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增长和国家建设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那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挥汗如雨的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

——小林恩·怀特

因此，对一个想维持统治的君主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善事，并根据情况需要来决定是用还是不用这一知识。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大有助于西欧文明的现代化。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民众觉醒和参政的程度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有着更直接贡献的则是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它们提供了欧洲重大的海外扩张所必需的资源和动力。对当今世界历史仍产生影响的欧洲这一扩张的发生并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了新大陆。11世纪时，维京人也曾发现北美大陆，并花了大约100年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拓居地，但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相比之下，在继哥伦布之后，欧洲各国的人们成群结队、势不可挡地涌入南、北美洲。11世纪和15世纪的这种不同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中，出现了某种发展，它使欧洲能够并急于向海外扩张。这些发展包括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一、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年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到14世纪时却出现了衰退，这是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年至1349年，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即又开始复苏，并从那时起，其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的。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过，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才告终止。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10世纪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这些地区的人口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挂齿，但在当时，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们努力改进农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的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土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的粮食由船从新垦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京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京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气氛曾在9世纪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线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开始逐渐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邦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动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英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诸如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出于明显的地理方面的原因，欧洲完全做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二、技术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扩展，欧洲的技术也发展了，并提供了扩张所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适当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美洲的。欧洲人在这方面之所以能取得技术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并不惊人但却极其重要的进步。

正如小林恩·怀特教授所说，“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是“非人力的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而发明并使用的水车和风车，是这种非人力动力的典型。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刨、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却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所取得的。

希腊学者、天主教枢机主教贝萨里翁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时西欧人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作了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原先在罗马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给拜占庭摩里亚自治省当时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去信，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他们还应学习意大利语“以熟悉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排除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锯木头用的自动锯机和运转得极快、极整齐的水车”。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他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收缩，将金属从原先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的海外扩张来说，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这些进步紧密相连的是航海术的进步。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那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指南针，但是，至今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指南针的。虽然罗盘对航海者来说是一种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还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就被结构较简单、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经度测定引起的问题不止一个。虽然用沙漏可以大致估算时间，但要精确计算时间，只有待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图是最早颇准确的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关于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诸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时，他们具有一个先决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稍后的英国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且具有强大的火力。新火炮长5英尺至12英尺，能发射重达5磅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能发射同样重量的铁丸，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每艘军舰平均能架设装备40门炮。

这些发展给了欧洲人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夺取并控制世界诸大洋。东方的统治者也赶忙武装自己的船只，但他们的船并不是为架置火炮而设计和建造的。在他们能重新设计自己的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迅速发展，以致东方人的设计早已过时。因此，两者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增大；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时代胜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无人挑战的主人。

与海洋技术方面的进步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世界海风气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信风向西航行，并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同样，达·伽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了解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继欧洲人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之后、麦哲伦的船只回到西班牙时，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气流系统都已为欧洲人所知晓。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在取得造船技术方面的进步和掌握大气环流的规律之后，欧洲人便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的优势，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入大西洋，但是，数世纪以来，西非的贸易一直是直接向北穿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来进行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这种贸易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来进行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航海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几个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亚洲人。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各种因素都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因此，正是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的流入量巨大，以致16世纪欧洲银的储量增加了两倍，金的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大陆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因众多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前面提到的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使用的极大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发展中的城市或东部边疆开垦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有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支付地租，这样一来，封建领主就变成了地主，农奴则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工艺、定价和交易等做法都有严格规定，它并非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以牺牲同行来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但是，这些观念和做法随着企业家的出现被破坏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靠计件工资从事劳动的手艺人。这种“外包”制度的基本原理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支付原材料和人力费用上尽力压低价格，而在出售产品时则尽可能抬高价格，以确保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欧洲经济的改变不仅是因为货币的使用日益广泛，而且还因为铸造出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以及银行和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出现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于是，在欧洲所发生的，是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即今天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牟利为动机，以各种精心设计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通过利用大量的资本积累来赚取利润的制度”。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在中世纪早期，货币还处于边缘，很少被人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晚期，它已为欧洲日后的迅速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仅仅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较好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是，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利润被用来再投资，以增加用于生产的资本量。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所包含的基本原理。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他们在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雅各布·富格尔概括成一句话：“只要我能赚钱，就让我赚钱吧。”

