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中国和日本

历史学家如果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也就掌握着远东近代史的线索。

——费正清

远东是欧亚大陆上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主要地区。中国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这一影响，是出于各种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显的事实是，远东无疑是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中国和日本并不像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与欧洲相邻；它们较之印度位于更东和更北面。或许这两个国家政治上的团结比地理上的孤立更为重要。欧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国和日本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印度却非常有效。在中国和日本，没有可唆使其反对北京和东京中央政府的独立的地方统治者。而且，由于这两个政府推行强硬的闭关自守政策，这里也没有本土商人愿意与欧洲人合作。

因此，远东这两国能将它们同欧洲的联系限制在仅仅是断断续续的贸易之中，且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管。但到19世纪中叶，这一形势却发生了突然而剧烈的变化。首先是中国，然后是日本，被迫敞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人、传教士、领事和炮舰。这两个远东国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响，不过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日本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手段，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重新组织自己以迎接西方的挑战。然而，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那样被彻底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

一、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发展起一个独特、自治的社会。这一社会同亚洲其他社会一样，以农业而不是商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统治。这一明显以自我为心、自我确信的社会认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是低等、从属的。

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首次开始同西方的直接交往。继葡萄牙人之后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也是由海路到达中国；而在北面则出现了俄国人，他们是从陆路到达黑龙江流域的。中国人坚决避免同所有这些入侵者亲近，他们将贸易关系限制在少数几个港口，拒绝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火攻船和猴子

在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配备老式武器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机会打败装备蒸汽炮舰和火炮的英国人。这一点在中国人试图夺回宁波这座城市时得到了证明。英国历史学家阿瑟·韦利利用同时代人的中文资料描写了最终的惨败。*

［中国］将军的参谋机构中有许多文人，在发动进攻（1月30日）的前10天，将军命令他们撰写捷报。他们呈递了30篇文章，将军按其文才大小的顺序进行了排列。第一位归缪嘉毂，他写了一篇详细而生动的有关各种英雄事迹的报道。列在名单上第二位的是何士祁（一位相当有名的书法家），他呈报了一篇文字造诣很高的文章，其中充满了经典的比喻和机敏的措辞。

总攻的信号将是点燃火攻木筏，向英国船只发射过去；火攻木筏漂向英国船只，在它们起锚前将它们点燃……英国舰船上的小艇在这些燃烧着的火攻木筏到达前很久便已出发，将它们击成两半——这是一种难以操作的作战行动，导致几个水手被严重烧伤——然后使它们搁浅。大约几英里外的另一支火攻木筏分遣部队一见到从其他火攻木筏升起的火焰便也提早点火；但是还没等到第二支分遣部队的火攻木筏发出有一半，参战的中国非正规军便遭到了从英国战舰上发出的小艇的进攻，随即他们就逃跑了。

有人建议：应该在一些猴子的背后拴上鞭炮，然后将猴子扔到英国船只的甲板上。受惊的猴子会带着火焰迅速向各个方向逃散开去，此时如果能够碰巧跑到弹药库，那么整艘船都将灰飞烟灭。19只猴子被买了回来，并在进攻前被成群地带到了前沿阵地。在中国人的进攻失败后，它们跟随撤退的军队来到了诸暨。“事实是，”贝青乔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船只靠近到足以将猴子扔到甲板上，所以这一计划也就从未付诸实施。”随后诸暨后防高地的中国残余军队被打败，引发了恐慌，人们纷纷从这座城里逃走了，其中包括负责这些猴子的冯先生。由于没人去照管这些猴子，它们最终都在冯先生废弃的前屋里饿死了。

由于中国人闭关自守、骄傲自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使他们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一次是1840年至1842年同英国的战争，第二次是1856年至1860年同英、法的战争，第三次是1894年至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所遭受到的屈辱性失败，迫使中国人打开大门，结束他们对西方的屈尊态度，重新评价自己的传统文明。其结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连锁反应；它制造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能在远东乃至全球感受到。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因为它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诸海洋。英国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促使中、英两国交战的直接问题是鸦片贸易。17世纪，欧洲水手将吸鸦片的恶习传入中国，这一恶习便从各港口迅速蔓延开去。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解决了英国支付中国产品的货款问题。在此之前，英国人一向不得不支付黄金和白银，因为中国人对西方的商品很少感兴趣。但现在，鸦片市场完全改变了贸易平衡，而对英国人有利。清政府曾于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进口，但这一贸易非常有利可图，以致中国官员接受贿赂，允许走私。

当中国人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便爆发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即通常所称的鸦片战争。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坚定正直的人。林则徐查封了2万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当众予以销毁。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与英国战舰的冲突；1840年6月，战争爆发了。以后的战争进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毫无希望的军事劣势。英中两国的力量差距比西班牙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力量差距还要大得多。16世纪至19世纪期间，欧洲的军舰和大炮已得到巨大发展，而中国人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比阿兹特克人的技术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1842年，清政府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这是后来蚕食中国大部分主权的一系列众多不平等条约中的第一个。

