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全球统一性的开始

美洲的发现……确实带来了一场最实质性的［变化］。由于美洲为欧洲所有的商品提供了一个异常广阔的新市场，从而引起了新的社会分工和艺术进步——这在欧洲古老经济的狭窄范围内是永远也不可能发生的……新大陆的白银似乎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交换的主要商品之一，通过它，旧大陆两端的贸易得以继续，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它，使世界上原本相距遥远的部分彼此关联在一起。

——亚当·斯密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欧洲探险者的地理大发现揭示了新大陆的存在，从而预示了世界历史的全球阶段的来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凭借他们在海外活动中的领先能力，崛起为全球霸主。这些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某些全球性的关系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紧密起来。因此，1500年至1763年的这些岁月是全球开始统一的时期，是从1500年以前时代的地区孤立主义到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本章的目的是分析发展于各领域的全球性关系的确切性质和程度。

一、新的全球性视野

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陆上扩张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结果是，人类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地理知识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一块大陆或半球。整个地球的形状首次被了解和绘入地图。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带头从事越洋探险的西欧人进行的。在葡萄牙人于15世纪初开始沿非洲海岸摸索前进以前，欧洲人仅掌握有关北非和中东的准确知识。他们关于印度的知识是模糊的；关于中亚、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知识则更模糊。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真实存在当然是未曾料想到的，更不用说南极洲的存在了。

但到1763年，情况已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的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相当熟悉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格兰德河的北面，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不过在另一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也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在下一时期中，他们将侵入几块大陆的内地，还将探察南、北极地区。

二、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人的发现不仅导致新的全球性视野，还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实际上，1500年以前，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种族隔离。黑种人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太平洋的少数岛屿上，蒙古种人聚居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美洲，高加索种人集聚在欧洲、北非、中东和印度。今天，这一格局已彻底改变，其改变的程度甚至达到一半的非裔人口生活在非洲之外地区。到1763年，截然不同的种族分布格局已清晰可辨。俄罗斯人开始慢慢越过乌拉尔山脉，迁徙到西伯利亚。种族组成方面的更大变化是向美洲的大批移民——对欧洲人来说是自愿的，非洲人则是被迫的。

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大规模迁移把美洲从纯蒙古种人的大陆改变成世界上种族成分最混杂的地区。黑人的迁移持续到19世纪中叶，使奴隶的总数达到1000万左右，而欧洲移民的人数也一直在稳步增长，到20世纪初因每年有近100万人的到来而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最终的结果是，如今，居住在美洲大陆的是作为主体的白种人与作为少数族裔的黑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儿以及黑白混血儿。

由某些种族的人口减少和迁移引起的新的世界种族格局已为人们所非常熟悉，以致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其中极为重大的意义也就被普遍忽视。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所出现的情况是，欧洲人提出了占有大片新地区的要求；在后面一世纪中，他们向这些地区移民——不仅是美洲，而且还有西伯利亚，最终还有澳大利亚。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最先到达并拓殖这些人口稀少的大陆的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那么，我们便能看到重新绘制世界种族地图的重大意义。那样的话，华人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更接近于二分之一，而不是现在的六分之一。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相应伴随着动植物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由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它们从各自发源地向外的传播一直缓慢地进行到1500年；这时，它们开始由横跨地球的人们在各大陆之间来回移植。各种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牛和羊，是东半球的一个重要贡献。美洲大陆没有可与之媲美的动物。那里的美洲驼和羊驼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当然，美洲大陆的确拥有巨大的野牛群，总数估计在4000万到6000万头。印第安人猎杀它们作为食物，也用兽皮，但他们每年只杀30万头左右，这一数字远远低于其自然死亡率。欧洲人起初杀野牛只是为了吃肉，1871年以后，他们开始将牛皮制成商用皮革，屠宰量随即上升为每年300万头，到19世纪末时，大批屠杀使野牛达到了濒临灭绝的程度。现在的野牛只剩下受到精心照管的区区几群，美洲的消费者开始用家牛作为肉源。

