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俄国 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快乐之源。 ——彼得·Y. 恰达耶夫 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俄国毕竟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是欧洲的一个民族。但是，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出于这一位置的缘故，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不同。因此，一代代俄国思想家以民族方向和民族目标这一基本议题来拷问自己。 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的关系。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回报西方，先是回报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回报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社会促进手段。但是，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1856年以前的俄国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于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余地区有许多联系。它不仅越过黑海与拜占庭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还越过波罗的海与西北欧进行大量的贸易交往。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同欧洲诸主要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波兰的卡齐米日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在以后数世纪中，两个决定性的发展结合起来孤立了俄国。一个发展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公元990年前后决定接受拜占庭东正教形式的基督教，而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形式的基督教。当时，这两个宗教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但是，由于有关罗马教皇最高权力的教义及其不断增长的实践在之后数十年间的发展，这两个教会最终于1054年分道扬镳。俄国不可避免地开始卷入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不和。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1453年）以后，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使俄国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俄罗斯人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我孤立，他们藐视和忽视了正在改变欧洲其余地区的伟大变革。 切断俄国与西方联系的另一发展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蒙古人只要其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向可汗进贡，就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不过，蒙古人的统治割断了俄国与欧洲其余地区大部分残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断绝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存在，它是在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时到来的。但是，与世隔绝的俄国基本上不受这些意义深远的经济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此外，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和管理方法为后来的俄国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主义统治铺平了道路。而且他们的种族上的贡献也值得注意——例如，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的血统。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蒙古人时，显露出来的俄国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欧的文明。在东正教影响并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意义上，这是一种和谐一致的文明。但是，它基本上也是一种缺乏使西方如此生气勃勃、如此扩张的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那些较不盲从、较有远见的俄罗斯领导人很快就看出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一种无法容忍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世纪中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用西方的东西，作为一种自卫手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向西方借用军事技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借鉴的过程。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其中许多法令由他亲笔起草，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由他授意而制定的。他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具有实用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密码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大帝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 通过所有这些手段，彼得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此外，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他是通过打败瑞典、获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而打开这一窗户的；在波罗的海沿海，他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国的象征，而莫斯科则成为旧俄国的象征。不过，这些变化是在遭到众多群体激烈反对的情况下完成的。彼得不仅必须与群众的冷漠和怀疑作斗争，而且还必须与保守的大贵族和教士的公开或隐蔽的反对作斗争。甚至他确已引起的一些变化也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限制：这些变化就性质而言，基本上是军事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变化，而且它们仅影响了全体居民中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中一些持赞同态度的成员。 彼得的工作由富有才华、颇具魅力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及其宫廷是俄国欧化的媒介。她比独断的彼得有知识得多，积极地赞助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她虽然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乐意吸收其他人的思想，尤其是哲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她以自己是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而自豪，并常常引用启蒙运动的箴言。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在彼得统治期间，他们蓄胡子、穿着臃肿肥大的东方长袍，但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他们在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他们的子女也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然后捡起只够管理仆人用的少量俄语。因此，俄国的欧化不再仅限于技术方面，尽管它继续限制在上层阶级内。