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人们只有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报上帝。

——马丁·路德

……通过永恒的、不变的意图，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

——约翰·加尔文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一方面，伊斯兰帝国和儒教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结果，出现了一种充满活力、扩张主义的新型文明——现代文明，它与欧亚大陆其余地区——其实与全球其余地区——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文明有着本质差别，从而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一直以一种加速度持续到今天，并决定着现代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现代化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这样一个过程：人类通过这一过程将增强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作为提高人均产量的手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对民众的唤醒和激发、对现在和未来比对过去的更大的兴趣，一种把人类事务看成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超自然力量控制的趋势，以及直至晚近才建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益处的信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一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性在于它不可抗拒地导致了欧洲对全球的支配地位。因为现代化为欧洲人不仅提供了优越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政治的内聚力和推动力。例如，少数英国商人和士兵之所以能征服和统治广大的印度次大陆，更多的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脆弱，而不是因为英国的军事技术。相反，意味深长的是，从未有过对事态发展的相反的可能性的推测——印度士兵和商人为了贸易和战利品在英国登陆；这些贸易和战利品曾是在印度发财的英国人的动机。那种认为印度人在英国可能会像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那样做的想法似乎十分荒谬，以致从未有人考虑过哪怕是极小的可能性。但它之所以是十分荒谬的，恰恰是因为英国社会和印度社会之间的差异——后者是不可救药地四分五裂的，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比前者的要大得多。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能挑起伊斯兰教徒反对印度教教徒、王公反对王公、地方势力反对封建官僚，同时广大农民仍然毫无生气地待在自己的村庄里；但是，印度任何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式的人物无疑都将遇到由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政府和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统一战线。

这就是差别，它对世界历史意义重大，将传统社会与经历了现代化的社会分离开来。而且，这一现代化不是一次完成的事情，它一直、并以加速度持续到今天。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将提到的，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现代化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济扩张、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这些发展引起了伟大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相继出现的政治革命形式上的链式反应；这些革命对从17世纪到今天的人类历史产生了影响。

二、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是有争议的，它的意思是新生或再生，它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时代代表了继“黑暗时期”即他们所称的中世纪之后古典文化的再生。这一解释直到19世纪才为人们所接受，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中世纪的漆黑一团和文艺复兴的炫目明亮相对立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中世纪人们对古典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中世纪的某些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还表现得非常明显。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没有丢弃“文艺复兴”这个熟悉的术语，但是现在，却把它定为从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即大约从1350年到1600年——的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一个明显的断代时期或转折点。

文艺复兴最初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情况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以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帝国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为基础。意大利人是这一贸易的中间人，并由此繁荣起来。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大帆船组成，配备的船员总计大约2.8万人。威尼斯码头还雇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意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和罗马的情况也都如此。这些城市由大商人家族控制，这些家族控制了政治、商业和手工业。它们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助人。它们的需求、兴趣和口味给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复兴打上了印记，尽管这些赞助人中也包括诸如米兰的史佛拉这样的公爵家族，以及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庇护二世、朱利斯二世和利奥十世等。这解释了文艺复兴时期现世主义和人文主义存在的原因——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今世而不是来世；它关注的是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人，他或她是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需要专心于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身所固有的潜能。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年）写道：“人们只要想做，没有什么做不到。”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实了这一格言。这位佛罗伦萨的贵族不仅是剧作家、诗人、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而且是建筑师、数学家、考古学家，并且年轻时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世主义和个人主义反映在它的学术和教育中。被称为文艺复兴文学之父的弗朗切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强调古典文学作为自我改进和指导社会行为的一种手段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新创办的寄宿学校培养的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全部课程强调古典文学的学习和体育锻炼，其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市民。

文艺复兴的精神十分鲜明地表现在它的艺术中。因为教会不再是唯一的资助人，艺术家们受到鼓励，把注意力转向不同于传统的圣经主题的事物。乔托（1267—1337年）的绘画标志着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被马萨乔（1401—1428年）更进一步向前推进；马萨乔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创作。与中世纪的绘画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成熟阶段。在佛罗伦萨，继马萨乔之后是桑德罗·波提切利（1444—1510年）和多才多艺的天才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达·芬奇既是画家，又是雕塑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因此，达·芬奇是“文艺复兴的新人”的代表。1994年11月15日，他的72页的笔记，即著名的《哈默手抄本》（Codex Hammer）在伦敦以3080万美元的价格被出售。在这本手稿中，他思考天为什么是蓝的，山顶上为什么会有化石。他还预言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