美洲印第安人还贡献出非常丰富的粮食作物，特别是玉米和马铃薯，此外还有木薯、番茄、鳄梨、白薯、花生以及若干品种的蚕豆、南瓜和笋瓜。这些印第安植物非常重要，今天，世界生产的全部肥料中，有约一半是供它们用的。除这些粮食作物之外，美洲印第安人还培植了两种主要的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以及在现代药物学上占有显著地位的几种美洲土生药材。他们贡献了制作可卡因和普鲁卡因用的古柯叶、制作麻醉剂用的箭毒、提取奎宁用的金鸡纳树皮、制作镇痛剂用的曼陀罗以及制作轻泻剂用的药鼠李。

当然，动植物的交换并不限于欧亚大陆和美洲之间。整个世界都曾卷入这种交流，澳大利亚的情况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澳大利亚现今是世界上诸如羊毛、羊肉、牛肉和小麦之类初级产品的主要输出者，而所有这些农牧产品都来源于从外界移入的物种。盛产橡胶、咖啡、茶叶和烟草的印度尼西亚与盛产蔗糖和菠萝的夏威夷的情况也是如此。

今天，全球范围内人类之间、动物之间和植物之间的混合仍在继续，只不过是以一种加速度在进行，就像轮船和喷气式飞机取代独木舟和帆船一样。这种混合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所以其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例如，每天都有各种海洋生物随船的压载舱从地球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当船靠港后，亿万有机体被倾倒出来，进入新的栖居地，有时它们会取代当地的生物。科学家检验了到达俄勒冈库斯湾的159艘日本货船的压载舱，在这些压载舱的水里发现了367个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它们绝大部分是以幼体的形式存在。“我们发现了虾、螃蟹、鱼、藤壶、海胆、海星、虫、水母、蛤、蜗牛，实际上是所有系列的海洋生物……被引入新环境中的物种可能有5%到10%能在那里生长。”

压载舱绝不是控制物种扩散的唯一问题。迅速增长的全球贸易和旅行可能是今天最重要的扩散力量。这些物种附在活着的动物、植物和种子上，也附在运送这些货物的轮船、飞机、卡车上，被传播到全球各地。当然，这种扩散是双向的，既从美国向外扩散，也从外向美国扩散。拖鞋帽贝就是19世纪80年代随一船牡蛎无意中从美国输出到欧洲的；美国白蛾现在正在蚕食中国中部大片地区的树木；来自美国东南部的松材线虫正在杀死日本的黑松树。

三、全球性的经济关系

到18世纪的后一段时期，规模巨大的洲际贸易已在历史上首次发展起来。1500年以前，阿拉伯和意大利商人就已在欧亚大陆一地区和另一地区之间贩运商品，主要是奢侈品——香料、丝绸、宝石和香精。到18世纪末，这种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基于新的大宗生活必需品的大规模贸易。大西洋贸易的规模尤为巨大，因为美洲大陆的种植园先生产了大量烟草和蔗糖，后来又生产了大量咖啡、棉花及其他商品，在欧洲销售。这种种植园实行单一经营，所以它们进口各类必需品，如谷物、鱼、布匹和金属制品；同时还必须输入劳动力，从而导致了繁荣一时的三角贸易：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制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

这一时代新的、大规模的全球性贸易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东、西欧之间的商品交换。这里，西欧又得到了种种原料，尤其是做面包用的谷物，需求量很大，这是因为人口增加，并且大量可耕地变为牧场。在从事波罗的海谷物贸易的主要港口但泽（今格但斯克），黑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在1550年至1600年间分别上涨了247%、187％和185%。这种情况促使谷物及其他原料的出口量大大增加，因此，波兰和匈牙利销往西方的出口商品的价格在这数十年间通常是进口商品价格的两倍。波兰、匈牙利、俄国，最后还有巴尔干半岛各国，得到了纺织品、武器、金属制品以及殖民地商品；作为回报，它们提供了谷物、牛、兽皮、船用补给品和亚麻。它们也提供毛皮；毛皮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通过采用西班牙人在美洲获取金银的同样方法——剥削土著劳动力——而获得的。

