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所谓的科学革命……胜过自基督教兴起以来的一切事物，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均降为都仅仅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事件，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中的内部替换……科学革命作为现代世界和现代思想的起源如此赫然地显现，以致我们对欧洲历史时期的通常划分已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成为一种障碍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

英国的制造业体系和在这一体系下创建大城镇的惊人速度都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曼彻斯特卫报》1832年11月17日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的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古代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同样的牲畜驮运人和物，同样的帆和桨驱动船只，同样的纺织材料缝制衣服，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材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柴油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力和人力驱动船只；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纺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取代了蜡烛，并已成为只需按一下开关便可做许多事的动力之源。

这一伟大变革都源自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是西方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杰出贡献。回顾历史，似乎这两大革命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具有更大的意义。农业革命使文明成为可能，但是，一旦前进了这一大步，农业就没再做出进一步的贡献。科学技术则相反，恰好借助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断地稳步发展。科学本身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记住过去数世纪的科学成就和它现今日益加快的发展速度，那么，我们对科学的惊人的可能性和意义即使不了解，也可以正确估价。此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全体的。由于科学以客观的研究法为基础，关于科学的种种提议已为人们所普遍赞同。科学是非西方民族所普遍尊重和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产物。实际上，正是科学及与它相关的技术，使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因此，从前的从属民族如今正力求通过弄清楚西方对人类做出伟大而独特的贡献的秘密来矫正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显而易见，这就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研究世界历史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本章就将探索这些革命从它们在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发展过程。

一、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中国、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过，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原因似乎在于，只是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才实现联合，互相促进。因此，正是这种科学与社会的联合、科学家与匠人的联合，大大促进了科学在西方世界的空前繁荣。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都发展了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加工木材、石块、金属、禾本科植物、纤维、块根植物和兽皮等方面的某些技术。他们通过观察和试验，逐步改进自己的技术，有时使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因纽特人就是这样。不过，所有近代以前的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的程度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原因在于，匠人仅仅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制造小船感兴趣，并不为根本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操心。他们对因果关系不探究。总之，明确说来，匠人关心的是技术上的实际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潜在原因。

毋庸置疑，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确曾一道工作，制作出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然而，实情仍旧是，直到近代以前，发展趋势始终是朝着分离——朝着思想家与劳动者相分离——的方向进行。西方的伟大成就是使这两者结合起来。掌握实际知识与了解潜在原因的结合，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进了科学的发展，使科学成为今日的支配力量。

为什么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会出现在西方？一个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学术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可以接近的不仅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各门生物科学中得到的鼓舞。医生们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伦的全部著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科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不过，若无西欧有利的社会氛围，人类学识上的这些成果独自原不可能引起科学革命。在这个环境中，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被缩小。匠人在文艺复兴期间并不像在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那样受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实用工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所有这些行业都由自由民而不是像在古典时代那样由奴隶经营。这些自由民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并不像中世纪的匠人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文艺复兴时期工匠地位的提高，使工匠与学者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他们各自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工匠拥有古代的旧技术，并在旧技术上添加了中世纪期间的新发明。同样，学者提供了关于被重新发现的古代、关于中世纪的科学的种种事实、推断及工序。这两条途径的融合是很缓慢的，但最终，它们引起一个爆炸性的联合。

与工匠和学者的这种联合密切相关的是劳动和各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的相应联合。在古代，存在着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这种偏见大概起因于古代的体力劳动与奴隶制度相联系；它甚至在奴隶制度几乎消失以后，仍保留于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在“自由”艺术和“奴隶”艺术之间、在仅仅靠头脑完成的工作和改变了物质形态的工作之间划了一条界线。例如，诗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属于第一类别，雕刻家、釉工和铁器工人则属于第二类别。这种两分法的有害影响在医学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内科医生的工作没有改变物质形态，因而被认为是“自由的”；而外科医生的工作按照同一标准则被看作是“奴隶的”。因此，实验受到轻视，活体解剖被认为是非法的、令人厌恶的。

