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欧洲的政治革命

一旦充分自由这个抽象概念进入个人和民族的头脑，就没有什么比它更难以控制的了。

——G. W. F.黑格尔

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不仅建立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上；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自己固有的权利。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革命的一般格局，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起因以及19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世界性的影响。

一、政治革命的格局

政治革命同经济革命一样，也是分为几个阶段发展起来的。我们曾提到，经济革命开始于英国，然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后来再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政治革命也一样：17世纪的英国革命标志其开始，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其更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它在19世纪时影响了整个欧洲，最后，在20世纪席卷了整个世界。

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并行发展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联系的。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治革命，因为它创造了新的阶级，他们拥有新的利益，并且拥有使这些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如果我们简要地追溯一下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般过程，这将变得很清楚。

中世纪初期，西欧有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以及从事劳动以供养以上两个上层阶级的农民。随着商业的发展，中世纪社会等级的这种状况由于一个新成分即城市资产阶级的出现而开始改变。随着这一阶级的财富增长、人数增多，它对各封建阶层的特权、对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许多限制，日益不满起来。因此，资产阶级与民族君主政体结成了相互有利的联盟。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中产阶级的这些目标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目标提供了合理解释的新意识形态——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也许可称为是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打算借以为自己获得它所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种控制的特殊纲领。

有自由主义信条的中产阶级转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的挑战。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居住在拥挤的城市中的工人开始日益具有阶级觉悟。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的境遇只有通过自己方面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直接向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挑战，不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还要求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而在20世纪，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主要力量。

赋予欧洲政治革命以动力的不仅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信念，而且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阶级、使广大人民群众活跃起来的意识形态。传统上，这些人首先忠于的一向是地区或教会。近代初期，效忠的对象则扩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忠心地服从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和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19世纪期间，新的民族意识形态从其发源地西欧传播到欧洲大陆各地，而到了20世纪，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前从属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这三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极大地促成了欧洲的世界霸权。当欧洲人开始向海外扩张时，他们遇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怎么和睦的一些社会。民众的冷淡——他们缺乏对自己政府那种息息相关之感——说明了为什么欧洲人能不太费力地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建立并维持他们的统治。印度也许是一个可以说明为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和睦会造成社会易受攻击的突出例子。印度社会当时仍然是一盘散沙，各个族群和信仰互相分隔，为各个地方效忠的势力互相争斗，所以它很容易成为牺牲品。在长达一个半以上的世纪里，这块拥有上亿人口、拥有灿烂文明和古老历史传统的巨大印度次大陆被为数较少的英国官员和高级职员不太费力地统治着。当1857年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时，不仅英国军队，而且还有印度人也前去镇压。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惊讶地报道了这一事实：“我对正在我周围和我面前流过的战争潮流中的这一巨大支流越来越感到惊异。所有这些男人、妇女和孩子都兴高采烈地涌向勒克瑙，去帮助欧洲人制服他们的兄弟。”

但是，欧洲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必然意味着欧洲政治思想的传播。正如整个世界感受过斯蒂芬森的机车、富尔顿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机枪的影响一样，它也感受到《独立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共产党宣言》的影响。那些已成为我们当代标志的世界性的动乱就是这些令人兴奋的文件的直接结果。

二、英国革命

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的英国革命。英国这场大变动的根源可以在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中找到。这场冲突后来演变成一场公开的内战；内战中，国会获胜。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普遍受人欢迎，尤其是受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使敌对的贵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过建立国教英国圣公会切断基督教会与罗马的联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分配了原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它还建立海军和实行获得民众赞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但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很快就浪费掉这种信誉。他们企图把英国圣公会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的人，从而引起不信奉国教的臣民即清教徒的敌视。他们还企图摆脱国会进行统治，但遇到了困难，因为国会控制了国家的资财。他们试图通过出售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行业中的专卖权来绕过这一障碍。这带来了很大的收入，但也引起资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要求“所有的自由臣民都有自由地经营其行业的继承权”。

当苏格兰人举行起义，反对查理将英国圣公会教义强加于他们的企图时，危机降临了。为了获得镇压起义的资金，查理被迫召开国会。而这一于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不理会查理对金钱的需求，反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要求。他们要求处决国王的首席顾问和彻底改组英国圣公会。查理拒绝服从；1642年，在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之间爆发了战斗。

英国几乎有半个世纪没有平静下来，直到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时为止。那几十年中的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构成了英国革命。英国革命经历过五个阶段。1642年至1645年的第一个阶段为内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保皇党人被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著名的新模范军击溃。在1645年至1649年的第二个阶段间，获胜的清教徒分裂为温和派和激进派，类似的情形后来在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有重演。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战胜了约翰·利尔伯恩领导的激进派。当查理于1649年被处死时，克伦威尔当上了被称为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首脑。

在1649年至1660年的第三个阶段里，克伦威尔和他的清教徒追随者们极其有效、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在这段时间里，各种封建权力受到抑制，宗教问题得以解决。克伦威尔死于1658年，继他之后担任共和政体的护国公的是他的儿子理查德。理查德是个庸碌无能之辈，而且，国民已对在清教徒治下的受限制的简朴生活感到厌倦。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结果，从1660年至1688年的第四个阶段被称为王政复辟时期。