欧洲与亚洲的贸易比不上与美洲或东欧的贸易，其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欧洲的纺织行业反对从亚洲各国进口棉织品。这些外国产的棉织品由于分量轻，颜色亮，价格低，尤其是耐洗，在欧洲非常受欢迎。它们开始被大量进口。但是很快，本地纺织界和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担心为支付外国棉织品而造成的金银流失会危及国家安全——提出了反对。这些人为了保证禁止或削减进口印度棉布的法律获得通过，对他们各自的政府施加了足够的压力。

限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的第二个原因是，难以找到能在亚洲市场上出售的物品。这个问题从古典时代起就有了；那时，罗马帝国为支付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纺织品而耗尽自己的黄金。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时，情况还是如此，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它所想要的亚洲产品。欧洲直到18世纪末叶发展起动力机器时才解决与亚洲贸易中的这一问题。那时的形势正好相反，因为欧洲能使机织的廉价纺织品充斥亚洲。但是，在那之前，东西方贸易由于亚洲只愿意接受欧洲金银、很少接受欧洲的其他物品而一直受到阻碍。

这种新的世界性经济关系的意义何在呢？首先，第一次国际分工已大规模地完成。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

亚当·斯密谈欧洲的扩张

在其所著的世界名著《国富论》（1776年）中，亚当·斯密对殖民地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到，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欧洲诸殖民宗主国的财富（西班牙和葡萄牙除外）。*

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它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巨大，但是，在这些发现之后短短的两到三个世纪中，它们影响的整个范围尚无法确定。人类的智慧无法预见，人类今后将从这些重大事件中获得哪些利益或遭受哪些不幸。这两个事件某种程度上把世界上相距最遥远的部分关联在一起，使它们能互通有无，增加彼此的快乐，促进彼此的工业，因此，它们的总体趋势似乎是有益的。

同时，这些发现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将重商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显赫的、光荣的、从未达到过的程度上。重商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贸易和制造业，而不是通过土地的改良和耕种，是通过城市的工业，而不是通过农村的工业，来使一个大国变得富足。但是，因为有了这些发现，欧洲的商业城镇不再只是世界一小部分（这部分指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以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制造者和运输者，现在已成为为数众多的、兴旺的美洲耕种者的制造者，也是亚洲、非洲、美洲几乎所有国家的运输者和某种程度上的制造者。两个新世界都对它们的工业打开了大门，每个都比过去的更巨大、更广阔，其中一个市场每天都在越来越大地发展。

的确，拥有美洲殖民地且能直接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国家享受着这一巨大贸易的全部荣耀与光辉。不过，其他国家尽管有各种意在排挤它们的令人厌恶的限制，也常常能享受到这一贸易的实际收益的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其他国家工业的实际促进比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国工业的促进还要多。仅就亚麻布一项而言，据说，这些殖民地的年消费额可达300万英镑以上，当然，我不敢保证这一数据的准确。但是，这一巨大的消费量几乎全由法国、佛兰德、荷兰和德国提供。西班牙和葡萄牙仅提供一小部分。向这些殖民地提供的大量亚麻布的资本每年都在其他国家的居民中分配，且为他们提供收入。

新的全球性经济在原料生产区提出了如何得到足够的劳动力供应的问题。美洲种植园通过大规模输入非洲奴隶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非洲黑人如今正是在以往专门从事种植园农业的那些地区——巴西北部、西印度群岛和美国南部——为数非常多。早期欧洲人为解决劳动力需求问题留下了一份痛苦的遗产，这些地区至今仍由于始于殖民地时期的基本问题——种族歧视和不发达问题——而遭受严重破坏。当前，美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加勒比海岛屿的种族冲突是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横跨大洋的奴隶贸易的最终结果，而整个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则只不过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对于西北欧的经济依附关系的继续。

为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则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在此之前，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要求农民提供的劳动是最低限度的——一年义务劳动3天至6天——因为不存在增加产量的诱因。但是，当面向市场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时，贵族就很快响应，大幅度地将义务劳动的时间增至每周一天，到16世纪末已增至每周6天。为了保证农民继续承担这种劳役，还通过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法律。最终，农民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从而成为没有迁移自由的农奴，受到贵族的强征勒索。