实际上，欧化的上层阶级与作为农奴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民群众之间的鸿沟正愈来愈宽，愈来愈危险。 这一社会差异的严重性在俄国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变得很明显。1815年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许多军官对他们在其中生活了4年的比较自由的西方社会有着极深的印象。在那里，他们吸收了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激进思想，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国时，发现沙皇的独裁是无法容忍的。 这种情感说明了所谓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原因。这次起义爆发于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其首领多半是希望废除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使俄国西方化的军官。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不幸地失败了。当时，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欧普遍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的确没准备接受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更准确地说，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已在西方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中产阶级，而只有被禁锢、无生气的底层农奴群众——通常所说的“黑民”——与处于社会顶端的贵族和宫廷。因而，种种改革和十二月党人所向往的西方式社会皆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俄国和西方之间这些基本差别的意义在于使俄国思想家们分成了两派——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痛恨上述差别，把它们解释为俄国发展速度较缓慢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其他统治者要和彼得一样为赶上西方而作出巨大努力。但是，斯拉夫派否定西欧派关于人类文明一致性的基本看法。他们认为，俄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别是根本的、内在的，反映了民族精神方面而不是进步程度方面的巨大区别。因此，斯拉夫派把彼得以前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同质化社会加以理想化，并把彼得看作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同西方社会的优越性，他们不接受西方社会，认为它是物质享乐主义的、无信仰的，并被冲突和革命撕裂了。 二、俄国和欧洲，1856—1905年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争的解决，不是由于一方说服了另一方，而是由于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压力。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而得到戏剧性的说明。战争是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进行的，不过，俄国被打败了，不得不接受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国撤回它在黑海的海军部队，拆毁它在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 克里米亚的失败对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打击。与许多西欧派人不同——他们警告说俄国会因没跟上西方的脚步而遭到失败——斯拉夫派人很有信心地预言，俄国专制制度的优越性会导致一个可与1812年对拿破仑的胜利相媲美的胜利。实际上，克里米亚的失败暴露了旧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俄国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地作战，但是，形势却令人绝望：他们的步枪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只能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或食品后勤保障。 旧制度所显示的破产导致旧制度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解放农奴；农奴甚至在战争前就躁动不安了。事实上，在1825年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已爆发了500多次农民骚动。随着克里米亚的灾难，农奴们不断上升的压力变得不可抗拒起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把解放农奴当作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他的《解放法令》（1861年3月1日）解放了农奴，将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农奴和贵族地主之间重新分配。这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甚至比美国历史上1863年的《解放宣言》意义更重大。在美国，《解放宣言》仅事关少数黑人，而在俄国，《解放法令》则涉及占压倒多数的人口。解放农奴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其他一系列改革也被证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包括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的改革。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西欧因决定性地促成了俄国的工业化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在1917年投入俄国工业的5亿英镑的总额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由外国投资的。工厂工人的数目从1865年的38.1万人上升到1890年的162万人，进而上升到1898年的300万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俄国生产的煤为法国生产的四分之三。 这些发展意味着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时的俄国相比，1914年的俄国同欧洲要相似得多。然而，这些不断增长的相似之处正如斯拉夫派所警告的，引起了俄国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和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绝没有满足于《解放法令》中的条款，他们觉得，这些条款把太大的一部分土地留给了贵族。在以后数十年中，随着农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他们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增长，并变得越来越不满足。农民不满的另一个根源是难以忍受的沉重税收负担。他们不仅要为他们在1861年时得到的土地交纳赎地费，而且还要缴纳各种地方税。此外，他们还要负担俄国工业化的大部分费用，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他们所购买的制成品的费用上升。农民对地主和不得人心的政府官吏的强烈反抗日益频繁，反映了农民不满的范围和强度。 农民的不满由1901年组织起来的社会革命党从政治上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的政纲要点是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与农民的骚动相一致的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骚动。俄国工业化的早期，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包括了对劳动力的严重剥削：16小时工作日、低工资、童工、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在这些条件下，俄国工人与中欧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因而，一个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成立，正如类似的社会党已在欧洲其他地方得到成立一样。