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没有取消、也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是，他们的确试图恢复个人统治。这一努力加之他们追随法国王室、鼓励天主教，使他们愈来愈不得人心。最后，詹姆斯二世随着1688年光荣革命的到来被推翻；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新的统治者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1689年，威廉接受了阐明国会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不能中止法律；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虽然这些规定并不意味着英国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直到19世纪后期确立普选制时，才实现这一目标；但是，1689年的这一法案确实一劳永逸地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在这一情况下结束了几乎早半个世纪前就已开始的英国革命。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英国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并贯彻了自由主义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英国革命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支持国会的商人和小贵族主要考虑两个目标——宗教信仰自由和人身及财产的安全，但是，在清教徒方面，关于这些事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冲突的观点得到阐明和热烈的辩论。例如，就宗教来说，当时有许多新教派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公理会教派、浸礼会教派和贵格会教派。当时，长老会教徒正在力图将他们的教派建立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对所有公民实行其教规。这些宗教分歧显然必须得到调解，否则国会的胜利就会受到破坏，国家本身也许会垮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教义被制定和确立。这不仅基于权宜之计，也基于原则。人们开始普遍同意，试图强迫人们接受某种信仰是不道德的，也是无效的。诚然，英国圣公会仍然是官方的、受国家支持的教派，其成员在担任政府职务和其他方面受到优待。但是，总的讲，当时已确立这一原则：良心的自由应授予所有既不威胁公共秩序，也不干涉其他人的崇拜仪式的基督教徒。

关于人权和财产权的问题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甚至比宗教问题更明显地在清教徒中间划分出左翼和右翼两派。分裂是随着新模范军的普通士兵开始感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官员和国会的忽视而逐渐发生的。他们的想法由平均派明确地表达出来；平均派是对一个主要由城市中下层阶级和农村佃农发起的群众运动的蔑称。的确，下议院为建立共和政体而通过的法规中也包括了平均派的基本原则：“就人间而言，人民是所有公正的权力的起源”，下议院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中最高的权力”。

如果国会如此乐于接受人民主权的原则，那么，使国会与平均派对立的争端又是什么呢？答案可以在“人民”一词的定义中找到。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认为，应该参加对下议院议员的选举的“人民”是那些在王国中有着“真正的或永久的利益”的人——财产所有人；而平均派则坚持认为，“任何出生在英国的男子都应当……对议员（国会成员）的选举有发言权”。因而，争端就在立宪议会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赞成民主政体者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赞成，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自己的选票引起社会改革，而克伦威尔及其追随者因害怕这类改革，则坚决反对平均派。

事实上，17世纪在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第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小贵族和资产阶级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种是中下层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中下层阶级和佃农要求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给穷人以丰富的食品，具有小财产所有人阶层的眼光。17世纪英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了，就像后来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失败一样。在前后两种情况下，领导者都缺乏获取胜利所必需的人数优势、组织和成熟度。他们的时机到19世纪后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培养出大量的有阶级觉悟的城市无产阶级。城市无产阶级又发展起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三、启蒙运动

17世纪英国发生大变动以后，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二个阶段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出现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一词源自以下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因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有了“进步”这种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于启蒙运动，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将比前一代更好。

这种不断的进步是如何保持的呢？答案非常简单而又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的理性力量。这种对理性的信任是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进步和理性是两个关键的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倡导者则是那些被通称为哲人的一批表达力很强的人。切莫将这些哲人误作正式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思想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普及工作者——与其说是哲学家，不如说是记者。他们通常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写剧本、小说、随笔和历史作品，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按照这一设想，他们开始将理性应用于所有领域，以便发现种种有效的自然规则。他们使一切事物——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传统——受到理性的检验。虽然这对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考验，但是，对于已过了全盛时期、许多关节嘎嘎作响的法国旧制度，是尤其严峻的考验。因而，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的猛击。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这种对政府干涉的反对，是对严格管制经济生活（通常称为重商主义）的一种反应。在国家建设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所必需的。但是，到18世纪，它似乎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自由放任主义由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一书中作了出色的系统阐述。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是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祉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宽容。哲人们拒绝接受上帝支配世界并任意地决定人类的命运这种传统的信仰。相反，他们寻找一种与理智的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产生了种种根本违背宗教正统观念的东西。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过多数人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乐于赞同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世界的主张，但坚决认为，上帝创世后，允许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转而不加以干涉。因而，自然神论者能同时做两件不相容的事而双收其利。他们能接受上帝和基督教教义，同时，又能拒绝接受某些带有超自然色彩的东西，如圣灵感孕、耶稣的复活、基督的神性和《圣经》中的神启。这里值得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所有这些新的信条——无神论、不可知论和自然神论——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宗教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自基督教在欧洲获胜以来，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同样，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关于统治的契约论并不是一种新理论：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已系统地提出了这一理论。他将统治看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但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把它改变成一种社会契约而非政治契约。在他看来，契约就是人民之间的一个协议。卢梭在其主要政治著作《社会契约论》（1762年）一书中，把统治权看作只是一种“代办权”，从而证明把人民的合法权利归还给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这种革命是正当的。

以上简短的评述表明了启蒙运动对欧洲政治革命的意义。“砸烂可耻的东西”“自由放任”和“社会契约”这些口号破坏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此外，它们不仅对法国的现状，而且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现状，也是一个挑战。实际上，哲人们并不把自己看作法国人或欧洲人，而是把自己看作人类的成员。他们试图从全球的而非西方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他们试图发现与牛顿的物质世界定律相当的普适法则。

虽然哲人们并未发现支配整个人类的永恒法则，但他们的著作确实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爱好思考的人们。他们的最大的直接成就是说服欧洲的许多君主至少接受他们的某些学说。这些君主仍然坚持他们以天赋之权进行统治的理论，但是他们已改变了关于其统治目的的思想。政府权力仍然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但这时也已用于为人民谋利。因此，这些统治者被称为仁慈的专制君主。

