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它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征服；它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其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此，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 ——阿诺德·J. 汤因比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每一批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是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造成英国人与先行者们之间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能动、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相对静止而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这一侵入和改造的过程，首先必须研究传统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以前的时代，传统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这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照从古以来的习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收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等价物。这就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牧人白天放牛，晚上把牛归还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个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事项指明吉时。这些工匠和专门职业者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种者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种姓制度把这些世袭、传统的职业和职责分工变成了义务。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天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 “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维修，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途经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他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或者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者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米尔扎布尔，它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路上。 一些印度作家往往把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一幅乡村生活的田园诗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体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实过着安宁、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维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甚至在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在任何基本方面都没有被改变。单个单个的地区遭到蹂躏，但最后，耕种者又回来恢复其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二、英国的征服 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的村庄是相对恒定而自足的。但是，在探讨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影响之前，我们将考察他们为什么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不太费力地征服整个印度。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在葡萄牙的阿尔布克尔克于16世纪初占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欧洲人仅能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后，在短短数十年间，势力均衡决定性地改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受到英国的统治。 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是，莫卧儿的力量和权威已衰落。这使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能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个人王朝。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将中心设在浦那城的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人赢得对整个德干高原的控制，然后，约1740年前后，开始侵入印度北部，打算取代正在衰落的莫卧儿人。因而，18世纪时，随着各种官员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随着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而与印度或外国的任何势力私通，印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因而，英国人能够挑拨一个印度王公反对另一个印度王公，直到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为止。这种情况全然不同于中国；在中国，清朝的结构仍然完整无损，从而迫使所有的外国人与北京的皇帝直接打交道。 大大地促使印度易受攻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强大的商人阶级的兴起；这一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这些公司能比较自由地在印度经商（它们在中国几乎遭到完全的排斥）。16世纪时，印度的经济很少受到贸易的影响，因为贸易主要限于香料和纺织品。但是，17世纪时，除了硝石外，还有各种商业性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被大量出口。孟加拉是这一贸易的中心。当时这里出现了富裕的本土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经济，并在莫卧儿官员腐败、无能的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分。这些商人中一个叫贾嘎特·塞特的人，收买了那些本该遵照孟加拉的“纳瓦布”——总督——的命令行事的将军的忠心。在普拉西战役中（1757年），这些将军避免与英国人作战；英国人在这场重大的遭遇战中仅死伤了75个人。正如一位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英国人这时是孟加拉的实际统治者，不过他们继续在形式上承认傀儡纳瓦布。1764年，东印度公司在击败莫卧儿军队之后，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这些富裕的地方征税的权利。这为谋取利润和露骨地敲诈提供了许多机会，英国代理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通过增加赋税、控制贸易和接受本土官员的许多“礼物”，他们为自己和在伦敦的上司积聚了财富。 由于在孟加拉的立足点，英国人得到了在印度进一步扩张所必需的基地和资源。他们开始向北推进，寻找天然边界。在东北面，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尼泊尔，他们击败了廓尔喀人，后者从此以后站在英国人的一边战斗。同样，在西北面，他们最后战胜了旁遮普的高傲的锡克人。因而，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为整个印度的主人。 三、英国的统治 我们已看到，东印度公司最初在管理它所控制的印度地区时，进行了残暴的剥削。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公众的看法；这一点，加之某些政治原因，促使国会在1773年和1784年通过了置公司于伦敦政府监督之下的法令。公司继续经商，它的雇员和士兵继续在印度进行管理和战斗，但是，公司是在国会和英国政府警惕的目光下行使职责。