非洲也受到新的全球经济的深刻影响，成为美洲种植园的奴隶劳动力的来源。非洲的奴隶制在跨洋贸易之前就已存在，奴隶被用作士兵和农夫。奴隶也随黄金一起被出口，他们沿着古老的商路穿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沿岸，从这里被用船运走，绝大多数被运往中东地区。据估计，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之前，有350万到1000万非洲人是以这种方式被卖掉的。

葡萄牙人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先锋，他们最初是把非洲人卖到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做家务和农活。然而，其数量和不久后被运到美洲大陆种植园工作的大批奴隶相比微不足道。当地的印第安人无法满足种植园的用工需要，因为他们染上了来自欧洲的疾病，正在灭绝。种植园主起初想雇欧洲的契约工人，但是，他们工资太高且自由散漫，于是就改用了非洲奴隶；第一批奴隶是在哥伦布首次远航后不久被运来的。16世纪20年代在秘鲁发现银矿和40年代在巴西建立甘蔗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激增；而在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群岛建立起新的生产烟草、大米和咖啡等作物的种植园以后，奴隶的数量更是进一步增加。有关奴隶总数的估计相差很大，最新的研究表明，1500年至1867年间，有1200万到2000万奴隶被迫运离非洲。结果，到1850年，在美洲，非洲裔奴隶的人数是白人的3倍至4倍。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因地区而迥然不同。安哥拉和东非受损失严重，因为那里的人口一开始就比较稀少，经济上常常接近于仅能糊口的水平，所以，即使损失的人口很少，其影响也是毁灭性的。相比之下，西非经济上较先进，人口较稠密，因此，奴隶贩子的劫掠也不是那么具有毁灭性。从整个大陆来看，由于运走奴隶的时期从1450年延续到1870年，而被运走奴隶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总人口据估计有7000万至8000万，故人口方面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不过，奴隶贸易对非洲从塞内加尔到安哥拉的整个沿海地区和方圆四五百英里的内地，有一种腐蚀性的、扰乱性的影响。携带朗姆酒、枪炮和金属器具等货物的欧洲奴隶贩子的到来，引起了一个连锁反应：侵袭内地猎取奴隶。各种各样的集团为了控制这种有利可图的、军事上起决定作用的贸易而相互征战。有些组织和地区如阿散蒂联盟和达荷美王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其他组织和地区如约鲁巴、贝宁文明区和刚果王国则日渐衰落。奴隶贸易总的影响肯定是破坏性的。

然而，奴隶贸易除包括占有奴隶外，的确还包括贸易。非洲人亲自把自己的同胞卖给欧洲人后，作为回报，不仅得到了酒和火器，而且还得到了某些实用和具有经济产出的商品，包括纺织品、工具和供当地铁匠铺和作坊使用的原料。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更重要的积极影响是，从美洲引进了新的粮食作物。玉米、木薯、白薯、胡椒、菠萝和烟草被葡萄牙人引进非洲后，非常迅速地在各部落中间传播开来。因此，现在一直在议论这个问题：用这些新食物实际上能供养大量的人，其数目或许会超过在奴隶贸易中失去的人口总数。另一方面，奴隶贸易并不是引入新作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新作物近几个世纪中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不论有没有奴隶制，它们无疑都会像传播到中国内地一样传播到非洲内地。

在各大陆中，亚洲受到的影响最小，因为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已强大到足以避免直接或间接的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注意到正在沿海地区涌现的那些坚持不懈的、令人讨厌的欧洲商人。只有印度的少数沿海地区和东印度群岛的某些岛屿感觉到欧洲早期经济扩张的影响。就整个亚洲而论，亚洲的态度由中国皇帝乾隆在答复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时作了最好的表达，他说：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欧洲也受到新的全球性经济的影响，但是，所受到的影响全是积极的。欧洲人是世界贸易最早的中间人。他们开辟了新的外洋航线，提供了必需的资本、船舶和专门技术。自然，他们从奴隶贸易、甘蔗和烟草种植园以及东方贸易中得益也最多。有些利益慢慢地为欧洲民众所获得，茶叶的情况可表明这一点；茶叶于1650年前后被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值大约为10英镑，然而一个世纪后，它已成为普通消费品。比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新的全球性贸易对欧洲经济的刺激。以后我们将会提到，18世纪末叶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从海外事业中积聚起来的资本和海外市场对欧洲制造品日渐增长的需要。