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也像其他社会党那样，分裂成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在这种情况下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20世纪初，除农民和城市工人以外，俄国还有一个中产阶级也对沙皇政权愈益不满。反映这批人观点的政治组织是立宪民主党，通常以其缩写名称将其称为卡德茨（Cadets）。该党建立于1905年，其纲领与英国自由党的纲领相似：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相平衡。立宪民主党包括了俄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当沙皇在1905年革命以后不得不接受一个民选议会（杜马）时，立宪民主党由于它对议会程序的了解而在审议方面起了领导作用。然而，立宪民主党从未赢得过可与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拥护者相提并论的大批追随者。一个原因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受到阻碍，俄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中产阶级还因为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为外国势力所控制而受到进一步的削弱。此外，立宪民主党特别易屈服于沙皇独裁政府的压力，因为出于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不太愿意以暴制暴。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一个独特的、和谐一致的社会；由此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的反响终致成为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在考察这些大变动以前，我们将概述日俄战争前俄国的亚洲政策；日俄战争为1905年的革命准备了舞台。 三、1905年以前的俄国和亚洲 正如俄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由欧洲的经济、技术优势所决定的一样，俄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则由俄国的优势决定。出于这一优势的缘故，16世纪至18世纪的俄国已能制服西伯利亚的部落民族，向东扩张到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俄国人由于强大的中华帝国而停止前进，不得不接受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被限制在黑龙江以北地区。 18、19世纪期间，俄国人重新向东面和南面推进，获得阿拉斯加、阿穆尔河流域和中亚，从而建成了他们的帝国。获得阿拉斯加只不过是较早时期横跨西伯利亚、向较空寂的地区推进的一个继续。但是，在黑龙江流域，俄国人战胜了中华帝国，在中亚，他们把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古老的穆斯林汗国。这些成功之所以能取得，是因为俄国在技术上稳步前进。虽然这种进步同西方相比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是从西方得到的——但它足以使俄国人在与东亚的中国人和中亚的穆斯林交往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俄国人继续扩展他们的帝国疆界，直至受到那些在技术方面不相上下或占优势的势力的阻挡为止——也就是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 阿拉斯加 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的推进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开始进行的。这位西方化的沙皇对远东和对欧洲一样感兴趣，因此，他挑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于1728年和1740年前往美洲大陆。白令向东穿过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洋，勘查了阿留申群岛，在阿拉斯加海岸登陆。白令探险的主要成就是，他们发现北美洲和亚洲在北太平洋水域是相连的。 俄国商人为有利可图的海獭皮贸易所吸引，紧紧跟在探险者的后面。这些商人先剥削了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然后，沿阿拉斯加海岸建立了据点。阿留申群岛的居民由于没有武器，很容易受到攻击和遭到无情的剥削。1761年，愤怒的乌姆纳克岛上的居民转而进攻俄国商人，他们杀死了许多人，并迫使幸存者逃离。阿留申群岛获得了5年的独立，在此期间，岛民回到仅能维持生计的渔猎生活。但是，1766年，俄国人用雇佣军对阿留申群岛进行了报复，他们摧毁了村庄，杀戮了3000多人。在沉重负担的逼迫下，阿留申岛民重新开始猎杀海獭；俄国人贪婪地掠夺海獭皮，因为这些海獭皮能以收购价4倍的价格在中国出售。这种掠夺一直持续到阿留申岛民和海獭被杀戮殆尽。 1799年，各种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俄美公司。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领导人是亚历山大·巴拉诺夫，他积极、独断地指挥各种活动达约30年的时间。他的主要问题是要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因此，巴拉诺夫派远征队沿着美洲海岸去建立能为阿拉斯加的贸易站提供补给的殖民地。1811年11月，俄国人在旧金山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罗斯堡，到1819年，他们已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这一扩张导致了俄国与西班牙和美国的不和。实际上，俄国人在太平洋西北部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1823年门罗主义的发布。最后，俄国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占有的土地。皮毛贸易的衰落使俄美公司濒于破产。俄国人担心阿拉斯加太遥远了，他们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扩张主义的侵害。他们预料自己迟早会失去这一地区，遂于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美国，也就是说每英亩土地的价格不到2美分——这是一桩有史以来最划算的地产交易。 黑龙江流域 其时，俄国人在北美洲的活动重新引起他们对黑龙江流域的兴趣。俄国人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作为向他们的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的确有了鄂霍次克港，但这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一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而且几乎不断地被雾笼罩。因而，俄国人又重新将渴望的目光投向宽阔的、可通航的黑龙江，因为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已将他们从这条河边赶走。 俄国人的兴趣由于中、英之间1840年至1842年所谓的鸦片战争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作为战争的结果，英国并吞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优势。俄国人这时决心在黑龙江流域定居，以免英国人下一步获得对黑龙江河口的控制，从而堵住他们通往太平洋的天然出口。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俄国人实现了他们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地区的所有目标。他们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年轻的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野心和干劲，他于1847年38岁时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软弱，那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将俄国人从黑龙江流域赶走的强大帝国相比，只是一个空壳子。 穆拉维约夫伯爵拥有总督的广泛权力，但是，他仍越权派遣从事探险的远征队把俄国旗帜插到外国的土地上。他手下的一名军官奈维尔斯科伊船长（后来的海军上将）在堪察加半岛建立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在撵走萨哈林岛（库页岛）上的日本移民后，踏勘并占领了该岛，使汽船在黑龙江下水，鼓励俄国殖民者定居黑龙江流域，并沿阿穆尔河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实际上，中国朝廷完全不知道俄国的做法，是俄国政府自己于1851年5月把所发生的事通知了中国人。 