这些仁慈的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叶卡捷琳娜也许是最有口才的，常常说出启蒙运动的富有代表性的口号，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应当平等”“君主应为其人民服务”“一个国家若划分成少数大地产是很危险的”，等等。但是，叶卡捷琳娜和其同时代的君主们并不仅仅谈论改革。叶卡捷琳娜大大地改善了自己国家的行政制度和教育制度，腓特烈为促进普鲁士的农业做了大量工作，而开明的专制君主中最真诚、最认真的约瑟夫二世在其统治期间更是为了将其帝国改造得与新的原则相一致而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不过，尽管这些统治者拥有极大的权力，取得的成就却很有限。他们的继承者常常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则毫不退让地反对威胁其既得利益的种种改革。

四、美国革命

我们不应夸大仁慈的专制君主贯彻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所取得的实效，因为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启蒙运动才大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大众。但在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已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提供了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一个实验性的示范。

我们早先提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上难以驾驭，它们的民选议会总是与伦敦派来的总督和其他官员不和。我们还提到，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决定性地打败了法国，并通过1763年的《巴黎和约》获得了北到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巨大的共同胜利感到非常自豪。但是，这一胜利在解决了旧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问题。一个新问题是，由于法国进攻的危险已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正在不断增强。另一个新问题是，英国政府在获得巨大的新殖民地以后，决定加紧对帝国组织的控制。这种加紧在早期阶段也许是可行的，但这时，在消除法国的威胁之后，殖民地居民确信他们能够照料自己并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因而，美国革命基本上起因于帝国权力和殖民地自治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要求。

在美利坚殖民者当中，并非所有的人，甚至也不是大部分人，赞成暴力革命。事实上，他们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恢复1763年以前普遍存在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松散关系。但是，激进主义者则要求在他们与英帝国的关系中能够发生殖民地完全控制自己事务的变化。他们还要求殖民地内部出现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政治权力的转移。对这一点，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他们不想引进民主政体；相反，他们希望像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一样，保持上层阶级的领导。最后，由于不列颠无能的官员屡犯大错，激进主义者得以独行其是。

托马斯·潘恩论美国革命

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1791年）是对美国革命有力的赞美。它是对埃德蒙·伯克的消极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感想》所作的回应。潘恩是他那个时代希望更多的革命会开启“人类的新纪元”的典型。*

阿基米德所说的机械力量可用于理性和自由：“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

美国革命在政治上展现了正是这一理论在机械上所展现的东西。旧世界的所有政体是如此根深蒂固，独裁和旧习是如此有效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以致在亚洲、非洲和欧洲都没有改革人们政治条件的开端。自由在全球遭到猎杀，理性被视为叛逆，恐惧奴役着人们，使他们害怕思考。

但是，所有的真理所要求的、所需要的就是自由的出现，这是真理不可抗拒的本性。太阳不需要铭刻就能自别于黑暗，美国政府一旦将自己展现在世界面前，专制主义就会感到震惊，人们就会开始思考调整。

但是，如果不是伴随着在政府的原则和实践方面的革命，美国的独立只会被认作是从英国的分离，是无足轻重的事情……

如果人类想永远有幸拥有全世界的和平、文明和商业，不通过对政体的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的君主政府都是好战的。战争是他们的交易，劫掠和财富是他们的目标。只要这样的政府继续存在，就绝对不可能有一天的和平。所有君主制政府的历史不就是一幅人类悲惨生活的图画，难得有几年休养生息吗？在厌倦了战争和厌倦了人类的屠杀之后，他们坐下来休息，并称之为和平。这肯定不是上帝想要给人类的环境……

世界上先前发生的革命都没有吸引大多数人的东西。它们所改变的只是人和办法，而不是原则，且在通常的执行中起起落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许不妨被称为一场“反革命”。早期的征服和专制剥夺了人类的诸权利，现在人类正在恢复这些权利。全人类诸事务的潮流向着相互间相反的方向有涨有落，所以在这方面也是如此。以道德学说、普遍和平体制和不能取消的固有人权为基础的政府，正借助于一股比依靠暴力由东方卷向西方的政府更加强劲的冲力，从西方卷向东方。它不会引起个别人的兴趣，而会引起进步中的各民族的兴趣，并承诺给人类一个新纪元。

导致革命的步骤众所周知，无须详述。首先是1763年时宣布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原是作为在能够制订出有条理的土地政策以前保持和平的一项临时措施，但是，那些可能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的人则以为自己将为了英国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然后，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其目的是为了将英国繁重的税收负担转嫁到美利坚殖民者肩上。这些征税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考虑到近来击败法国人战争所带来的花费以及将来保护美利坚边疆所必需的预算，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殖民地居民由于都受到这些税收的影响，一致加以反对。他们召开了一次大陆会议，组织对英货的抵制，直到这些财政措施被取消为止。但是英国政府又实行另外一系列欠考虑的措施，引发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一连串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茶党案、作为对在波士顿港口的破坏行为的惩罚的《强制法令》即《不可容忍法令》——是人们所熟悉的。当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规定了一个政府体制，并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边界内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现在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在捍卫《魁北克法案》方面，可说的东西很多，但是，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它是为了信仰天主教的法裔加拿大人的利益而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又一道不可容忍的法令。1774年9月，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组织了对英货的又一次抵制。第二年，当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搜夺那里的秘密军需库时，战斗开始了。正是在这次战斗中，有人在莱克星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结果是英国军队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波士顿。次月即1775年5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时，就需要处理一场真正的战争，于是开始招募一支美利坚军队。