大约到1550年，在经历了辉煌成就的两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衰落的一个原因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它引发了其后数十年欧洲各列强卷入的战争，并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更基本的原因是瓦斯科·达·伽马1498年5月20日在印度卡利卡特港的登陆使意大利遭受的经济打击。它结束了意大利人作为西欧和东方贸易中间人的有利可图的垄断地位。在1502年至1505年的4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平均每年只能获得100万英镑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平均每年获得的香料高达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所进口的香料则从1501年的22.4万镑上升到1503年至1506年4年中的年均230万镑。

比这种商业衰退更为严重的是工业的衰退。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并从银行服务业和海洋运输业中获取大量的收入。但是，到16世纪后期，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已超越了意大利人。意大利人受到行业规定的限制、税收高和工资成本高的阻碍，未能生产出适应不断变化的口味的产品。因此，1560年至1580年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平均每年是3万匹，但在1590年至1600年间却下降到1.3万匹，而到1650年只有6000匹。同样，威尼斯的毛织品产量大约在1600年时是2万匹至3万匹，但到1700年却下降到2000匹。意大利和北欧国家之间的这种差距因殖民地贸易的日益重要而进一步加大；意大利城市由于没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殖民地贸易之外。

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正为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新事物在16世纪传到了北欧。这些传播者是意大利的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加快书籍和思想传播的印刷制品。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和小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3年）的作品、芬兰画家凡·艾克和皮特·勃鲁盖尔的作品就很明显。勃鲁盖尔是北欧最不正统和最具社会意识的艺术家。他从前辈的传统主题——宗教事务和对处于奢侈环境中的商人家庭的描绘——中脱离出来，主要描绘农民日常生活的景色。他还用艺术来反抗西班牙人在荷兰的统治，如他的绘画作品《无辜平民大屠杀》描绘了西班牙士兵杀戮妇女和儿童的场景。

北欧识字的人比东南欧地区的人更普遍，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的影响特别大。大量的印刷品自然引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焦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爆发的宗教和王朝战争。印刷制品还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文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的《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年）的戏剧奠定了英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在西班牙，米格尔·德·塞万提斯（1547—1616年）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法国，弗朗索瓦·拉伯雷（1494—1553年）和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年）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无疑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正式规定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语法。

最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很明显，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显然比之前的中世纪的观点更能导致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认真地加以限制。事实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某些思想方式。他们坚持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其他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仍然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伊比利亚海外扩张的先驱者绝对不是“文艺复兴人”。例如，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代的人描述为一个刚硬、虔诚、具有骑士品格的苦行者，而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尽管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不感兴趣。据说，他资助萨格雷斯一所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也是虚构的。因此，“新知识视线”迅速扩大的刺激作用，并不说明1500年以前欧洲向外扩张的根源，更多的是说明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所提供的推动力和不可抗力。的确，欧洲的扩张就其本身而言十分重要。事实仍然是西欧有一个知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个时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本差异。

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学院强调神学、法学、修辞学，从而牺牲了天文学、数学、医学。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不知道也完全没有兴趣了解西方正发生的一切。穆斯林土耳其人不相信基督教异教徒能教给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常常会有一位极富远见的人警告人们留意这张将奥斯曼帝国与临近基督教世界分离开来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纪上半叶土耳其著名的书志编纂家、百科全书作家和历史学家。由于家境贫寒，他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恰恰就是一件幸事，因为这使他免受了当时那种典型的奥斯曼教育，即对肤浅的、专业分类过细的穆斯林神学的专门研究。他的自学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能接受西方知识的原因。

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一本篇幅短小的海军手册，此书是他根据1656年奥斯曼舰队在海上遭遇的一次惨败而编写的。在该书的前言中，舍勒比强调了掌握地理科学和绘制地图的必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至少应该知道奥斯曼帝国和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部队作战时，就可以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从而使攻击敌区、保护和守卫边境地区成为一件更为容易的事。同那些不懂地理科学的人商量是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即便他们是当地的老兵，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老兵大多完全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能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的必要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异教徒通过应用和尊重学问中的那些分科，发现了新大陆并侵占了印度的一些市场。