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运动的伟大发现，是因为他坚决反对对体力劳动的这种蔑视。数十年间，他一直进行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谨慎、耐心地观察和记录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他还利用新的放大镜来观察马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步骤在今天似乎是切合实际、一目了然的，但在哈维的时代，肯定是不行的。在哈维生活的时代，要哈维使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的科学方法，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地区的开辟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植物、新的动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类和新的人类社会相继被发现，所有这些都向传统的思想和设想提出了挑战。与之相似，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导致技术上的进步；技术进步转而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受到科学的促进。远洋贸易引起对造船和航海业的巨大需求。为了制造罗盘、地图和仪器，出现了一批新的、有才智的、数学上受过训练的工匠。航海学校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相继开办，天文学由于其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认真的研究。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动力传送和水泵技术的进步。这是重新开始关心机械原理和液压原理的起点。同样，冶金业是化学取得显著进步的主要原因。日渐扩大的采矿作业使新矿石甚至新金属如铋、锌和钴显露出来。要找到和提高分离、处理这些新矿石和新金属的技术就必须通过痛苦的实验。但是，这样做时，化学的一般原理开始形成，其中包括氧化和还原、蒸馏和混合的原理。最后，这些领域里的新知识通过大学和印刷品得以促进和流传。其中印刷品在提高识字率和传播新思想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或者说是哲学家以自信和信心，使他们坚信自己是一个新时代的先驱。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伦敦促进自然知识皇家学会”。皇家学会的成员已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开始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以搜集有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

所有地区都忙于并热心于这项工作：我们发现每天交给［学会］的许多极好的奇物珍品不仅出自博学、专业的哲学家之手，而且来源于技工的工场、商人的航海、农民的耕地以及绅士的种种运动、养鱼塘、狩猎场和花园……

最初，科学从矿山和工场那里得到的东西要比矿山和工场从科学那里得到的东西多得多。在这一早期阶段，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对科学的利用是少量、偶尔的。甚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是如此。但是，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处于附属的地位：它已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全新的工业。

二、科学革命的进程

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有着密切联系的天文学领域。这一进步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这方面的伟人有哥白尼（1473—1543年）、伽利略（1564—1642年）和牛顿（1643—1727年）。哥白尼采纳某些古代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是宇宙中心，并证实这种观点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伽利略使用当时新发明的望远镜，观察宇宙的实际情况，以经验为根据支持哥白尼。他在报告中说：“借助于望远镜，任何人都能观察到……银河系只不过是一团成串地聚集在一起的无数的星体。如果有谁把望远镜直接对准银河系的任何部分，眼前就会出现一大群星体……”

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一位可与欧几里得和爱因斯坦相媲美的伟人。除在光学、流体动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之外，他还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成正比。”

以上是揭开天体面纱的一个耸动且具有革命性的解释。牛顿已发现了一个数学上能证实的根本的宇宙定律；这一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物体。实际上，自然界好像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予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分解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人们开始把牛顿的物理学分析方法应用于整个思想和知识领域，不仅应用于物理领域，而且应用于人类社会。

18世纪后期开始进行的工业革命影响了科学革命，并转而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蒸汽机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蒸汽机为开动机器和火车头提供了急需的动力；当然，它开始是被用来从矿井里排水的。詹姆斯·瓦特把独创性技术和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将蒸汽机的效率提高到一个适当的水平。1769年，瓦特采用了一个单独的冷凝器，以后不久，又用曲轴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如果不是可以得到蒸汽机的相对无限的动力，工业革命完全有可能会在仅仅增加纺织品生产的速度后便逐渐消失，就像发生在中国那样；在中国，早几个世纪就曾取得过类似的技术进步。

19世纪前半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大的一门科学是化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化学与纺织业有着密切联系，纺织业在那数十年间经历了非常迅速的发展。“化学界的牛顿”是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年），他的物质守恒定律堪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媲美：在一系列化学反应中，尽管物质的形态可能发生变化，但它的数量不会变，物质的数量在每道步骤的反应前和反应后是相同的，并且可以通过称它的重量探查出来。19世纪，拉瓦锡的后继者们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发现：贾斯特斯·冯·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W. H.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这一理论促使人们采取卫生预防措施，从而控制了由来已久的灾祸——伤寒、白喉、霍乱和疟疾。

正如牛顿因为发现支配宇宙中的物体的定律而统治17世纪的科学那样，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了19世纪的科学。他的进化学说认为，处于现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动植物种类不是作为单独的、特殊的创造行为的结果而固定不变的，它们是不同的、可变的，是有共同的原始起源的自然结果。达尔文认为，变异借以发生的主要方式是“自然选择”，他将这一过程阐释如下：

因为所产生的每一个物种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得多，各生物间便经常不断地发生生存斗争，所以，任何生物如果能以任何方式发生纵然微小但有利于自己的变异，它在复杂的而且时常变化的生活条件下，就会获得较好的生存机会，因而它就自然地被选择了。由于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的变种，将会繁殖它的新的和变异了的类型。

