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西方扩张时的儒家世界

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体制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伏尔泰，1764年

与当时的中东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伊斯兰世界为奥斯曼帝国、萨非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是朝鲜和日本。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具有内向性的社会。它们的变化速度缓慢，且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另一方面，儒家世界因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伊斯兰世界大为不同。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顽固不化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它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文明。

一、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山脉、沙漠和辽阔的太平洋所隔断。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中国的文明更具连续性，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结合得都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长江南岸的一些地区的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平均一年一熟的情况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 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多，超过了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的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得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的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像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像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构成中国内聚性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所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德语、瑞典语之于西班牙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义却是同样的。西方类似的情况是阿拉伯数字系统：例如，“8”这个数字在意大利语、瑞典语或英语中的发音是不同的，但“8”这个符号的含义在这三种语言中却是相同的。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科举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1300多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儒家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依靠法律和制度——西方正是这么做的——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中国的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时，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它们从下到上的顺序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县试，然后是省城的乡试，最后是京城的会试。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的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做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教诲组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其英文名字Confucius是K’ung-fu-tzu即“孔夫子”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应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作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因此，孔子是一种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这个传统所在的文明，由此比任何其他文明更专注于伦理价值。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两度为外来王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并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王朝的兴亡替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二、王朝的更替

这种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可以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某些特点来解释。每个新王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王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王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最终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府越来越懈怠，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越来越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总有一天，这些局部的起义会扩大为普遍的暴动。这些普遍的暴动转而又招来游牧民的入侵，尤其是因为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结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王朝濒临灭亡，新王朝日渐来临。

中国的商王朝（公元前1523——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并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朝之后的周朝（公元前1046——前256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的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最高领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形成了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仍引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尽管偶尔也有失误，却一直持续到1911年最后一个王朝被推翻时才告终。该结构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训练有素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一个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得以维持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东汉，25—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南达中南半岛——而著名。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崛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汉人的王朝。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因此，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汉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汉人的制度或者汉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推翻。

汉人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王朝即汉人的明朝（1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1644—1911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汉人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或许可看作幸事。但是，这些世纪却见证着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的崛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崛起的世纪。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祸事，而非幸事。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也是相对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明朝时中国人中止引人注目的海外远征的决定，就充分表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的态度的根本差别。

三、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交往起来。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5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纯粹充当着亚洲内部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的角色。

17世纪早期，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地位发起挑战。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此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商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放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做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用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交换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

在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耶稣会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终结果已被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中国人依然极度自信和自足。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极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些许例外也仅仅是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极少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到来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四、日本吸收中国文明

较之中国，日本在16世纪欧洲人首次出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但很快他们便开始反抗这些“粗鄙无礼的蛮人”，并在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超越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老师的中国人。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最近处相距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仅宽21英里。所以，日本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遭蒙古人入侵。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日本人近到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民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在日本群岛的体毛旺盛的阿伊努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太阳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带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日本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人改变和调整了他们从中国借鉴的一切东西。他们允许世袭贵族保有大地产，从而限制了天皇的权力。他们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

五、德川幕府

645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沉溺于京都的享乐，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从而意味着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到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阿伊努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可以免除赋税，得到保护，但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岁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必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士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结果，对阿伊努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至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面含义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12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最后，一个封建领主脱颖而出，从天皇那里取得了“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此后，日本为一系列幕府将军所统治。他们控制着军事力量，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这些家族中最重要的是1603年由德川家康建立的德川幕府，它对全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战略要地的大庄园组成，提供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做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从1.25英亩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贵族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和财富大大增加。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团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融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和谐远远超过中国，从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为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便利。

六、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16世纪中期，最早来到日本的是葡萄牙商人，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葡萄牙商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时惨遭蹂躏的农民的情感需要。

到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采取行动而无须担心贸易损失。而且，他们的确想限制传教士，因为他们担心传教士的成功会破坏日本的传统社会。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起来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荷兰人成了得到通商许可的唯一的欧洲人，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出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随后日本便开始了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成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像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过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