舍勒比明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舍勒比在他1657年临死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中，告诫他的同胞，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土耳其人仍然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像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用他们的新知识最终不仅成为美洲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代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四、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一词像“文艺复兴”一词一样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马丁·路德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一个革命家，被迫用他的基本信念的道理反对和抵抗罗马教会的基本理论。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弊病做出的反应，其中包括：许多传教士的文盲状况、有些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对宗教场所的出售、（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许和（免除罪恶的）豁免。这些弊病很容易激怒人们，但它们只是新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的确，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了他们的改革尝试，以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一打破一体化的古老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变动，有必要透过这些弊病去考察某些已建立了数世纪之久的历史力量的背景。

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监禁”事件削弱了教皇的威信，当时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继这一逮捕之后，是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不得已从属于法国势力。对教皇的威信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教会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早些时候的异教徒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后者于1415年在康斯坦茨会议的火刑柱上被烧死，但是一个世纪后，当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们仍然存在。

宗教改革还有其政治因素，如北欧国家中民族观念的增强和与此相关的各国“新君主”的出现。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作外国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后力量——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的巨大地产十分不满。经济上的争夺和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一起将在以下章节中作更详细的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的利益，导致他们觊觎教会巨大的地产和各种金银珠宝、艺术作品和豪华家具等巨额的可动产财富。同样让人垂涎的是以什一税的形式从各个国家源源不断地流入罗马的税收，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特许费和豁免费等。

历史力量的这一结合最初在德国达到了爆发点。因为当时这里聚集了一百多个公国——采邑、基督教城邦、自由城市、县城和公爵领地——它们的统治者太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在德国引起宗教改革的这些赎罪券承诺赦免“你所有的罪恶、犯罪和放纵，不管这些罪孽有多大……因此，当你死的时候，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快乐的天堂之门将被打开……”正是在反对这种“不受约束地宣扬赦罪”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贝格大学牧师的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大多数主张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表明，“上帝之语”并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那些论文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被印出来，广为传播。公众的热烈反应表明，路德的论纲表达了全国民众深感不满的心声。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使得路德清楚地说明了他的以信仰为核心的基本学说的革命含义——教会的宗教场所和宗教仪式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1520年12月，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宣扬早些时候的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最信基督教”的教义，并将教皇的驱逐训令烧毁；次年，他被召唤出席在沃尔姆斯召开的皇家议会。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萨克森的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城堡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胡斯的命运。

在该流放地，随后几年路德忙于将《圣经》翻译成德文和创建德国独立的教会。国王查理五世由于卷入了与法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无暇来彻底消灭这一正在传播的异端学说。到1546年，他刚从战争事务中脱身，便开始镇压信奉路德教的王公以恢复教会的统一。他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教皇的鼓励，并为他提供了资金和军队。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马尔卡尔迪克聚集起来，并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更关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双方的斗争毫无结果地拖延着，直到签署《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才告结束，该和约赋予德国国王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将其强加于他们的臣民的权力。这样，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大致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五、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和约》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涌入敞开了大门。奥格斯堡教区承认路德教是天主教信仰以外唯一可以选择的信仰。但是，新教教会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的新教派在欧洲大陆扩散。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基本学说必然导致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从而产生各种新教派。例如，在瑞士，约翰·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反对通过“善行”获得拯救的教义，但也反对路德的通过“信仰”获得拯救的说法。加尔文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他出生前就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根据《圣经》的明确教义，我们断言，通过永恒、不变的意图，上帝始终决定着谁可以被拯救，谁将被毁灭。”加尔文与路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张教会应积极干预社会事务，以保证消灭各种异端学说、亵渎神明的言行和邪恶行为。他在日内瓦主事时期（1541—1564年），他的长老院将这座城市改造成了一个基督教社区，它的严肃和神圣使游客感到震惊。而且，印刷品的效力使得加尔文把日内瓦变成了改变宗教信仰运动的总部，并极大地影响了波希米亚、匈牙利、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等国和在海外的美洲13个殖民地。

新教中一支完全不同的教派是再洗礼派，它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激进主义使其遭受了天主教、路德教派以及加尔文教派的迫害。依据路德的每个人都应遵循自己的意识的理论，再洗礼会教徒要求完全的宗教自由，包括政教分离。同样激进的是他们的社会学说——他们反对个人积累物质财富、反对阶级和地位差别、反对服兵役和反对因发动战争而需交纳的税收。这些信条损害到了整个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权威，因此，再洗礼教徒在整个欧洲受到迫害和遭到大规模屠杀也就不足为怪了。胡特尔派和门诺派是他们中的幸存者，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才得以维持到今天。