按照《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五个对外通商口岸。《南京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为增加贸易量，欧洲人想要更多的让步，而中国人则认为，这些条约向欧洲人承认的特权太多。因此，毫不奇怪，1856年战争再次爆发了。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当清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时，英国人炮轰了广州城。法国人以一位法国牧师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次战争。英法联军不可抵挡，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遭受的第三次失败是最为屈辱的，因为这次是败在邻近小国日本的手下。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看到，日本人和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已有能力使西方技术适应他们的需要，建立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在达到其他东方国家当时所不能达到的水平之后，日本便迫使朝鲜接受一些内容不十分明确的要求，而中国也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双方军队发生冲突，1894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中国军队又轻易被击溃，1895年4月，北京被迫接受了《马关条约》。条约的条款要求中国赔款，承认朝鲜独立，割让一些领土给日本。

日本人的战争给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在受轻视的、配备以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而且，早几年，欧洲列强趁中国衰弱之际，吞并了传统上承认北京宗主权的边远地区。除获得这些领土外，西方国家还划分了中国本土。它们建立了“势力范围”，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得到承认。这样，云南和印度支那边境地区变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广东、长江流域和这两者之间的广大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山东和福建分别成为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势力范围。

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清王朝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重新组织。下面我们将沿着这一过程的轨迹，看看中国人是怎样缓慢、勉强地进行改革和革命的。

二、中国的改革与革命

日本击败中国引起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注意，他意识到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革。1898年夏，他颁发了一系列被统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法令。它们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以欧洲学问为基础的新学校，鼓励西式生产方法，按西方方式建立一支由应征者组成的新式军队。这些措施始终停留在纸上，因为军队支持始终维护旧秩序的皇太后。这时，她废黜了年轻的皇帝，亲自摄政；废除了变法法令，杀害了六位维新派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力。他们积极地引导社会和政治上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排外的秘密团体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统治者的鼓动下，组织了地方民兵以抵抗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的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义和团因得到官方的默许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华北的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杀。当欧洲海军分遣队开始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便向所有的外国人宣战，并且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但在几个月内，八国联军救出了公使馆人员，帝国朝廷逃离首都。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和约，其条款包括进一步承认商业特许权和赔款3.33亿美元。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使中国现代化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进行革命；这一革命于1911年爆发，它最终推翻了清朝，以共和政体来取代。

革命派的领导人和思想家是孙中山（1866—1925年）。同此前著名的维新派领导人相比，孙中山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并不是上流社会的文人，事实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育并不少于他所受到的中国教育。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这里受外国影响的时间长于中国其他任何地区。他13岁时来到在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并在一所英国教会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然后，他进了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1892年获得医学学位。因此，孙中山受到的是良好的科学教育，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一点获得财富和地位；但他却同情贫苦大众，总是为他们的福利牵肠挂肚。

孙中山怀着这种感情，不久便放弃了自己的职业。1895年中国惨败于日本这一点使他确信，这个国家的政府已腐败透顶，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孙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中国商人的支持。在国内，只有少数学生和商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而广大民众仍麻木不仁。在广东，小规模的革命党人起义虽遭镇压，但在1911年10月10日，汉口一家炸弹制造厂的意外爆炸，导致了附近清朝军队的兵变。尽管缺乏配合，革命运动仍迅速席卷全国。这时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并于1911年12月29日被临时革命议会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尽管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他却未能控制全国。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1913年4月国会选举时，国民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但是，实际权力掌握在官僚和军阀手中，他们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相反，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1926年以前的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之一。

以下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这一革新尝试的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中仍持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传统思想的文官候选人。这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官僚阶层，而他们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此，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其次，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除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也就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最后，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年青一代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三、日本的现代化

历史学家提出了几个关于中国和日本面对西方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解释。日本群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到外国的压迫，不像中国内地诸省长期以来很难受到西方的影响。此外，日本有向伟大的中国文化世界借用某些东西的悠久传统，因而，19世纪在同样地借用西方世界的东西时，发生的冲突较少、痛苦较小。过去，日本以“日本精神、中国知识”为口号，适应了经过挑选的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日本又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因此，同中国的铁板一块的特点相比，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隔，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日本的商人阶级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它在西方入侵的紧要关头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日本军人处在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反应更迅速的统治阶层。总之，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多元化的体制诸因素，都使日本比中国更易遭受西方的入侵，且能更快地对这一入侵作出反应。

