一旅行向东最远到中国。1353年6月，白图泰到达马里的首都，帝国的行政管理和人民的习惯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 黑人们具备一些极好的品质。他们很少是不公正的，而且，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憎恨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的苏丹不宽恕任何犯有最轻罪行的人。他们的国家绝对安全。在那里，不论旅行者还是居民都无须害怕强盗或暴力者。在他们国家去世的白人，即使留下数不清的财产，也不会被没收。相反，他们将其财产交给白人中可信赖的人代管，直到合法的继承人前来继承为止。他们小心地遵守做祷告的时间，专心致志地聚众祈祷，并以此教育他们的孩子。每逢星期五，清真寺里十分拥挤，若不一大早去，便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进行祈祷。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伊斯兰教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国强大的原因，又是导致其衰微的根源。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伊斯兰教曾有过很多贡献，但它的基础比当时去过城市中心和沿商路旅行过的观察者心目中的印象要狭窄。因此，危机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帝国会突然分裂，迅速崩溃。 苏丹诸帝国的另一个弱点是，易受北方柏柏尔人的攻击；这些柏柏尔人或是寻找非洲黄金的发源地，或是企图将其特殊形式的信仰强加于别人。1076年，狂热的阿尔摩拉维德人推翻了加纳帝国。同样，1591年，摩洛哥的入侵摧毁了桑海帝国。桑海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苏丹帝国时代的结束。用17世纪廷巴克图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危险代替了安全，贫穷代替了富裕，不幸、灾难和暴力代替了和平……” 五、王国与诸侯国 上面提到的三个帝国，是非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治产物。不过，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还存在着其他各种不同的政治结构。例如，在东南非，存在着某些同苏丹相类似的情况。正如苏丹以出口黄金闻名于世一样，东南非也以同样原因闻名于印度洋盆地。正如一种贸易模式养育了苏丹诸帝国和北非诸国一样，到15世纪时，另一种贸易模式也供养了内地的莫诺莫塔帕帝国和沿海的基卢瓦城邦。 “莫诺莫塔帕”一词，由葡萄牙人用国王的称号“姆瓦纳莫塔帕”改变而成。这个帝国包括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的许多地区，因而，同苏丹诸帝国一样，控制着产金区和通往沿海地区的道路。正是莫诺莫塔帕的君主们建造了津巴布韦大神庙；这座神庙四周的围墙高达32英尺，为皇家举行正式的礼仪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在沿海地区，基卢瓦港的商人统治者控制着从莫诺莫塔帕到穆斯林商船的货物流动；这些穆斯林商船往返于印度洋，甚至远航到中国海。“基卢瓦是世界上最美而且建造得最好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的建筑都是第一流的。”伊本·白图泰——这位对马里帝国也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者——这样写道。 正如苏丹诸王国被北方的柏柏尔侵略者劫掠一样，莫诺莫塔帕和基卢瓦也遭到了海外葡萄牙入侵者的掠夺。在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年绕好望角航行后的10年内，葡萄牙人洗劫了东南非许多沿海城市，并继续留在印度洋，好像它是葡萄牙的一个湖似的。达·伽马首次航行时并未发现基卢瓦岛，但1500年一支葡萄牙舰队曾在此避过难。5年后，另一支舰队用无情的掠夺报答了当地人的好客。一位远征队员描述说，他们没有遇到惊愕的居民的反抗，便占领了这座“有许多坚固的、高达数层的房屋”的城市。然后，“教区主教代理人和方济各会的一些长老带着两个十字架，唱着感恩赞美诗，列队登上岸去。他们走进宫殿，放下十字架，舰队队长做了祷告。然后，大家开始抢劫这座城市所有的商品和粮食”。 后来，葡萄牙人沿赞比西河进入上游地区，以相似的方式破坏了莫诺莫塔帕帝国。他们先占领了沿河各战略要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其影响，直到1628年发起不可避免的最后进攻为止。葡萄牙人凭借自己的火器，轻而易举地击败了莫诺莫塔帕的两支军队，但是，有几个顽强的小王国仍在前帝国的废墟上幸存下来。 结论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在欧洲扩张之前的这一时期中，非洲绝不是与世隔绝的。由于伊斯兰教带来的推动力，从7世纪起，外部联系和内部关系开始增多。地区间的贸易因更有效的交通工具而增长。虽然骆驼在北非已被使用，但从7世纪起，这种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中亚的双峰驼与阿拉伯驼或单峰驼的杂交，繁育出了两种骆驼：一种是步伐缓慢、能负重远行的骆驼，另一种是步速更快、可用作信使的骆驼。 贸易的增长也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并使阿拉伯人能在进行东非与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沿岸诸国之间的贸易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非洲大陆的商业城镇也有了惊人的发展：西基马萨（Sidjimasa）成为横贯撒哈拉沙漠的贸易的中转站；开罗成为东方穆斯林和西方穆斯林以及草原地区的贸易的中心；奥代古斯特（Awdaghust）成为连接北非和草原地区的中心市场。在东非沿海地区，穆斯林商人在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基卢瓦和索法拉的商业城镇中定居下来。 用于贸易的产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诸如铁、亚麻、棉花、树胶和靛青之类的原材料；诸如高粱、稻米、黄油、粟、橄榄油、盐和鱼之类的给养品；诸如黄金和象牙之类的奢侈品。 在15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非洲大陆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1500年以后，世界的其他部分在发展方面超越了非洲。正如我们在下一卷中将提到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1500年之后非洲的内部发展和破坏性的外部联系。 英国的非洲学学者托马斯·霍奇金写道： 如果考虑到伊斯兰教思想氛围和基督教思想氛围之间的差别，14世纪廷巴克图的一位市民可能会发现，自己待在14世纪的牛津城里时也感到比较安适。16世纪，他或许仍能找出这两座大学城之间的许多共同点。但是，到19世纪时，两城之间的鸿沟则变得很深了。 霍奇金提出的这一论点，描述了一个肯定不是非洲所独有的进程。从前几章看，地区之间的差异显然是世界范围的常见现象，其原因很简单：西方在现代化中居领先地位，因而跑到其他所有社会的前面去了。不过，事实仍然是，西方与非洲之间的差距比西方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相对伦敦、巴黎和柏林而言，的确是衰落了，但是，它们并没像廷巴克图那样，衰落到实际上已经消亡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