大会仍不情愿与宗主国实行最后的决裂。但是，随着战斗的蔓延，要求独立的情绪不断高涨。1776年l月，潘恩出版了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常识》在殖民地各地得到传阅，它大大有助于大会在1776年7月4日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充分进行，法国对革命者的援助被证明是决定性的因素。战争的前两年，法国并没有正式卷入，不过，它把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殖民地。1777年决定性的萨拉托加战役中，美利坚人所使用武器的90%都来源于法国。第二年，法国与起义者订立同盟，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法国一方，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强国则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保护它们的贸易不受英国海军的攻击。法国海军和一支拥有6000人的法国远征军的援助，大大有助于乔治·华盛顿所率军队的胜利，并大大促成了英国最后于1781年在约克敦的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的和约，正式承认了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其边疆向西一直伸展到密西西比河。

从世界史的观点看，美国革命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新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已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于是，美国人民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通过了旨在使这一宣言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生活中得到实现的种种法律。他们没收并分配了亲英分子的大地产，将公民权扩大至所有成年男子（但不包括妇女）都拥有选举权。许多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已建的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成为国家的法律。十三个州都正式通过了包括人权在内的宪法，这一宪法保证公民天赋的权利。

这些变化并不像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那么广泛和深刻。这些较后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促成了较美国革命多得多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然而，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于是，美国成为自由和机会的一个象征，作为一块没有历史负担和枷锁的新大陆而受人羡慕。

五、法国革命

革命的根源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较英国革命或美国革命显得突出得多。它比那些较早的变革引起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标志着民众的充分觉醒。虽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已引人注目，但对各阶层人们有号召力的民族主义也已出现。的确，“这些人”以往长期地待在舞台两侧，这时则大踏步地走到舞台前方，此后更是一直留在那里。

为什么这一巨变会发生在法国呢？其根本原因是：法国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但在拿破仑登场前，却并不是由开明专制君主统治的。因而，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和不公正的国家，以致统治机构摇摇欲坠地陷于停摆状态。正是政府的这种停顿状态，使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机会成功地夺得政权。

法国的旧政权就其组织而言是贵族政权。所有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即社会阶层，这种成员资格决定了他们的法定权利和特权。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教士在2450万的总人口中总共有10万左右。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总数约达40万。第三等级包括其他所有的人——2000多万农民、约400万城市商人和工匠等。因而，前两个等级仅占总人口的2%，但是，他们拥有约35％的土地，并因政府庇护而享有大部分好处。尽管他们取得这些不相称的利益，却被免除几乎所有的税；实际上，他们认为纳税是有失其身份的。

因而，税收负担落在第三等级的肩上，尤其是落在农民的肩上。后者占总人口的80％以上，但仅拥有30％的土地。而且，农民须向教会交纳农产品什一税，向贵族交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交纳田赋、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各种税。1720年至1789年间总的物价水平上涨了65％，而农产品的价格（农民的收入来源）则远远落后，这一税收负担因此特别繁重。

城市中的工匠也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的工资在上述数十年间仅上涨了22%。相比之下，资产阶级并没在纳税方面感到困顿，因为他们比工匠和农民更能保护自己。而且，大部分商人都从物价上涨、从1713年至1789年间增长了5倍的法国贸易中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然而，资产阶级对旧政权极不满意。他们愤恨自己受到贵族的冷落，被王室看作二等臣民并被排除在官僚机构、教会和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之外。简言之，资产阶级想要获得与他们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

贵族革命

当大变动开始时，法国旧政权的性质就是如上所述。法国革命同古往今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先是温和地开始，逐渐地变得越来越激进。实际上，它不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789年，而是作为贵族革命开始于1787年。然后，它通过资产阶级阶段和民众阶段而向左转，直到发生了一个反动，导致拿破仑执掌政权。

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自己在16和17世纪期间被王室夺走的政治权力。国王的地方特别行政长官已取代了贵族总督，国王的官吏已控制了全国各级统治权。君主们的权力反映在以下事实中：从1614年起，他们已不必费心召开三级会议即国家议会。因此，不难理解，当路易十六由于支持北美革命的大量支出而陷于经济困难时，贵族就试图利用这一机会来恢复权力。

1787年，当路易试图不顾土地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向所有地产征收一种统一税时，贵族和教士就开始发难了。特权阶层谴责这种新的税为非法的，宣称唯有集会于三级会议的全体国民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改革。由于财政十分困难，国王最终让步，允诺在1789年春天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以为他们能控制这一会议，从而重新获得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他们的盘算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三级会议的召开所导致的不是贵族的胜利，而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这一浪潮将扫除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并不代表法国人民，而是代表以往所划分的三个等级。从一开始，第三等级就是最有生气、最具决定性的。第三等级占有人数上的优势，有代表600名，而其他两个等级的代表各为300名。实际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超过了另外两个等级代表的总和，因为不仅一些教士，而且一些思想解放的贵族（如曾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斗过的拉法耶特侯爵），都站到了第三等级一边。中产阶级的代表还有一些改良主义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法国的旧制度，并从哲人们的著作中至少掌握了应该如何实现这一变革的一般思想。中产阶级的代表还拥有政府迫切需要的现金，并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一有力武器去争取他们希望得到的各种权益。

平民们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变成国民议会而赢得他们的第一个胜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只要决议是在等级的基础上作出，第三等级就永远处于三分之一的少数地位。而一旦三个等级的代表联合组成国民议会，平民（包括他们在另外两个阵营中的盟友）就会处于多数。国王路易是个相当愚蠢且缺乏想象力的人，他最初在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当平民大胆地反抗他、并宣布自己为国民议会时，路易于6月23日投降了，下令将三个等级合并为一。