也许很难把自然界中所有的变种都设想为似乎是像“自然选择”所提供的那样一个十分缓慢的变化过程的产物。不过，统计学的计算结果表明，即使一次突变仅仅导致1%的较好的生存机会，它也会使一个物种经过100世代以后有为数一半的个体发生突变。换句话说，即使101个发生过突变的个体活下来后有100个失去了突变，突变仍会在生物学上所说的短时间内传遍该物种。达尔文的学说虽然在后来的研究基础上得到了详细修改，但其要点实际上已为现在所有的科学家所接受。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否定了神造世界说。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吻合。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正是俾斯麦“铁血”统一德国的时期。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与在自然界一样，最强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在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俗的个人主义盛行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中上层阶级强烈反对国家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上的做法，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未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却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很简单，它们似乎为当时在整个欧洲盛行的物质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下述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所获。

三、科学革命的意义

随着19世纪的结束，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做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还为19世纪的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做出了类似的贡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这样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重要性。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独特的革命。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作了总结，认为科学革命：

……被证明是极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制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像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17世纪后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装置。

四、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一词经常受到质疑，因为它用来描述的不是一个迅速、突然的变化，而是一个在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革命”。显然，它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疾风骤雨般开始和结束并带来巨大变化的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身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却无人知晓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20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刺激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需求。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在早100年或10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贸易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贸易和朝相反方向运送的金银贸易。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并且其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木）、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鱼）。商业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年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倍至8倍。英国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在1698年至1775年这一时期，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有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的，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早期铁路上的一段旅程

世界上最初的两条铁路是从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分别于1825年和1830年开通。女演员弗朗丝（范妮）·金伯尔幼年时曾在第二条铁路开通的那一年搭乘过，她对那段旅程作了如下描述。*

我父亲认识几位对这一事业（利物浦——曼彻斯特的铁路）最感兴趣的绅士，当斯蒂芬森提议进行15英里铁路的试运行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邀请我父亲带着我与他们同行，并允许我坐在斯蒂芬森的身旁，我认为这真是我毕生最大的荣耀之一……他是一个面部表情非常严肃的人，肤色浅黑，面部特征十分明显……

有人向我们介绍了将要带着我们在铁轨上奔跑的小小发动机……这个总是让我想去拍拍它的、发着喷气声的小动物，现在就套在了我们的车厢上，斯蒂芬森先生带着我，和他一起坐在发动机的凳子上。我们以约10英里的时速开始了旅程。这匹“蒸汽马”对高低起伏的山路不是很适应，铁路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因此，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沉到了地底下，有时候又像悬在半空中。几乎从一开始起我们的铁路就穿过了坚硬的山石，两边形成了高约60英尺的石墙。你很难想象这样的旅行有多么奇异：你看不到任何前进的原因，除了这个神奇的发动机及其飞似的白烟和节奏匀称、不变的步速……我们只打算走15英里，这个距离足以展示发动机的速度了……走完这段多石的窄路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已高出河岸10英尺至12英尺；然后我们到了一片辽阔的沼泽地，没有人能走在这片沼泽地上不沉下去，然而，我们的铁路却载着我们在上面飞奔……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15英里，火车在横跨一个又宽又深的峡谷处停下。斯蒂芬森把我放下来，带着我走到谷底。为了保持铁路的水平高度，斯蒂芬森建造了一个壮观的9拱高架桥，中间的一拱有70英尺高；通过这座桥，我们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山谷的全景……然后，我们又回到了其他人中间，给机车供了水；因为机车不能掉头，车厢被挂在后面。现在我们以它的最高速度——每小时30英里——出发，它比鸟的飞翔速度还要快（因为他们曾用猎鸟做过试验）。你难以想象切开空气向前奔跑的感觉是怎样的——它的运动也十分平稳。

商业革命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的发展。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要，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从西伯利亚和北美的毛皮贸易，从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从非洲的奴隶贸易，从一些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包括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利润中。据估计，18世纪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资金总量与1800年在英国工业上投入的资金总量差不多。

利润丰厚的商业企业，与同时发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一起，解释了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达到“起飞”阶段的原因。这也提出了为什么这种“起飞”首先发生在英国这一问题。英国享有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方面占据领先地位。由于英国的保存林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来冶炼铁。到法国大革命（1789年）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0万吨煤，而法国仅能生产70万吨。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1/3，到1840年，却是法国的3倍多。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生产被大规模消费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稳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进，而法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

