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中东 毋庸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 A. R. 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不同。诚然，卷入其中的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宗教和文化集合体，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征服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集团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十八章中已提到，这个帝国是在教士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教会领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一直以半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尽管有个别非穆斯林民族在服装、行为、居住区和税收上遭到不公平待遇，但是，每个居民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 这一松散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环境，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各种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差异。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以基督教居民为主体的巴尔干半岛、穆斯林土耳其居民居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段时期充斥着苛政，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阐释并不符合实情。巴尔干各民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少数土耳其人。他们是众多聚居的群体，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望反抗，他们会给土耳其人带来更大的麻烦。然而，在早期的世纪里，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半岛基督教臣民时遇到的麻烦并不比统治亚洲穆斯林臣民时更多。 原因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奥斯曼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税负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未有过的信仰自由。然而，18世纪、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发生了剧变。这一时期中，由于奥斯曼的势力和实力已经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醒。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西欧对进口粮食不断增长的需求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反过来有助于巴尔干一个本土商人和海员阶层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量和产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于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尽可能少地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最后，商业和工业的兴起促进了亚得里亚海沿岸和在爱琴海群岛之间行驶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火药。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因为奥斯曼这时已变得腐败、无能。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国外，并时常侨居那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不用说，许多人都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巴尔干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梦魇般的统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对其同胞智识上的觉醒做出了贡献。他们通过以下方式达到这个目的：以本土语言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轻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种教育，而且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壮观场面印象极深。一个同时代希腊革命者的证言如下：“总的来说，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们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古典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激发了民族自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此外还深受匈牙利南部广大塞尔维亚新拓居地的影响。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提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速度较缓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而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社会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0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才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了从君士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8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瑙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刺激准备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成长，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并缺乏一个本土的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互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对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住自己的职位和晋升感兴趣）。当我们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土耳其人这种状况的意味也就十分明显了。土耳其人中没有这样一批商人，因而，他们中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然而，在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被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渗透、影响和控制。在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被派到海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轻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吸收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不出意料，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一政变的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 “欧洲病夫” 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被认为是“欧洲病夫”。为什么说它是病夫，这在英国商人和外交官查理·艾略特爵士的下列记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描述了自己努力使卡拉奇的总督对开发项目感兴趣和总督给予否定答复的过程。* 我猜想我可能被描述为一个寻找特许权的人，或一个代理商。我的生意的实质就是让东方人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从火柴到铁路的任何东西。我贿赂他们，让他们买我的商品；他们贿赂我，让我开出比我实际收到的数额更多的票据（这些票据是由奥斯曼政府支付的）。于是，我们双方都能赚钱…… “如果你能开发”［我对他说］，“贵帝国的商业和物质资源，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将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督教徒将会支持你的帝国，把它作为他们繁荣的源泉。” “我们土耳其人”［总督回答说］，“不知道如何赚钱；我们只知道如何花钱。你想引入一种体制使基督教徒能从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榨取所有的金钱，并据为己有。谁从铁路、港口和码头所有这些特权中获利了？法兰克人、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但绝不会有一个穆斯林。你还记得我帮你修筑的从杜罗格莱德到莫罗伯利斯的铁路吗？法兰克人乘坐它去旅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卖票，最后，所有的钱都流到犹太人那里。但是，土耳其人要铁路做什么？土耳其人从中得到了多少？” 我应该说，“就像特许权安排后流到您殿下口袋里的钱一样多”。但是，我忍住没有这样公开反驳，而是让总督继续说下去。“这个国家是一道汤，”他说，“每个人除了想喝它之外别无他求。我们以合适的、古老的方式用大勺子喝汤，你们在汤碗底上钻些小洞，用管子往外吸。然后，你们提议说，用勺子喝汤的做法不文明，应该废除。因为你们知道，我们没有钻洞，不明白用管子喝汤的伎俩。” “但是，殿下您肯定亲身体验了奥斯曼帝国从商业事业中得到的好处，而且……” “哦，我是用管子吸过，”总督说，“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用勺子喝汤。”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0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的外国大学里，可以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伊士运河通航。该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路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约需1200万英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项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外国势力除去控制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其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尽管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逐渐地打碎了以往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实际上，这种打碎是由在西方学习过的土耳其军官实现的——在西方他们认识到阿卜杜拉·哈米德苏丹反对一切改革的政策是过时的、危险的。1908年7月，这些军官威胁说，如果苏丹不接受宪法，他们将向君士坦丁堡进军。苏丹被迫接受了。 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军事领导人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图提倡忠于奥斯曼帝国和奥斯曼苏丹，但是他们越是坚持这样做，引起的反对越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使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前一直陷于混乱之中；1914年，土耳其人作出了加入同盟国的重大决定，这一决定预示着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三、阿拉伯人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天起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海军将领纳尔逊在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之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埃及有着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这一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既有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它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中东统治者。他的成就很多，且都是革命性的。他开始兴建埃及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放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尽管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年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立起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现代工业结构，而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批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处和欧洲诸强国反对埃及扩张和工业化而失败。 不过，这些成就一度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他的计划是要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行省以外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但是，这是英国不能接受的；英国宁愿一个软弱的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控制前往印度的路线。穆罕默德为外力所迫，不得不交出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不过，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自主的统治者。大国的利益延迟了阿拉伯的统一和独立，而且将继续延迟一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