国王的让步并不表示他内心的转变。他继续重视所谓的“王后党”——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反动顾问们的劝告。国王的真正意图在他于7月11日解除雅克·内克的职务时暴露无遗，因为这位大臣被认为是最赞成改革的。与此同时，忠实于国王的几个军团则被秘密地调至凡尔赛。国王正准备用武力解散议会的谣言迅速传播开来。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国王这样做。国王有刺刀，而平民只有口舌和决心。但是，在这紧要关头，国民议会中的平民因巴黎平民的起义而得救。民众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发动了第三阶段即民众阶段的革命。

民众革命

这时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并非街头群氓。实际上，他们是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组成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传播消息，组织示威游行，而手下不识字的雇工和职员们则追随他们的领导。革命是在内克被免职以后爆发的，暴动的民众涌上街头，要求更廉价的面包，并抬着身披丧服的内克的半身雕塑像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一座用作监狱的王室古堡——巴士底狱。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因为巴士底狱这时已很少被使用。不过，巴士底狱在平民的心目中则是压迫的象征，此时这一象征被摧毁了。“巴士底日”在法国如同“独立纪念日”在美国那样，现在仍得到庆祝，其原因就在于此。

巴士底狱的陷落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干预挽救了资产阶级，从此以后，后者不得不在关键时刻依靠街头暴民提供“一剂革命良药”。这样的时刻在后来的岁月里有过许多次，如资产阶级为争得权力而进行反对国王、反对特权阶层、最后反对整个欧洲的旧秩序的斗争时就是如此。

民众革命不仅发生在巴黎，也发生在农村。农民在长期苦难的刺激下，在攻破巴士底狱的振奋消息的激励下，拿起了武器。在农村的许多地方，他们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种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得屈服于现实，和平民一起投票赞成废除封建制度。在1789年著名的“八月的日子”里，通过了废除一切封建税、免税特权、教会征收什一税的权利，以及贵族担任公职的专有权的法规。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其他许多重要措施中，较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这份宣言阐明了关于自由、财产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仍存在于国民……法律是公意的表达……自由是指能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最后一个条款表明，资产阶级并没有失去对革命方向的控制：“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明白地提出要求，同时基于公正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任何人的财产皆不可受到剥夺。”这份宣言是革命的基本要旨。宣言被印成许许多多的传单、小册子、书籍，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使“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传播到整个欧洲，最后传播到整个世界。

国王路易决不愿意接受8月4日的彻底改革或宣言的革命原则。但是巴黎暴民却再一次战胜了王室的反对。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饿民众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然后向凡尔赛的王宫进军。在这些民众的压力下，路易同意将宫廷迁到巴黎。王室成员住进了杜伊勒里宫（巴黎的一座宫殿），在那里，他们实际上成为囚犯，而国民议会则设在附近的一所骑兵学校里。10月的骚动确保了对8月法令的批准，也大大增加了巴黎暴动民众的影响力。王室和国民议会在民众行动面前渐无招架之力。

战争和恐怖

虽然巴黎的国王实际已无权力，但许多教士和贵族决心恢复他们失去的财产和特权。其中有些人逃亡国外，在国外努力设法使外国列强卷入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纠纷中去。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即吉伦特派也赞成战争，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共和国可以由此在法国得以建立，革命学说可以由此传播到整个欧洲。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反对法国一边，战争于1792年4月爆发。最初，仓促应战的法国人被击溃，但是，无数的志愿者在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浪潮中成群结队地涌到法国的旗帜下。同时，巴黎暴动民众加入反对不得人心的路易及其受人憎恨的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动中。在民众的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时停止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经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国民公会于1792年9月21日召开，在解决最迫切的问题即保卫祖国、反对奥地利——普鲁士侵略者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功。革命热忱和群众支持相结合迸发的力量，被证明是不可抵挡的，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被赶出了边境。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反法联盟。革命者的反应是进行著名的全民总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14支军队在行伍出身的青年将领们的指挥下，奔赴战场。在“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法国民众军队以破竹之势前进。到1795年，敌人的联盟已被粉碎。

其时，国民公会愈来愈向左转，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是因为它经普选产生，还因为对战争的努力引起了革命热情。到1793年6月，吉伦特派已由激进的雅各宾派取代。这时，居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救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革命热情和热烈的爱国精神任用和罢免将军，鼓舞群众参加英勇的行动，实施对外政策，对无数的问题立法，并通过一个无情的恐怖统治时期来镇压反抗。许许多多的人因叛国罪或者仅仅因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并被送上了断头台，即当时所称的“国家剃刀”。

但是，恐怖统治失去了控制，革命开始“吞灭它自己的儿女”。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一个接一个革命领袖继路易和安托瓦内特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不断增长。无套裤汉（字义上指不穿上流社会那种紧身短套裤的人们）正在迫切要求建立一个更平均主义的国家。他们相当于英国革命的平均派，而且他们要求更公平地分配土地，由政府管控物价和工资，并建立一种社会安全体制。这类措施完全超出法国资产阶级的计划。因此，法国资产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努力阻挡革命向左的方向发展。在英国，结果是平均派被击败，克伦威尔上台。在法国，无套裤汉先是于1795年受到一个由五名督政官执掌的督政府的控制，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

拿破仑作为在意大利取得辉煌成就的将军而赢得声望，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推翻了督政府。他先是作为1799年至1804年的第一执政，后又作为1804年至1814年的皇帝，统治了法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法国的15年统治有两个特点：国内改革和军事战役。前者巩固了革命成果，后者在邻国激起了一种民族主义反应，并最后导致他的垮台。