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都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支出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经管人才在英国的集中程度令人印象深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非国教徒如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尔顿和爱丁顿等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得到说明。打破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得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了很大一批实验家和发明家，而他们的节俭则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人士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流失了相当多的经营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

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有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的家庭作坊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持续了3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被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的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良种、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播种机等。

1714年至1820年间，英国有超过60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打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使得关心社会的人们极为恐惧，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令人不安和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圈地可被看作英国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的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背井离乡。

五、工业革命的进程

除非有强大需求的刺激，发明者很少进行发明。作为种种工业革命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早在18世纪前就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一直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但却仅被用于开关庙宇的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这种需要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开发出商业用途的蒸汽机。

这种由需求引起发明的模式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个领域的发明产生了不平衡，会刺激其他领域的对应发明来恢复平衡。例如，棉纺织工业是最先实现机械化的，因为英国公众已越来越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该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当时设了很多奖项来奖励能增加产量的发明，到1830年，一系列的此类发明已完成了纺织业的机械化。

新发明中，约翰·凯的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1733年）、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1770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也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线；用珍妮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被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它综合了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简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0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行业中的发明总是会鼓励人们进行相应的发明创造，以促进其他行业发展。例如，新的棉纺机引起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匹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詹姆斯·瓦特在这方面作出了反应，他对约1702年前后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的原始蒸汽机做了多项改进。到1800年，已有500台左右的瓦特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有38％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控制和利用热能、为机械提供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储藏在地下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天然气。这样，也就开始了一种大多数能源被现代工业化国家利用的趋势。例如，1975年，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较少工业化的亚洲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要求增加铁、钢和煤的供应量。这一需求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革新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达比在熔化铁矿石时用焦炭代替了煤；亨利·科特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瓦特蒸汽机被应用于操作鼓风机、凿岩机，以及翻转和碎裂。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也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求，这种运输工具可以大批运送煤和矿石。这引起了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英里长的运河。与运河时代相提并论的是伟大的筑路时代。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坐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英里增至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遇到了来自铁路的挑战。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拥有500英里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英里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万英里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富尔顿是这方面的先驱，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信联络方面也引发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9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电报。1866年，人们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信联络。

工业革命并未随着铁路、跨大西洋汽船和电报通信的出现而结束。它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阶段清晰可见。第一阶段到19世纪中叶，包括前述棉纺织工业的、采矿业的和冶金业的机械化，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和运输业中的运用。第二个阶段持续到19世纪整个下半叶，它以科学在工业上更直接的应用和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特征。尽管科学在其发展伊始对工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它却逐渐成为所有大工业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煤的许多衍生物的开发是工业研究实验实际应用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煤不仅能生产焦炭和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还能产生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们发现，在煤焦油中藏着真正的宝贝：数百种染料、阿司匹林、水杨酸甲脂、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正如19世纪的德国在将科学应用到工业方面领先世界一样，美国是发展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先驱。大规模生产技术有两种：一种是制造标准的、可以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这方面的经典例子是亨利·福特发明的环形传送带。汽车零件在传送带上传送，工人们将其装配成T型汽车；工人此时变成了机器上的齿轮。另一种生产技术是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处理大堆大堆的原料。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这种方法的生产率从工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以看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英里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革命的传播

在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传播的方式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自然资源的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比利时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因此，到1870年时，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城市，并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继比利时之后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与此同时，非欧洲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起初是美国，随后是英国自治领和日本。后来者可以享受到新的、更有效的工厂的好处，因此，英国失去了其最初的“世界工厂”的地位。

表26.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它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表26.1　世界工业平衡变化（1860—1980年）

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的平衡始终在发生着变化。1995年，世界经济增长了3.7%，但大多数增长都是在欧洲以外实现的。1995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率在2.6%和3.0%之间，而亚洲则达到了8.7%。1995年，亚洲各国的增长率为：中国10.2%，韩国9.7%，越南9%，印尼7.5%。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增长早已开始。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3倍以上。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其次是医学上的。在此前的数世纪中，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是因传染病所致，而传染病的传播主要取决于生活水平。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的营养水平提高，对疾病的自然抵抗力也相应增强，死亡率相应下降。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已成为过去的回忆。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铁路网也能保证来自外界的充足供应。与此同时，工业革命还改进了污水处理系统，饮用水供应更安全，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死亡率。因此，死亡率统计数字显示，在主要的化学药品发明前约30年，因主要传染病致死的死亡率已开始下降。