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伴银行家们需要有向贷款收取利息的自由。但是，中世纪的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导致高利贷的利息，说它是一种道德罪恶，“在上帝看来是一种最丑恶、最可憎的罪恶”。不过，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正恳求承认“适度的、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改变很快就让位于这种犬儒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下地狱，不这么做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正是富有的欧洲银行家们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源源不断的利润。

这些早期的合股公司相当于今天的跨国公司。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少量的钱做投机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对个人来说，有风险的仅在于他用以买进公司股票的那一部分钱，对于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无需相识，无需彼此信赖，也无需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具体的经营管理都委托给根据其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的人——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金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而能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大笔大笔的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由于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所以，谁也无法期望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贸易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孙湾公司等公司所控制。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这样总结道：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他们虽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使整个欧洲富裕起来……”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早期主宰了世界的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原则中找到：利润或死亡。为了逃避死亡，数世纪以来，资本家们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如果要工人们活着、健康、从事生产，显然必须给他们最低的工资保障。第二种改进技术的战略则可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事实上，事态的发展正是如此：技术革新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这在今天的高科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全球经济，同样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资本家能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控制世界经济。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将市场渗透到中东和远东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附近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纪念堂。而且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的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是用中文写成的广告词：“好到吮手指”。

四、新君主的崛起

同时期“新君主”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他们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1479—1516年在位）和伊莎贝拉（1479—1504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不再可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只有民族君主拥有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为此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新君主的另一个动力之源是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们从商人阶级那里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为不断扩大的国家官僚机构配备工作人员。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帮助市民们结束频繁的封建战争，废除五花八门的地方封建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各自都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它们设立了许多征税站；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这么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花费的钱将达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对企业主来说，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日益完善的皇家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和所有的政体一样，新君主们自然也有他们的辩护者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邦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他在《君主论》一书中，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者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抵制任何道德的制约，阐明了政治与宗教和哲学的不同。

民族君主们执行以《君主论》的观念为基础的战略，必然会与欧洲的两大机构——教会和帝国——发生冲突。通过联姻引起轰动性的西班牙王朝的崛起更是加剧了这一冲突。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胡安娜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联姻的结晶——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大陆和意大利（撒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的公爵领地和蒂罗尔州）。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将勃艮第领地、法兰克——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留给了他。为了成为这一庞大帝国的君主，查理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和英国君主亨利八世反对。这样，在19岁时，查理五世便成为7个世纪前查理曼帝国解体以来治下领土最大的一位君主。

一时间，西欧世界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国际机构下统一起来。但是，欧洲其他王朝，特别是法国的瓦卢瓦王朝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是一系列半宗教半王朝的长期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更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一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的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受害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于军纪涣散、常常拿不到军饷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结果，城市和乡村哀鸿遍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未能维持很久，但它们总的影响是明确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元，人们根据外交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原则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于是开始了一个由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一个从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际社会。

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在20世纪中欧洲诸帝国的解体所主导。欧洲重大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的增长、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的产物。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皇家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王室就为哥伦布和达·伽马提供了他们取得这些成就所必需的支持。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冒险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明朝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约2.8万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而最大的船宽180英尺、长444英尺。它们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玛丽亚号”——相比，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玛丽亚号”又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以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而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在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非凡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宣德皇帝的命令而突然停止。为什么要它们停止正如为什么会使它们首先开始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倘若在欧洲，这种停止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其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欧洲绝无这样的皇帝，只有一些相互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着，而且，没有任何帝国当权者会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种权力和声望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则完全不是如此。

总之，欧洲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一种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燮写道：“如果和那些蛮族人接触，你就像摸摸蜗牛的左角，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唯一真正应该担心的事情是掌握应对海上风浪的方法，最可怕的危险是那些渴望利润且贪得无厌的想法。”与此相反，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得到从索法拉到日本的 5000 里格的广大土地上的一切东西，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占领或不想控制。”

在中世纪，这些被孤立和局限在西欧人中间的发展已结合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西欧人面向海外的天生倾向。那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据点已丧失；蒙古帝国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已扩张到中欧，逼抵维也纳城下。欧洲商人因为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而再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它改变成穆斯林独占的区域而向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关闭。不过，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诸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公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虽然这种情况对牟取中间人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直接抵达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许多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但是，这个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不能长久地禁锢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