5年后，也就是1856年，战事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中国人又遭惨败，被迫接受《天津条约》（1858年），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和做其他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警告中国人注意英国人控制阿穆尔河的危险，并提议俄、中两国共同防守这一地区。结果是订立《瑷珲条约》（1858年）。 穆拉维约夫这时仔细地勘探了新赢得的地区，发现由于阿穆尔河下游区的结冰情况，控制该河的两岸对航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在朝鲜边界附近的海岸发现了一个极好的港湾。他不顾《瑷珲条约》的规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1860年），并意味深长地把它（海参崴）取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东方的王后”。当时，中国已卷入与西方强国的进一步纠纷中，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国驻北京的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提供了帮助，成功地使同盟国在对中国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首都。作为对这一帮助的报酬，中国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1860年），把黑龙江的从乌苏里江直到大海为止的两岸以及从黑龙江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给了俄国。随着赢得这些新的、辽阔的（存在到今天的）边远地区，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这种扩张直到20世纪初才又重新开始，因为20世纪初，沙皇尼古拉二世试图向南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从而加速了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中亚 在此期间，俄国人也正在侵入中亚，不过，他们向这一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时才开始的。之所以会耽搁，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可与北方有利可图的皮毛贸易相比的经济刺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亚的气候和植被全然不同于俄国人所习惯的气候和植被。紧靠着西伯利亚南部的是居住着哈萨克游牧民的草原区。再往南去，是大沙漠，上面点缀着供养了布哈拉、希瓦和浩罕这些古老穆斯林汗国的肥沃绿洲。19世纪末叶以前，这些汗国在军事上比分散的西伯利亚部落要强大得多，能够一直避免俄国人靠近。 在1827年至1854年的近30年间，俄国人征服了直到锡尔河的哈萨克草原，从而首次进入中亚。他们希望锡尔河充当一条永久的天然边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远离首都、渴求荣誉和晋升的地方指挥官野心勃勃，时常通过造成既成事实来迫使政府有所行动。掳掠集团的经常骚扰也致使俄国人不顾圣彼得堡的疑虑和英国的抗议，进一步奋力前进。 中亚穆斯林文明传奇式的中心一个又一个地陷入开疆拓土的俄国人之手——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这些猛烈的推进使得在印度的英国人大为惊恐，战争的危机和谣言一再发生。然而，这一世纪是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过去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相隔的距离非常遥远，运输工具又十分有限。英、俄之间的斗争不是围绕武器的较量，而是围绕控制介于它们之间的国家，尤其是波斯和阿富汗而进行的。 俄国的统治大大地改变了中亚。在积极方面，俄国人废除了普遍的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仅仅在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地方就解放了1万名奴隶。俄国人还铺筑铁路，其中著名的是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它帮助俄国人进行征服和实现现代化。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不断增长的需要，棉花栽培有了惊人的增长。1884年，在俄国人的倡议下，有300俄亩土地（1俄亩=2.7英亩）用于种棉花；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已猛增到9万俄亩。俄国人还引进某些土地改革，包括减少农民的赋税和农民对国家及地主所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另一方面，由于俄国人有计划地征用哈萨克人的放牧地，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俄国人没有为土著的教育做什么事，他们把这一工作几乎完全留给了穆斯林的毛拉。在其他诸如法院系统和地方政府之类的领域，他们也不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活跃。最后的结果是，在给中亚和沙皇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带来许多变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国人的到来而受到什么影响。尽管有了铁路建设和棉花栽培的传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还是生活在为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障壁所分隔的不同世界里。 中国东北和日俄战争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远东。当时正在缓慢地接近完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为俄国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扩张提供了新的机会。新任命的财政大臣塞奇·维特伯爵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呈递了一份报告（1892年11月6日），他在报告中说，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将代替苏伊士运河成为前往中国的主要商路。他预见到俄国将处于亚洲和西方世界之间的仲裁人的地位，主张建立中俄联盟作为实现上述地位的最佳手段。 1894年中日战争的爆发为维特所赞成的联盟铺平了道路。中国又轻易地被打败，再三恳求英国和美国进行调解。英、美两国的拒绝迫使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日）。根据条约，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给日本。但是，俄国这时与德国和法国一起进行干涉，迫使日本人归还了辽东半岛。 这一帮助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中国人与俄国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该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相互援助，而且还将建造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名义上是一个私营公司，但实际上却为俄国政府所拥有，归俄国政府管理。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它已在中国东北铺设了总长为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为了对包括战略港口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进行为期25年的租借，俄国跟中国谈判；随后，俄国开始了在远东的下一步推进。两年后，俄国人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人这种稳步的侵略使得日本人大为惊恐，因为日本人对亚洲大陆有他们自己的野心。日本人不能独立阻挡俄国人，所以决定通过获得同盟国来加强自己的力量。1902年1月30日，他们与英国缔结军事联盟，这一后盾增强了日本人的力量，他们决心向俄国进行清算。1903年7月，日本人提议，俄国应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占优势的利益”，作为回报，他们将承认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铁路事业方面的特殊利益”。 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俄国人的意见有分歧。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赞成接受提议，因为他感兴趣的是经济渗透，而不是带有战争危险的政治吞并。但是，有影响的俄国冒险家们在朝鲜北部有巨大的木材租借地，希望能使自己的政府专心一意地促进他们的个人财富。俄国军界由于他们在旅顺港的现有基地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间的漫长距离，想在朝鲜沿海一带获得一个基地。