当时，新医药科学的应用，如接种疫苗和对传染病人的隔离，使西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到1914年，它们已从1800年的至少30‰降低到15‰左右。为此，欧洲的人口也就从1750年的1.4亿迅速上升到1800年的1.88亿、1850年的2.66亿、1900年的4.01亿和1914年的4.63亿。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增长率要高得多，以致它改变了全球人口的平衡。

表26.2　1650—1990年的世界人口变化*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以往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分布于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新月沃地、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工厂体系的建立，大批的人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界各地获得粮食而得到供养。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变得较可忍受、较合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城市人口已达4.15亿，占人类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在城市居住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财富的增长

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英国首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在19世纪后半个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影响。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米、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兴旺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卷入了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之中。表26.3中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叶中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表26.3　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获益；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淘汰。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房屋、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绝不是罕见的。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将这一改变看作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到了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账单看作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的雇主们，更喜欢雇妇女和童工，因为妇女和童工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行业，那些行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的确是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处境，必须从当时而不是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来生活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在典型农村居住区，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虱子成群出没，风呼啸着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破烂的灰泥墙。乡下散工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到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所设想的那种艰难困苦的图景是不一致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叶中，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生产率的大幅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逐渐地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在“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受着普遍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26.4中的数字表明，在1850年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表26.4　实际工资的增长（1850—1913年）（1913年=100）*

新消费主义

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和底层的多数人的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在英国出现成为可能。消费的欲望并非特殊之事，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中曾经提到：流行的衣服永远比人们能穿破的衣服要多（“fashion wears out more apparel than the man.”）。因此，18世纪的英国所独有的不是消费的欲望，而是大多数人消费的能力。在此前的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太微薄，以致一半到四分之三的收入必须用来购买食物。剩余的极少的钱还得购买其他必需品，因此，根本不剩钱去买一时兴起想买的东西或时装。这既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的时装并不像现在这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的和服、印度的腰布、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宽松裤、拉美的披肩几个世纪以来都一成不变。

18世纪的英国是第一个打破这一传统模式的国家。这要归功于由于圈地运动后的农业革命、海外事业引起的利润的大量涌入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长的一部分流向了大众，因此，国内市场发展起来了；这种市场比过去仅有上层少数人才有购买力时的市场要大得多。

商人们迅速改进经营手段来迎合新的、利润丰厚的国内市场。早在18世纪，他们就在运用一系列今天还在用的现代销售技巧，包括市场调查、信贷、折扣计划、传单、目录、报纸和杂志广告和不满意退款的销售承诺等。这种大众营销的先驱是陶工乔萨·韦奇伍德，他坦诚地说：“时尚优于美德。”为此，他制订了销售战略，使他的陶瓷成为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陶瓷，即使它们常常既不是最好，也不是最便宜的。

一位研究这一新消费主义的学者断定：“新消费主义使得各阶层开始购买它们从前从未有机会购买的，甚至比以前更大范围的商品……社会模仿的巧妙使用使本来只买‘体面商品’的人购买‘奢侈品’，使本来只买‘必需品’的人购买‘体面商品’……事实上，时尚及其利用者提高了人们‘金钱准则’的水平。”大众消费主义正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的，它已变成全球20世纪的社会标志。

妇女的新角色

工业革命不仅引起了新消费主义，而且赋予了妇女新的角色。这场革命对妇女的影响正如几百万年前农业革命对她们的影响一样深远。总的影响是迫使妇女走出过去她们以此为生的家庭经济，进入新的、家庭以外的工薪经济。

前工业化时代的家庭经济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在家里，妻子、丈夫，甚至很小的孩子们都一起工作。这使人联想到愉悦、健康的家庭生活，但事实远非如此。妇女从事了大量的单调、重复的劳动，如纺线、织布、竖织布机等。她们的工作经常是对丈夫或父亲的工作的辅助或准备工作，因此，她们通常要同男人们一起长时间地工作。而且，除兼做这一劳动外，妇女还得做其他繁重的工作，如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主要的工作场所从家庭转移到了工厂和车间，女工作为工薪一族成为金钱经济的一部分。这有一些优势，比如工作更稳定，因为工业家向工厂和机器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停产的可能极小。除了以年为单位雇用的工人的年收入较高外，在工厂工作的妇女的工资也比其以前在家做计件工作的收入要高得多。例如，在1914年，在曼彻斯特棉纺织厂，已婚妇女每周所挣的钱比她们在家里绣手帕所挣的钱要高一倍。