这一安排历经各种修改，一直持续到1857年印度起义。 这场起义不是某些印度作家所称的民族运动和独立战争。事实上，它主要是为某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所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这些王公和地主的利益受到了英国人的损害。1848年至1856年的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在留下的王公中间引起了不安和猜疑。其他集团也是不满的：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受到极大的扰乱，因为当时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式学校，某些基督教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上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诸如杀婴和寡妇殉葬——寡妇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这类习俗。印度兵，即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在遥远的地区作战并得不到这种服役的额外津贴而不满。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是使起义爆发的火星，因为用牛脂和猪油涂子弹引起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反感。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民众起义的规模。 当起义于1857年5月10日开始时，英国人感到很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是，起义主要限于北方，并没有扩大到全国。即便在北方，大多数重要的土著之邦仍忠于英国人，并提供了不可计数的援助。因而，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能够反攻；到1858年7月，起义已被镇压。双方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了许多俘虏，英国人烧毁了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村民。 在镇压起义之后一个月，国会通过了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统治、用君主的统治取而代之的“印度法令”。从此以后，统治印度的是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其基础在印度，其顶点即印度国务大臣在伦敦。英国对印度统治的效率反映在印度官员的构成中：1900年时，在印度的英国文职行政官员总共有4000人，而印度的文职行政官员有50万人。1910年时，印度军队由6.9万名英国人和13万名印度人组成。少数的英国士兵和官员统治了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次大陆。 四、英国的影响 英国对印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从英国人到达印度寻找市场和商品起，情况自然会这样。19世纪，人们对诸如黄麻、含油种子、小麦、棉花等原材料的需求极大。这些商品通过新建的铁路网被运送到海港；铁路网到1870年时全长4000英里，到1939年时全长4.1万英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货船在伦敦和卡拉奇之间行驶的距离从1.08万英里缩短到6100英里，从而为印度原料的出口提供了便利。因而，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的原料产地。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很高，整个19世纪印度的贸易都是顺差。 印度原本应将剩余资本用于发展现代工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这仍使印度处于不发达国家的严峻状态。英国并不试图促进印度的制造业，而且在某些关键领域如纺织业还积极地加以阻挠。因此，印度没有机会建立关税以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抵抗从英国工厂源源流出的廉价机械制造品。印度经济历史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为“流产的现代化”。印度已进入国际市场，并赚取了大笔资金，但其过时的国民经济却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英国人及其同伙“从一个僵化农业社会的表面攫取了经济作物”，从而取代了发生在欧洲的经济现代化。 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和饥荒救济安排，印度的人口从1872年的2.55亿上升到1921年的3.05亿。在欧洲，早些时候也发生过类似的人口增长，但被城市中涌现的新工厂吸收了。因为在印度没有出现这样的工业化，几百万新增人口只能重新返回农业。他们自然对土地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印度经济中最尖锐的问题之一——大多数第三世界经济体也是如此，因为它们也经历了“流产的现代化”，且出于同样的原因。 英国的统治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对印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始于1823年，当时英国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以决定教育政策。在以后数十年间，一种国家教育制度被制定出来，它包括大学、培养教师的师范学院、中学和为群众开办的地方小学。1885年至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1万上升到2.3万，中学的学生人数从4.29万上升到6.33万。同时，印刷机的采用大大促进了印度的文化生活。梵文著作成为公共财产而不再是被婆罗门小心翼翼地守卫着的专利品。报纸不仅以英语，而且以近代的各种印度语言出版。 这些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文化氛围。但它们没有影响到群众，群众仍然是完全未接受教育的。最初，它们也没有影响穆斯林，穆斯林仍然普遍地敌视新的学校和书籍。因而，英国教育几乎被为数不多的印度教上层阶级所专有。但是，这足以引起一个已持续到现在的连锁反应。英国教育在印度人中创造了一个熟悉外国语言和文化、接受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阶级。这一接受西方教育的阶级，利用欧洲的意识形态来攻击英国的统治，并组织了一场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印度的独立。 五、印度的民族主义 英国的智识影响刺激了印度思想、文化方面的高涨和创造力，这种高涨和创造力通常被称为印度复兴。要正确评价这一运动的意义，就应该注意到，当英国人出现时，印度教处于相当受压迫且混乱的状态。在穆斯林统治的前700年中，印度教受到轻视，被看作是一个从属种族的偶像崇拜的宗教。它缺乏威望、组织和积极的领导。但是，当英国人推翻莫卧儿的统治时，印度教700年来首次处于与伊斯兰教平等的地位。当英国人开办学校时，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大不相同，热切地成群涌向学校。如此，他们在两个方面得益：他们在新的官僚机构中担任职务，他们由于与西方的交往而再次激活了智识。 西方的刺激在印度教徒中间引起了三种反应或三种学派，不过，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有着许多相一致的地方。第一种反应是全心全意、不加批判地亲西方、反传统：西方的一切都被认为是更优越、更可取的。 第二种反应是完全地拒绝。西方无可否认地是更强大的，然而，它的思想是颠覆性的，它的风俗是令人厌恶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印度人——无论他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应该向这个邪恶的西方妥协。相反，他们应该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接触，应该以传统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种姓统治是不可改变的，他们无保留地接受印度教经典的权威，并反对废除殉节风俗或杀婴风俗这类改革。 对西方的第三种、也是最通常的一种反应是居于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的折中。它接受西方的世俗主义和知识的精华，但也试图从内部改革印度教，试图在摆脱印度教腐朽和粗俗的非人性做法的同时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被广泛地尊称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他于1772年出生于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看到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场面，他与父母断绝了关系。他是一个不知足的学生，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然后又学习英语，进入政府部门任职。