俄国某些政治家因为担心国内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潮，赞成以一次“小小的胜利的战争”充当民众骚动的避雷针。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者说在军人的心目中，俄国将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取胜。 这些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独行其是，设法免去了维特的职务，实际拒绝了日本人的提议。由于有与英国的联盟作保障，再加上担心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即将竣工，日本人迅速、果断地发动了攻击。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谈判，三天后，他们未经正式宣战就袭击了在旅顺港的俄国舰队。 在随后的战役中，日本总是击败俄国。由于俄国军队在离欧洲俄国的工业中心数千英里远的地方作战，横贯西伯利亚的单轨铁路完全不能满足他们的供应需要。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日本人包围了旅顺港，经过148天的围攻，于1904年12月19日占领了这座要塞。第二阶段由在中国东北平原上的一系列战役构成。日本人在这些战役中也获得了胜利，把俄国人赶到了沈阳以北。然而，这些战役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俄国军队仍未受损，而且还随着交通的改善得到增援和加强。但是在海上，日本人赢得了一个导致和平谈判开始的压倒性胜利。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航行了相当于地球一周三分之二以上的距离后，于1905年5月27日到达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对马海峡。它立刻就遭到在数量和实力上均占优势的日本舰队的攻击。实际上，短短几小时内，所有俄国舰船就被击沉或捕获，而日本人仅仅失去了几艘驱逐舰。 由于这一毁灭，特别是由于战争在国内很不得人心和1905年革命已经开始，俄国人准备议和。日本人也需要和平谈判，因为尽管他们赢得了胜利，但他们贫乏的资源却已因战争负担而被滥用。1905年9月5日，《朴次茅斯和约》签订。根据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的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割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与日本。这样，日本人就阻挡住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直到40年后，也就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时，俄国才能够恢复其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失去的领土。 四、第一次俄国革命和结果，1905—1914年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时，革命正在战线后面的俄国内部传播开来。革命的根源可以在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长期的不满中找到。这种不满由于与日本的战争而日趋严重，因为与日本的战争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在遭受一连串失败后愈加如此。最后则发生了1905年1月22日的所谓“流血星期日”——皇家禁卫军向赤手空拳在圣彼得堡冬宫前面请愿的数千人开了枪。 流血星期日无可挽救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历来所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政权，使1905年的俄国大革命突然发生。这一大动乱在帝国政府能够再次行权以前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05年1月至10月之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起来反对独裁政府：诸从属民族要求自治，农民抢劫庄园主住宅、夺取地产，城市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各地的大学生走出教室，黑海舰队的水兵发动兵变、夺取他们的舰船。沙皇除了屈服外别无选择，因此，他颁布了著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它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而且还准许俄国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在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的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中，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是，革命者已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订新宪法。为了达到目的，激进派试图通过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来延长革命。然而这时政府已强大起来，能够进行回击。1905年9月5日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使许多军队能够被派回国内去恢复秩序，而适时从巴黎和伦敦得到的4亿美元贷款也大大地加强了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因而，它能够扑灭12月22日至1月1日在莫斯科猛烈进行的、危险的工人起义。其时，温和派因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和激进派疏远，正转移到政府一边。因此，到1906年年初，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 从1906年1月至7月21日的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是沙皇政权得到巩固的阶段。政府军队追捕缉拿激进派成员和反抗的农民，在有些情况下，还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所谓的《基本法》。按照这一法律，沙皇被宣布为专制君主，对行政部门、军队和外交政策保持完全的控制。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而它的预算权则受到严厉限制。杜马于5月10日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并激烈地批评政府。随即出现了一个僵局；7月21日，沙皇解散杜马。自由派杜马成员以牙还牙，号召国民拒绝纳税，然而，响应是微弱的。事实上，到这时，革命的潮流已经衰退，第一次俄罗斯革命已走完了它的历程。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给俄国的历史进程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俄国这时有了一个立宪政体，尽管杜马权力很小。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结果证明它甚至比第一届杜马更敢于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度地减少选举权，使分别于1907年和1912年选举出来的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马变得保守和屈从，合乎政府意愿。不过，专制主义的沙皇独裁政治的确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1905年的种种事件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们对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传统做出了贡献。苏维埃已在一些城市中成立，并已证明它们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机关的价值。诚然，1906年以后，一种平静似乎降临，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短暂的平静。例如，举行罢工的工人人数从1905年的100万人下降到1910年的4000人。但是，到1912年，罢工人数又上升到100万人，并在以后的两年中保持在这一水平上。然后，所有的冲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突然停止。但是，由于在前线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的暴风云又一次聚集起来，沙皇政权进入了它再也未能摆脱的一个新的动乱时期。因此，1905年的俄国革命作为震撼世界的1917年革命的一次彩排而惹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