另一方面，新工厂里的工作也有一些男性和女性工人都不喜欢的消极因素。如上所述，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不健康，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太多等。妇女尤其易受到虐待和剥削，因为她们往往比较温顺，不太喜欢组成工会。工会的男性领导人很少鼓励、更多的是阻挠女性加入工会。妇女通常也没有参加工会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因此，在19世纪末，妇女的平均工资还不到男人工资的一半。

大多数女工在婚后和产后都放弃了她们在工厂里的工作。但是，丈夫的收入通常不够整个家庭的开销，因此，这些母亲会尽可能多地在家里做活。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包括收留寄宿生、缝纫、做假花、洗衣、照顾职业女性的孩子等。

在19世纪后期，由于西欧婴儿死亡率的急剧下降，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婴儿的出生率相应下降，为此解除了妻子们无休止的怀孕负担的痛苦。这时，省力的新式家电出现了，它还可以减轻家务的负担。从理论上讲，这些情况结合在一起，应该能大大减轻家庭主妇的责任和工作负担。但实际上，结果完全不同。省力的家用设备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减轻家庭主妇的负担，因为廉价的用人越来越少。因此，母亲们发现，使用新的洗衣机和电熨斗反而比过去使用洗衣女工更累。

同样重要的是，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责任不再是做家务，而是做母亲。书籍杂志和宗教教义都在宣传这样一种观念：母亲不仅应关心全家人的身体健康，还应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专家们为成功的现代母亲介绍了新的“科学”技巧。与此同时，人们也期待着母亲们能够保留传统的美德和保持女性的特点。难怪许多中产阶级女性会对此感到焦虑和不满。一些人开始质疑婚姻要求她们顺从丈夫和孩子的提法，结果出现了女权主义运动，妇女要求平等权利，要求得到更多机会，无论是在家内，还是在家外。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女性却没有时间、金钱和精力去为中产阶级妇女关于家务与母亲角色的事情而烦恼。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无法渴望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完美的母亲和完美的管家。而且，她们还得处理眼下突如其来的日常危机——失业、遭遗弃、疾病和长期存在的工资收入和家庭支出之间的差距。对这些处境困难的工人阶级女性——她们始终占女性的大多数——来说，生活归结为一场确保家庭能应付日常开销的无休止的斗争。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美洲。1763年之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非洲。不过，在美洲和英国自治领，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趁着当地人口比较稀少，成百万的欧洲人移居过去，并填补了那些相对空旷的地区。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大批移民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提高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急剧增加。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移民寻找出路的。铁路和汽船有效地将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更是进一步促进了迁移，正如爱尔兰的土豆饥荒所造成的自然灾害那样。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有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0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年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100万移民。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来看，这种规模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的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完全是针对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西伯利亚、南非除外的英国自治领和美洲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居民仍然存在，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

海外领地种族上的欧化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欧化。这一进程将在第三十五章中予以描述。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海外领地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1870年以后出现的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它使地球上的很大一部分地区都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益增多的制成品市场；从攫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去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场所。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那些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会为其资本的安全而担忧。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也就促进了新帝国主义的发展。

工业革命还引起了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求。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大都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像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个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以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兹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定居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他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英国的红色。”

这些经济、政治和智力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年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到1914年，地球上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已受到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少数国家和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20世纪后期，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都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其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收集主要以粮食为主要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未特别地影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同样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富于扩张性，不能说它与殖民地是一种简单的贡物关系。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会毫不迟疑地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就像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寻找原料来源和市场。因此，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世界性的规模发挥作用。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作用导致了对世界人力物力资源的更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年至1890年间增加了3倍，在1860年至1913年间增加了7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亿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亿英镑、1900年的40.25亿英镑和1913年的78.4亿英镑。

对于经济这块蛋糕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争论主要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诸殖民地民族已经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总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日渐增长的人口就无法得到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从事开矿的欧洲公司将其产品总共卖得3670万英镑。这笔钱中，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近三分之二的资金被转移到国外。而且，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1250万英镑中，还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的。3670万英镑中，只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镑，而殖民地的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年收入则是27英镑。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自己的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伐木工和抽水工等苦力的角色也很不满，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它们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本民族的雇主，而宁可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的。

我们接下来将考察这些主义，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了解这一革命与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