尽管存在着这些基本差别，日本却同中国一样，19世纪中叶以前一直与世隔绝。德川幕府逐一地断绝了日本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唯一保留的联系是与少数荷兰商人的接触；他们被限制在出岛上经商。德川幕府领导人的目的是要使日本与世隔绝、一成不变，以便使他们的统治永存。但是，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努力，还是有了某些发展；这些发展渐渐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对比，打破了现状。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促使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实力增强。人口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1725年的2600万。城市人口的增长不均衡：1700年，江户（今东京）的人口接近100万，大阪和京都的人口各达到30万。人口的剧增增加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将剩余资本投于新的生产方式——包括家庭包工制即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他们向农民和工匠提供原料和设备，而将制成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这种交换又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

因此，日本社会正处于转变之中。它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并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时达到极限。日本人之所以很乐于在西方的影响下改造他们的社会，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充分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要求经商特权、设立加煤站和为失事船上的美国人提供保护。佩里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周就离开了，走之前，他警告说，翌年春天他会回来听答复。1854年2月，当他再次来到日本时明确表示，要么签订条约，要么交战，二者任择其一。日本人被迫让步，并于3月31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条款规定，开放港口，用于美国船只的维修和补给；向美国失事船员提供适当的待遇并将他们护送回国；在日、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认为必要时允许选派领事，并答应给予美国以最惠国待遇。

依照这一条约的条款，美国将非常精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派往日本。哈里斯凭借他那非凡的机智和耐心渐渐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8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日本要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以宗教信仰自由。同美国签订这两个条约后不久，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缔结了类似条约。这样，日本同它之前的中国一样，这时也被迫遭受西方的入侵。但是，它对这一入侵的反应完全不同于中国。

西方入侵的首要影响就是促使德川幕府陷入了倒台的危机之中。由于签订了那些条约，幕府遭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种来自要求履行条约各条款的外国列强；另一种来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即通常所称的萨长同盟，利用了人民的这一情绪。1858年至1865年间，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员发动了进攻。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为所谓的“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权力和封地被剥夺，他们的地位为萨长诸氏族所取代；萨长诸氏族从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正是为这些氏族服务的青年武士们，这时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日本能够成功地实行现代化。与中国的文人学士完全不同，日本的新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已在某些领域受到阻碍，他们愿意并能够对此做些事情。

并不奇怪的是，即使在日本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日本领导人也竭力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事实上，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幕府和诸氏族都提倡军事工业，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当时，总的知识水平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在医学方面，学生们在诸如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之类的专门领域里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只有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基础打牢之后，才开始教授航海和射击课程。换句话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始终更具鉴别力，更易产生反应。根据上述背景，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于中国人。

日本的新领导人仅仅对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增强民族力量的成分感兴趣。例如，在宗教领域，明治时期的领导人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认为天皇是太阳女神的后裔。换句话说，神道教促进了民族统一，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日本想在现代世界中保持原有的地位，这些属性恰恰是必不可少的。在教育方面，日本明确规定，其目的是促进国家利益，而不是发展个人。它实施义务初等教育，因为国家需要有文化的公民。大批外国教育家来到日本创办学校和大学；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回国后在新学校任教。但是，为了既确保行政管理的一致性，又确保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在军事方面，日本人废除了旧时的封建征兵制，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在德国军事代表团的帮助下征募了一支陆军部队；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建立了一小支海军部队。明治领导人预见到，这些新军队需要现代化经济为它们提供军需品。因此，他们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来确保所需工业的建立。政府领导人不仅注意支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而且注意支持重工业如采矿业、钢铁工业和造船业，因为后者是提供军需品所必不可少的。这些企业建成后，政府通常以极低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各种享有特权的私人行业。少数富裕家族，即通常所称的财阀，以这种方式扼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日本人还仔细审查了他们的法律制度。与此同时，日本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使自己至少具备了议会制政体的外观。首先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然后，于1889年颁布了宪法。该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在每种情况下，政府只要愿意便有权制止这些权利。这一宪法只是为日本提供了议会制的门面，同时维护了寡头政治的统治和对天皇的崇拜。实际上，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三条还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

随着宪法和司法改革的采用，日本人能够迫切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他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时的日本已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有一席，不再需要治外法权，不再允许其他国家对其主权的侵犯。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人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出人意料地赢得了侵略中国的胜利。从此以后，不再有任何理由将日本看作一个劣势国家，其他列强也步英、美之后尘，很快放弃了它们的特权。到1899年时，日本已获得对其国土上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为亚洲第一个打破西方操控的国家。

四、日本的扩张

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向亚洲大陆扩张。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古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焦点。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行动。如本章前面所述，日本打败了中国，并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

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着远为强劲的对手——俄国；俄国人正向南推进，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正如前章（第二十八章第三节）所述，日本提出和解，但被俄国拒绝；日本发动进攻并赢得了对俄的胜利；根据《朴次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半部和俄属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

回顾起来，这场战争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更有意义的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是一个大帝国。这对整个亚洲产生了振奋人心的影响。它向诸殖民地民族的千百万人表明，欧洲的统治并不是神定的。自征服者时代以来，白人第一次被打败，一种热切的希望席卷了全球所有的非白人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非欧洲民族充分觉醒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