决定一国宗教最重要的因素几乎总是它的国王的决定。假如他支持与罗马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反对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有非常大的利益等着国王选择支持新教教会。如果他成为全国教会的首脑，而不是接受教皇封赐的权力，他的政治权力就会增加。他的经济地位也会提高，因为他可以没收教会的土地和动产，还可以制止流向罗马的税收。尽管反对教皇有这些好处，但保持忠诚的国王和与教皇分裂的一样多。一个原因是担心遭受由教皇支持的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的攻击。另外，很多国王发现，如果他们保持天主教身份，可以从教皇那里得到与成为新教徒国王可能得到的差不多的政治和经济特许权。因此，在路德死后，欧洲的宗教地图是各种教派大混合的局面。

这一宗教的版图最终显示，几乎有一半的德意志邦国信仰了路德教派，此外还有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语地区、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在英国，亨利八世仍是一个信奉天主教义的好教徒，他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国王一样，控制着天主教的牧师。但是，亨利最终还是建立了独立的英国教会（1534年），因为他决定与来自阿拉贡的妻子凯瑟琳离婚。教皇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因为凯瑟琳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妈，而查理的军队在几年前刚洗劫了罗马。因此，亨利成为新英国国教的首脑，为了确保贵族的支持，他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给了他们。但是，在他在位时期，新教会仍然坚定地维持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仅有的改革是把《圣经》翻译成英文。亨利的继任者则根据他们个人的爱好进行了改革——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转向了新教，玛丽（1553—1558年）又回到天主教，伊丽莎白（1558—1603年）则选定温和的新教。

在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宗教争端和政治争端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长年的战争。荷兰北部诸省的多数人都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这与虔诚的天主教教徒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发生了冲突。政治上的差异也包括在这一冲突中，荷兰人反对腓力二世干涉他们所认为的国内事务，还对他征收的重税和限制商业不满。1566年，荷兰人的抵抗爆发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第一次现代革命。当英国女王参与支持荷兰反叛者时，这场革命转而变成了国际战争。1588年，腓力二世做出反应，将由约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向北派遣。但是，机动性更强的英国战船迫使无敌舰队向北绕过苏格兰，又向南回到了西班牙——回来的是一支被战败的、被摧毁的原远征队的残余。血腥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609年达成一项妥协办法后才告结束；该办法承认北部诸省以荷兰共和国的名义获得独立，而南部比利时诸省仍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下。

与此同时，加尔文派正在法国传播，在这里它的拥护者被称为胡格诺派教徒。这里的王朝不准备加入新教，因为弗朗索瓦一世通过《布罗格纳条约》（1516年）几乎完全控制了他所统治的地区的教会组织及其收入。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残酷地迫害胡格诺派教徒。只要拥有一本《圣经》就足以被指控为异教徒。亨利的死给了胡格诺派教徒一个机会，因为不论是太后凯瑟琳，还是她软弱的儿子，都没能像伊丽莎白在英国那样得到大众的支持。尽管凯瑟琳试图找到和解办法，但整个国家却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不断发展壮大的胡格诺派和人口占大多数的天主教派。随之而来的宗教战争在圣巴托洛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中达到顶峰，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被杀害。即使是这样的杀戮也不能使新教信仰屈服，斗争仍在继续；胡格诺派教徒得到了英国、荷兰和德国新教团体的支持，而天主教派教徒则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给予的人力和资金上的援助。直到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保障胡格诺派教徒心灵自由的《南特敕令》时，和平才得以恢复。在一个国家内给予两种宗教以法律承认和合法地位，这种解决方法是欧洲宗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可与允许一个国王在两种宗教之间做出选择的《奥格斯堡和约》相媲美。