因此，正是在这一期间，欧洲突飞猛进，迅速上升到世界经济首位。总的结果是积极的，因为世界分工导致世界生产率的增长。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从一开始起，西北欧就作为世界创业者，得到大部分利益而损害了其他地区。从当前的种族冲突、富国与穷国间的显著差异，以及农奴制在整个东欧和奴隶制在整个世界留下的伤痕中，都可清楚地看出这种损害所包含的内容。

四、全球性的政治关系

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欧人不再被扩张中的伊斯兰教围困在欧亚大陆西端。相反，他们已通过赢得对印度洋的控制，从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而俄罗斯人则已通过征服西伯利亚，从北面包围了伊斯兰世界。与此同时，西欧人还发现了美洲大陆，为经济开发和殖民开辟了大片领土。他们也因之蓄积起巨大的资源和力量。

所有这一切说明，世界均势已发生了根本的、重大的变化——一个可与先前人口平衡方面的变化相比较的变化。以往，伊斯兰世界一向是主动出击的中心，它向四面八方探查并推进——伸入东南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和东南亚。现在，一个能以全球规模而不仅仅是以欧亚大陆规模起作用的新中心已崛起。在这个新中心，先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以后是从西北欧，一条条贸易和政治影响力的路线向各方伸展，围绕整个世界——向西到美洲，向南绕过非洲，向东到印度并绕过东南亚。

欧洲人到1763年时并未实际控制所有这些地区。但他们已有效地支配着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美洲、西伯利亚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尽管他们在世界各大陆进行的实际占据要等到19世纪才开始。在非洲和亚洲，西欧人在这一时期仅获得一些沿海据点，只有一个例外：荷兰人侵入好望角和东印度群岛。在别处，诸土著民族非常强大，且有高度严密的组织，不允许在美洲和西伯利亚发生的情况在他们那里重演。

例如，在西非，由于气候恶劣，欧洲人无法渗透到内陆。他们还受到沿海地区酋长们的阻挠，因为作为内地部落与欧洲人之间的中间人，酋长们处心积虑地想保住自己这一有利可图的地位。在印度，在达·伽马于1498年到达以后的250年中，欧洲人一直被疏远。在这两个半世纪里，他们能在少数港口经商，不过，显然是经土著统治者勉强同意才得以这样做的。在中国和日本，如同俄罗斯人在进入黑龙江流域时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侵略领土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政治领域和在经济领域一样，1763年的欧洲正行进在半途中。它不再是欧亚大陆上一个比较孤立、无关紧要的半岛。它已在海外和陆上扩张，确立起对人烟稀少、军事上软弱的美洲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是，在非洲、中东、南亚和东亚，欧洲人必须等到19世纪时才能宣称他们的统治。

五、全球性的文化关系

欧洲文化的强加和欧洲政治统治的强加一样，取决于各土著社会的状况。例如，欧洲文化能整个迁移到美洲，是因为诸土著民族或者被消灭了，或者已被撵走。然而，即便是偶然来到拉丁美洲的旅人，也不能不注意到印第安文化残余物的迹象。例如，用土砖砌造房屋，用没有锯过的松树原木作为桁条（即椽子）。同样，披在肩上的毛毯即塞拉普毛毯起源于印第安部落，用两块毛毯缝合在一起、正中开领口制成的庞乔头篷也是如此。拉美大部分地区普遍信奉的罗马天主教，是基督教的教义和惯例与印第安人的信仰和习惯的混合物。虽然印第安人已放弃当地诸神的名字，但他们把这些神的特性分派给圣母玛丽亚和圣徒们，期望天主教万神殿中的这些偶像能像他们的神那样，治愈疾病、控制天气和使他们免受伤害——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以往这样做过。在拉丁美洲的菜肴方面，也许可以找到受印第安影响最明显的迹象。玉米粽子、玉米粉圆饼和各种辣菜都是以印第安两大名产蚕豆和玉米为基本原料。