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可比得上开明的专制君主。他感兴趣的是技术层面上的效率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虽然他对国家实行独裁统治，但却有效地统治了国家。他把法律编集成法典，将行政机关置于中央集权制下，组织国民教育体系，建立法兰西银行，并就法国的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与教皇达成协议。拿破切实的功绩使他受到普遍的欢迎。渴望复辟旧制度或认为拿破仑背叛了革命的政敌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因他结束骚乱并建立起一个可信任的强力政府而向他欢呼。

拿破仑因不断地推动战争而浪费了这种友好亲善。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到1810年，他达到成功的顶峰，他已使法国的疆界越过莱茵河伸展到吕贝克，越过阿尔卑斯山脉伸展到罗马。欧洲的其余地区由法国的附属卫星国或盟国组成。只有英国仍保持独立并对法国怀有极大的敌意。

拿破仑在其所有征服地区都贯彻法国革命的一些基本原则。他废除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承认所有公民的平等，实施其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虽然各地的既得利益集团坐立不安，反对这些变革，但变革也在许多地方得到普遍的支持。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也赞成这些变革。但事实上，它仍是一种外来的统治，某些地方如有必要，须用武力强制才能推行。拿破仑的非法国臣民终于渐渐对征购、赋税、征兵、战争和关于战争的谣言感到厌烦。法国的统治通常意味着行政管理质量的提高，但是，人们更关注行政管理的法国特性而非其质量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换句话说，人们已经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他们的民族主义已发展为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运动。这解释了意大利的动乱、西班牙的武装抵抗和德国日益增强的民族团结。对拿破仑来说，最致命的是他于1812年侵入俄国时所遇到的俄国各阶层人士的激烈抵抗。这种抵抗正像冰天雪地一样，造成拿破仑大军的灾难性毁灭。从俄国冰冻的平原上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便一落千丈，并不可避免地在厄尔巴岛上结束了。因而，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

从1814年9月到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重新炮制了拿破仑垮台之后的欧洲地图；指导这一会议的原则有三个——合法性、遏制和补偿。根据合法性的原则，法国、西班牙、荷兰和意大利诸国的君主均恢复王位。根据遏制的原则，与法国接壤的国家都要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荷兰得到比利时，奥地利得到伦巴第和威尼斯，普鲁士除了得到萨克森的部分地区外，还得到沿莱茵河的一些地区。得胜的同盟国以各种领土补偿自己——挪威划归瑞典，马耳他、锡兰和好望角划归英国，芬兰、比萨拉比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俄国，达尔马提亚和加利西亚（以及伦巴第和威尼斯）划归奥地利。在预想到以后的事件时，应注意到德国和意大利仍是分裂的：德国是一个由39个邦组成的松散的德意志邦联；意大利是一个包括9个邦的“地理名词”，奥地利因控制着伦巴第和威尼斯而在这9个邦居统治地位。

六、民族主义

我们已研究过的三个伟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世界史的意义是什么呢？于1821年率领其同胞反抗土耳其霸主的一个不识字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对这一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他宣称：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妙。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我们已经看到平均派、后备民兵和无套裤汉是如何使世人了解了世界真相。这种政治上的觉醒意味着一场深远的社会革命。有史以来第一次，积极、有组织的民众开始投身于政治。这一革命在兴盛于19世纪的许多“主义”中表现出来。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考察其中的三个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从那时起已对欧洲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以可辨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中世纪时，罗马帝国的普济主义既存在于天主教会，所有的西方基督教徒都属于天主教会；也存在于拉丁语，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还存在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虽然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摇摇欲坠。因而，在那些世纪里，民众应该忠于国家这一点是无人知晓的。相反，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教徒，其次是某一地区如勃艮第或康沃尔的居民，只是最后——如果实在要说的话——才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三个发展逐渐改变了忠诚这一尺度。一个发展是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方面的运用。另一个发展是若干国家教会脱离了天主教会。最后一个发展是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几个性质相同的、独立的大国——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这些发展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虽然18世纪末以前，人们一直把国家与君主本人混为一谈。例如，马丁·路德认为“主教们和诸侯们”构成了“德国”，而路易十四则声称法兰西国家“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出其近代的形式。西欧资产阶级是以国家的名义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的，因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更确切地说，国家这时由公民（仅指19世纪末叶以前有财产的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居住于一个共同的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意识到其共同的（想象的或真实的）遗产和其共同的利益”。

民族主义的这种近代形式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得到了最大的促进。革命的领袖们为了从欧洲旧政权的猛攻中逃生，不得不动员国民军队——由有政治觉悟的公民组成的军队，他们乐于并渴望为祖国而战。法国革命还以其他几种方式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它要求所有法国公民都说法语即“中央的或国家的语言”，来代替许多地区方言。它建立了公立小学网，来教授法语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写得粗浅、通俗，因而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像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那样的民族主义仪式和象征。所有这些发展使得民族主义能够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媒体（便宜的报纸、书刊和小册子），有可能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于俾斯麦用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手腕和他所称的“铁血”战争成功地统一了德国。

民族主义在1815年以后立即强烈地表现出来，因为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解决方案使一些民族的数百万人或者陷于分裂，或者遭受外族统治。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挪威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民族的情况就是如此。其必然结果是，1815年以后，在欧洲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希腊人于1821年成功地进行了起义，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赢得了独立。同样，比利时人于1830年也进行了反抗，摆脱了荷兰的统治。意大利人在经历了1820年、1830年和1848年的三次失败起义之后，在1859年至1870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德国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败奥地利，于1870年至1871年击败法国，然后，建立起了他们的德意志帝国。