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强烈地吸引住，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罗伊拒绝基督教的正式教义而接受它的人道主义启示。罗伊还向梵社（神社）——由他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是欧洲启蒙运动学说与《奥义书》哲学观点的一个综合物。 印度人的印度 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是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者，他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并提出“印度人的印度”的口号。这种民族主义的感情在下面这一选自提拉克1906年演讲的片断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一个事实是这个外来的政府已毁了我们的国家。起初，我们都感到惊奇。我们几乎头晕目眩。我们本来以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好，这个英国政府是从天而降，把我们从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人的侵略中拯救出来，如他们所说的，不仅从外来的侵略中，而且从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很高兴，但是，事情很快就很清楚，是这个国家建立的和平导致了这一切……——他们阻止我们自相残杀，这样外国人就可以杀我们所有的人了。在这个国家建立英国的和平和统治，是为了让外国政府剥削这个国家。如今，这种英国的和平和统治的效果正逐渐被人们意识到。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更早地认识到这一点……英国的教育、不断增长的贫困和对统治者们的更加熟稔让我们和我们的领袖睁开了眼睛……你们的工业被彻底摧毁，被外国统治摧毁；你们的财富流出国外，你们的生活降低到没有人能忍受的最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良方可用来帮助自己吗？良方不是请愿，而是抵制。我们说，准备好你们的军队，组织好你们的力量，然后开始干吧，这样他们才不能拒绝你们的要求……每一个英国人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国家里只是一小撮；他们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欺骗你们，让你们相信你们是软弱的，而他们是强大的。这就是政治。我们已被这种政策欺骗得太久了。新的政党要你们做的是，意识到这一事实：你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不会帮他们征税和维持和平。我们不会帮助他们用印度的鲜血和金钱在我们的疆界以外即印度外面打仗。我们不会帮助他们进行司法管理。我们会有自己的法院，而且，时候一到我们将不再交税。你们能联合起来这样做吗？如果你们能，从明天起你们就自由了…… 拉姆·莫汉·罗伊不仅是印度宗教复兴的先驱领袖，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领袖。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是一种新现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割据，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爱国主义感情。民族主义能在英国的统治下发展起来，有着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英国人深信他们是种族的精华，由神注定要永久统治印度。这种种族主义在起义以后特别强烈，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印度人不论其条件如何，都不可能升迁到某些职衔以上；在社会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绝在某些旅馆、俱乐部和公园之外。在这些情况下，印度人将会不可避免地反对这种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和民族意识。 英国人还由于他们强加于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而激发了民族主义。整个印度首次处于一个统治者之下。英国人还用他们的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锻造了一种有形的统一。同样重要的还有，在采用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之后，出现了语言的统一。 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整体引入印度，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个人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变得对外来的英国统治不利起来。印度的领袖们不仅运用西方的政治原则，而且运用西方的政治技术。报纸、讲台上演说、编写小册子、群众集会、规模庞大的请愿——所有这些都被用作民族主义磨坊制粉用的谷物。 拉姆·莫汉·罗伊以他的政治、社会改革运动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打下了基础。这第一代印度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赞赏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1890年以后，这些“温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的挑战。提拉克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战斗者，他试图把民族主义事业从上层阶级的运动改变为人民群众的运动。这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何顽固支持印度教的许多社会习俗。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并支持童婚。但同时，他也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工会组织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以及没有性别差别的自由义务教育而奋斗。提拉克以“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和“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将得到它”之类的口号在全国赢得了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饥荒和瘟疫促使不满情绪增长，这一点帮助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1905年的俄国革命和同年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激起印度的战斗精神。后一事件特别振奋人心，被看作对西方优越论的驳斥。尽管这一民族主义运动很普遍，但它几乎只是一场律师、记者、教师和商人的中产阶级运动。这些人更熟悉的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而不是他们的乡村民众同胞的痛苦、不满和热望。很自然，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教育的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这一鸿沟继续存在到战后时期才由莫汉达斯·甘地越过。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人民实质上的宗教观点。他宣传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观念，而是被他赋予了政治含义的宗教概念。 总之，西方对印度的影响全然不同于它对俄国或中东的影响。在俄国的情况下，西方施加了决定性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但是，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强大和独立的。另一方面，近东在经济和军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过，出于战略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设法将它的独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形成对照的是，印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期间被英国彻底地征服。英国的统治在孟加拉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在旁遮普维持了一个多世纪。面对欧洲文明中那些最吸引人的成分，印度人从来就没有挑拣的特权。它比亚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区更无选择地承受西方权力和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