在1763年以前的这一时期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新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的传播外，欧洲人对非洲和欧亚诸土著文化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西非，土著酋长们把欧洲商人基本上限制在沿海贸易站。在中东、印度和中国古老的文明中心，诸土著民族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对欧洲入侵者的文化根本没有印象。穆斯林土耳其人虽与基督教欧洲人关系最密切，但却极看不起他们。甚至在17世纪、18世纪土耳其人本身每况愈下时，他们仍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基督教异教徒的轻蔑。1666年，土耳其首相对法国大使突然嚷道：“难道我不知道你吗？你是一个邪异教徒［不信安拉的人］，是一头猪、一条狗、一个吃粪的家伙！”

同样，在印度大陆，当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1560年引进宗教法庭时，诸土著民族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从1600年至1773年，因持异教观点而被处火刑的受害者有73人。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种不一致性：它监禁、拷打和以火刑处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异端观点的人，同时，又阻止寡妇自焚，而自焚按当时印度教的标准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此外，欧洲冒险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为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对西方基督教徒的评价。1616年，有人对英国牧师特里先生说：“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时常酗酒，基督教徒时常干坏事，基督教徒时常打人，基督教徒时常辱骂别人。”

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在学问上的造诣，中国人对欧洲人的反应起初较好（如第十九章第三节所提到的）。耶稣会会士成功地赢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数学者和一些皇室成员。然而，即使是具备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知识的能干的耶稣会会士，也没有给大多数中国学者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都不认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宗教。就当时中国民众对欧洲人的看法而论，它或许准确地反映在以下这句格言中：只有中国人拥有双眼，欧洲人是独眼，世界上所有其他居民都是瞎子。假如是这种态度，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理解：1763年以前，除诸如天文学之类的专门的知识领域外，欧洲人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虽然这一时期中，中国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人的文化没有印象，但欧洲人却相反，对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首先熟悉奥斯曼帝国，他们的反应是尊敬、钦佩和不安。迟至1634年即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土耳其更好的地方”。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其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与此同时，欧洲知识分子又被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记载所强烈吸引。他们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中国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在1776年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等的研究报告》中。该书第11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毛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学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热衷于印度文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像莱布尼茨被中国哲学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的词汇更多，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种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年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与19世纪的欧洲统治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尽管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大块大陆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几个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个单一整体。震撼欧洲的著名的七年战争未曾影响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美洲、非洲内地、中东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东亚。虽然欧洲人已牢牢地控制了西伯利亚、南美洲和北美洲东部，但到当时为止，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印度群岛却仅拥有少数飞地，在远东，他们只能作为商人从事冒险活动，而且，即使是以商人身份活动，他们也必须服从最具有限制性、最专横的规章制度。

在文化上，这是一个眼界不断开阔的时期。整个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总的来说，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给欧洲人的印象和影响较后者给前者的印象和影响更深。当欧洲人发现新的海洋、大陆和文明时，他们有一种瞪大眼睛的惊讶感觉。他们在贪婪地互相争夺战利品和贸易的同时，还表现出某种谦卑。他们有时甚至经历了令人不安的良心反省，如在对待西属美洲的印第安人时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在这一时期结束以前，欧洲对世界其余地区的态度起了显著变化。欧洲的态度变得愈来愈粗暴、冷酷和褊狭。19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纪尧姆·波蒂厄抱怨说，在莱布尼茨时代曾强烈地使欧洲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中国文明，“如今几乎没有引起少数杰出人物的注意……这些人，我们平日视作野蛮人，不过，在我们的祖先居住在高卢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带的数世纪以前，已达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们却仅仅使我们产生极大的轻蔑”。以后各章将论述欧洲人为何开始感到自己胜过这些“劣种”，以及欧洲人如何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