到1871年，民族主义的原则已在西欧获胜。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哈布斯堡帝国、沙皇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仍是“各民族的牢狱”。不过，这些牢狱中的居住者正变得愈来愈难以控制，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已在他们四周围取得成功。这三个帝国的统治者已认识到民族主义将给他们的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后果，因而试图通过各种限制性措施、通过故意在一些从属民族中挑拨离间，来遏制民族主义。这些措施起先是成功的，但不可能无限期地奏效。这些帝国组织最初的缺口是由土耳其人的巴尔干臣民打开的。到1878年，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已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为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均遭到毁灭。结束这场大战的一些和平条约（将在第三十六章第六节中探讨）一般都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出现了几个新的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它们表明了以往的一些从属民族这时已能独立存在。不管怎么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已在整个欧洲获胜。而在随后几十年中，就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使欧洲海外殖民地诸从属民族的亿万人民觉醒并行动起来。

七、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欧洲第二个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其主要特点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在中欧和东欧，由于那里的中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为一些开明的贵族所采纳。还有，自由主义是以其古典形式在西欧发展起来的，就其信条和支持者来说，实质上仍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运动。

自由主义的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当时，这些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准确地说，贯彻这些学说包括议会对统治权的控制、独立政党的存在，以及对反对党的必要性及其权利的承认。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无投票权。因而，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增进了中产阶级的利益。

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扩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法一样，都是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政府各部门的选举，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获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18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范陈述，因为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拿破仑那部已被证明是最持久、最有影响的著名法典，明确禁止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采取了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不过，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随着19世纪的逝去，自由主义同其他历史运动一样，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在群众通过接受愈来愈多的教育和参加工会组织而变得更加自信的同时，自由主义不可能再继续主要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转为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投票箱前的平等补充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到19世纪末叶，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已在西欧大部分国家起作用。甚至备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原则也逐步得到修改。以往，政府对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干预一向被认为干涉了自然法则的作用，是有害的、无效的。不过，就劳动者而论，这一理论上的主张与基本事实并不相符。公民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使劳动者免受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龄所引起的贫困和不安全，因而，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工会组织迫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在这种压力下，一种新的、民主的自由主义发展起来，它承认国家对全体公民的福利所负的责任。因此，西欧各国由德国带头，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其中包括老年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这些改革是已成为我们当今时代标志的福利国家的前奏。

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自由主义强调个人和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则强调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声称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此外，社会主义坚持认为，人的本性主要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特别地建立一个社会，其目的在于促进集体福利而不是促进个人利益、促进合作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而不是促进竞争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形式，那么，当代的弊病就可以被消除。简言之，社会主义强调的是集体的社会和有计划的社会变革，而不是个人和自由放任主义。

改革社会的种种计划绝不是我们当今时代所特有的。从文明兴起以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一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这种情况，各时代的预言者和改革者都提倡促进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种种计划。例如，在古典世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求实现一种贵族式的共产主义、一种共产主义哲学家的专政。在中世纪时期，英国农民领袖约翰·保尔告诉其追随者：“我的善良的人们，直到所有的商品为人们所共同拥有时，直到既没有农奴也没有绅士、我们人人平等时，英国的事情才能办好，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会办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骚动和激情自然激励人们提出更多促进公共福利的方案，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对保守的克伦威尔和拿破仑的胜出。

19世纪早期，出现了一派新的朝气蓬勃的社会改革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杰出的人物是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年）和傅立叶（1772—1837年）与英国企业家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尽管他们的建议极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但是，对于这些模范社会将如何取代现存社会的问题，他们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例如，圣西门曾试图谋求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傅立叶曾于每天中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候人们对他在报上请求支持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这些改革者肯定没有从革命或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实际上，他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精心制作的蓝图如何才能付诸实践。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才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根本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用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研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确切作用，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制定模范社会的种种蓝图。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历史研究，坚信资本主义将因阶级斗争而被推翻，并被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他之所以会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相信，付给工人的工资不够他们去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这种不充足的购买力最终必然导致工厂倒闭、失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和最后的全面萧条。此外，马克思认为，这种萧条将变得日益频繁、日益严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在绝望中被迫起来革命为止。这样，资本主义就将由社会主义取代，正如早先的封建主义已由资本主义取代一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将是抗萧条的，因为随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私人雇主、利润，从而也就不再存在购买力的不足。

马克思并未将自己限制在理论和写作之上。在他的一生中，为组织和鼓动工人们，他将知识活动同各种尝试结合起来。他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团体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无产者为了以社会主义方式改革社会而夺取政权的纲领。它以自己的宣传工作和参加各种罢工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但是，它于1873年分裂，主要是因为其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包括缺乏纪律性、经常不和的各种浪漫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当时，已出现于各国的许多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第二国际迅速发展，到1914年，它由27个国家的社会党组成，总共拥有1200万工人成员。就其学说和行动而言，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温和得多。侧重点有了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本身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所谓的修正主义。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侧重点的这一改变。一个因素是，在西欧各国，选举权逐渐扩大，这就意味着工人能利用选票而不是利用子弹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因素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往往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德国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表达了这种新观点，他宣称，社会主义者应该“为更好的未来少工作一些，为更好的现在多工作一些”。换句话说，这一新策略就是通过渐进主义的改革手段来获得直接利益，而不是通过革命来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愿意跟着这种修正主义走。

他们当中有些人仍忠实于他们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的东西，所以，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不过，修正主义者更适合时代的趋势，通常控制着他们各自的政党。的确，他们能组织起强大的工会运动，能在选举中赢得数百万张选票。事实上，到1914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已在各自的国民议会中比其他任何政党都拥有更多的席位。