六、天主教改革

以前，天主教改革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但是今天，历史学家已经承认它并不仅仅是一场反新教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路德时代，因此，天主教改革是与新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的弊病，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新的宗教秩序，如嘉布遣修会（Capuchins），以此恢复对天主教的虔诚和促进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早期的改革家趋于冥想和贵族化，未能唤起民众或赢得罗马高层教会的支持。直到路德的挑战在德国变得非常严峻时，天主教的改革才成为一个有活力和有效力的运动。教会中的改革者对发动一场针对新教徒的反抗运动犹豫不决，担心会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可挽回的分裂。教皇长期无视路德，认为他仅是过去众多批判家和异教徒之中的一个，总是会被镇压或转化过来的。直到16世纪末，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他的三个继任者主持罗马教会时，天主教教皇才意识到新教的重要性，并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保罗三世采取的两项措施，在决定天主教改革的进程和特点方面是最重要的：一是他召开了“特伦托会议”，该会议在1545年至1563年间断断续续地举行；二是1540年他批准建立了耶稣会。“特伦托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的反新教派的措辞重申了传统的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除教会中的弊病和恢复教会纪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任何主教占有一份以上的薪俸，规定每个教区必须修建一座神学院培训牧师，出版天主教教徒禁止阅读的书籍的目录。

耶稣会是由西班牙巴斯克贵族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年）创建的。罗耀拉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在养伤中他阅读了各种宗教小册子，从而引起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决心改变过去那种玩弄女性和惹是生非的生活，全身心地为上帝服务。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一起，按军队方式建立了耶稣会。它的成员不像早些时候的天主教改革者那样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耶稣的战士，严格遵守罗耀拉最早在其《属灵操练》中的规定，无条件服从“教主教会”。

正是这些耶稣会会士的风纪和战斗精神保障了“特伦托会议”改革措施的实施。许多成员担任了异端裁判所的法官；异端裁判所建于1542年，目的是铲除任何地方出现的异端学说。其他成员创建了学校，培养新一代牧师和世俗民众对神学的确信和信心，这使得新教徒感到十分畏惧。耶稣会会士和外交官主要负责消灭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波兰这些国家的新教派势力，在这里该会转化了许多异教徒。除在欧洲与基督教异教徒进行斗争外，耶稣会会士还将他们的做法扩大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耶稣会会士——如在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印度的罗伯特·德·洛比利和在美国的教父雅克·马凯特——的职业生涯体现了他们活动的性质和内容。

七、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它引起了教义上的争执和互不相容，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由此造成的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分裂，迫使争论不休的各宗教派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教会想要获得全世界的垄断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从此，各教派逐渐接受和履行宗教的宽容；这是一个十分缓慢且争论不休，以致至今仍未完全完成的过程。宗教改革在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上同样是模棱两可的。路德支持以个人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但是，当这导致再洗礼会教徒的激进主义和农民暴乱时，他又呼吁各国当局消灭“烧杀掠夺的民众”。然而，强调阅读《圣经》的确提高了大众的识字率，为宗教以外的书籍和思想的传播敞开了大门。

宗教改革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方面也是含糊不清的。在某些方面，宗教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进步。新教派领袖拒绝接受中世纪天主教信奉的禁欲是道德高尚的观念。相反，他们认为婚姻生活至少有三个好处：生儿育女、满足性欲，以及伴侣间的相互帮助和照顾。这种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促进了单一的男女道德标准的新概念，也促进了同样新颖的观念，即将结婚的新郎或新娘有权拒绝原定的婚姻。当然，这种新旧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和不稳定的。新教的神学家极力反对男女间的通奸行为，但实际做法却远远落后于这些规定。同样，如果小伙子没能挑选到合适、“相配”的妻子，他们将会被认为是愚蠢的“可怜虫”，这种当时盛行的观念往往为父母们所强调。

新教派的主要领袖从来不考虑妇女地位，也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的重新评价。他们强调夫妻之间应相敬相爱，但又认为丈夫在家庭中的首要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路德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男人有宽广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而女人有狭小的胸膛和肥大的臀部，因此，女人更应待在家里、坐着不动、操持家务、生儿育女。”

与主流新教派有着很大不同的是一些激进的分支教派，如罗拉德派、再洗礼派和平均派。他们主张离婚自由，允许女人参加教会管理机构和布道，甚至有点支持男女之间的性自由。这些派别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不仅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且还有技术原因。英国平均派领袖格拉德·温斯坦利承认家庭之外的性自由会给母亲和孩子以伤害，“因为男人会离开他们，认为她们不如别的女人……当他经历了这种快乐之后。因此，你们女人们就得小心……为了追求他们的自由，他们会寻找别的女人”。温斯坦利承认在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

最后，就宗教改革的直接遗产而言，它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宗教改革直接的和决定性的遗产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