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第二国际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代价：其大多数成员被证明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结果是数百万工人战死在壕沟两侧。因而，第二国际被扯碎，虽然战后它又复兴，但再也没能获得其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四分五裂而渐趋消失。实际上，俄国社会主义者即通常所说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起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此外，布尔什维克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挑战。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工人没有享受到发达国家的工人所享受的繁荣和自由，所以马克思主义只在前殖民地赢得了很多追随者。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兵燹之后尤其如此。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已失去了许多吸引力，因为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世界各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光辉理想被证明是大相径庭的。

九、政治革命中的女性

妇女在所有的政治革命中都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但结果却是有好有坏的。基本原因在于，女性没有坚持要求革命纲领正式接受和体现她们的需求。相反，她们满足于做男性控制的政治运动中的辅助者。在权力斗争中，她们的支持当然是受欢迎的，但在赢得胜利之后，她们即被忽略了，并被迫回到革命前的从属地位。这一模式在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到20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所有现代革命中都表现得很明显。

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模式是如何形成的。革命之前，法国妇女和全欧洲的妇女一样，婚前接受父权，婚后接受夫权。孔多塞侯爵是法国革命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公开主张女性应该拥有与男子相同的财产权、投票权、工作权以及接受公共教育权的人之一。但是，侯爵的思想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人们更容易接受卢梭的观点：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进步的政治观点，但在他的小说《爱弥儿》（1761年）中，他却建议女人“衣着俭朴，在家中辛勤劳作，永远不要到需要讲话的公众集会上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别的情景比一位母亲被孩子们围着、指挥用人干活、为丈夫谋得幸福生活、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更感人、更让人尊敬呢？”

革命开始时，中产阶级的妇女向三级会议提出了她们的书面要求。她们要求确保妇女的嫁妆不被丈夫肆意挥霍，确保妇女不遭受丈夫虐待，要求国家为因经济贫困而卖身的妇女提供工作，要求建立为妇女增加就业机会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是，妇女没有将她们的要求坚持到底，因此，1789年8月26日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宣言》没有提到妇女的权利。工人阶级妇女则更强硬，因为巴黎没有面包，她们在挨饿。1789年10月，她们向凡尔赛宫进军，并将王室带回巴黎，称他们是“面包师、面包师的妻子和面包师的孩子”。

到1790年时，妇女们已在出版自己的报纸，要求获得选举权、参加集会的权利、担当法官的权利和提出离婚的权利。这些要求被包含在1791年由妇女领导人公布的《女权宣言》中。1793年春天，当国王以叛国罪被处死、法国遭到5支外国军队入侵时，女性表现得最为活跃。处于困境的巴黎政府号召妇女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她们热烈响应，在医院里卷绷带，为士兵们制作衬衫、长裤、帽子、袜子、手套。一些人甚至自愿参加了革命军队的战斗。

共和政府为此表示感谢，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使离婚合法化，使婚姻成为公民的契约，承认妻子拥有一部分家庭财产，为女孩和男孩提供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在其活动鼎盛时期，“共和国革命妇女”的成员穿着长裤，腰间别着手枪，头上戴着红帽，在街上游行。

一年后，当外国入侵的危险过去之后，对妇女革命者的反击又开始了。一个具体的事件是结束物价控制，减少面包配额。工人家庭在受苦，而牟取暴利者却在炫耀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当成千上万的绝望男女拿起武器时，会议召集了正规军并包围了起义的街区。1793年的民主宪法被废止了，刚刚授予妇女的大多数权利也被废止了。拿破仑通过在他的《法典》中重新恢复父亲和丈夫的绝对权威巩固了这一反击。

出现反复的根本原因是，女权事业在妇女自身中缺乏群众的支持。革命期间，她们主要是对自己阶级的需求而不是对自己性别的需求作出反应。她们上街游行主要是为了社会改革和经济救济，而不是为了女性的权利。当法国革命和在此之前的英国革命一样拒绝社会重组和转向保守之后，妇女作为女性所获得的利益随着她们作为工人所获得的利益一起被冲走了。除孔多塞外，革命的高层领导人都全力拥护卢梭的主张，认为妇女应待在家里。他们承认并称赞妇女在革命中所做的贡献，但是，革命结束后，这些政治领导人又发表演说，认为将来妇女的贡献应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

法国革命期间形成的女权主义主题在革命后并未被忘记。整个19世纪，欧洲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妇女恢复了这些主题。女权主义运动的领袖出版了自己的书籍杂志，建立了国内和国际妇女联合会的网络。这些组织提倡妇女的教育，反对国家控制的娼妓制度，援助孤儿和未婚母亲，反对酗酒，发起和平运动，称战争是男人政治最终的表达方式。因为其进展微乎其微，在19世纪后期，女性运动的积极分子得出结论：除非妇女在平等的基础上与男性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力，她们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从此，选举权成为所有国家主张妇女应有参政权者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20世纪取得快速发展，以致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国家从1900年的1个增加到1910年的3个、1920年的15个、1930年的21个、1940年的30个、1950年的69个、1960年的92个、1970年的127个和1975年的129个。

选举权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是解决妇女问题的万应灵药。在投票日投下的一票并不会自动授予政治权力。几乎没有妇女被选入代表机构，最终在行政当局谋得职位的妇女就更少。事实上，国际妇女运动在赢得选举权后活力大减。这种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二战”，当时几个具有决定性的新因素结合在一起，给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这些新因素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全球妇女的影响，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