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非洲

不论怎样，古老的非洲已一去不复返；白人必须面对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形势。

——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将它们的统治加于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法国分别于1830年和1881年夺取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则于1882年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向南入侵的时间通常较晚，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那种与美洲印第安人或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相比更具优势的组织和更为有力的抵抗。另外，与墨西哥和秘鲁拥有金银的情况不同，这里缺乏诱使欧洲人进入内地的可剥削的财富。因而，19世纪末叶以前，除某些沿海地区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基本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影响。不过，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欧洲列强却追回了失去的时间。他们实际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非洲诸民族在许多方面都已受到欧洲人的影响，甚至比亚洲人所受到的影响还要大；不过，内地的许多村民仍过着基本上未受到欧洲侵略者影响的生活。

一、奴隶贸易

对欧洲人来说，几个世纪以来，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在沿海港口便可获得，无须深入内地。奴隶制这时在非洲已是一个成规建制。战俘被迫成为奴隶，债务人或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也沦为奴隶。但是，这些奴隶通常被当作家庭中的一分子，他们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他们的身份也不一定世袭。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与欧洲人组织的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相比，非洲传统的奴隶制度比较温和。然而，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离谱。埃德华·雷诺德教授针对这种错觉警告道，他不认为“残酷和非人道的奴役是西方的专利。奴隶制度以其包括剥夺生命在内的极端形式是非洲和西方所共有的……虽然非洲奴隶制度有着不同的起源和影响，但这一事实不应该让我们否定奴隶制度的本质——对人的剥削和征服”。同样不能否定的是，若没有非洲酋长们的参与，整船整船的非洲人也不可能被运到美洲的奴隶种植园；这些酋长围捕自己的非洲同胞，把他们卖给等候在海边的欧洲船长，从而获得可观的利润。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欧洲人所进行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数量和特性上都与非洲内部存在的传统奴隶制度完全不同。欧洲的奴隶制度从一开始就主要是经济、而非社会的制度，它在非洲的情况也正是如此。西方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都是纯粹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他们都准备让奴隶劳作至死，如果这样做比更仁慈地对待他们更有利润的话。当欧洲人开始大规模卷入非洲的奴隶贸易时，种族主义又加强了这种非人格性。也许是出于潜意识的合理化，他们渐渐地开始鄙视黑人，认为他们是天生低劣的人，因而命中注定要为他们的白人主子效劳。潜意识的合理化可能还体现在欧洲人用宗教为奴隶贸易所作的辩护中，他们认为，奴役确保了非洲异教徒转向文明和真正的信仰。

葡萄牙人以这种自鸣得意的精神将成千上万的非洲奴隶用船运回本国。但这只启动奴隶贸易新的重大阶段的一个小小序幕；该阶段始于1510年，当年向美洲大陆运送了第一船非洲奴隶。这次冒险非常成功，因为美洲，尤其是甘蔗种植园，迫切需要劳力。奴隶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其他几个国家也卷入了这一贸易，希图分享厚利。控制奴隶贸易的16世纪时是葡萄牙，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荷兰，18世纪时则是英国。大约40个欧洲要塞分布在西非沿岸；它们用来防御敌对的贸易国，用来关押等着运过大西洋的奴隶。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第一段航程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有盐、布匹、火器、五金、念珠和朗姆酒等。然后将这些货物换成由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到沿海地区的奴隶。再把这些不幸的受害者装进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所谓的“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在目的地美洲大陆，这些奴隶不是当即被全部售出，就是被圈起来零售。最后一段航程是船只满载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由于贸易风的盛行，“中央航路”的航行通常是速度快、时间短，平均是60天。然而，在这一航行中，奴隶的平均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它取决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的出现次数和奴隶待遇的好坏。奴隶的待遇几乎都包括难以忍受的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和糟糕的食物。在此之前，即从内陆到沿海的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更高。突击队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而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俘虏们被迫从早到晚在酷热和大雨中赶路；他们穿过茂密的丛林或干燥的平原。到达沿海地区的幸存者则像牛一样一丝不挂地被赶进市场。然后，他们又被烙上公司或买主的名字，赶进要塞，等待着运过大西洋。因此，毫不奇怪，虽然向美洲种植园提供的奴隶在1200万到2000万人之间，但非洲损失的人口据估计却是这一人数的4倍。

欧洲人对这些骇人听闻的做法全然不顾，继续买卖非洲人达4个多世纪。由于这样做能获得巨额利润，各大既得利益集团都坚决反对任何控制或废除奴隶贸易的建议。首先，所有的非洲酋长就反对，因为他们用一个强壮的奴隶可换得20到36英镑。这些非洲领导人在奴隶贸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参与对欧洲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欧洲人被限制在沿海地区，并承受着25%到50%的死亡率。非洲经纪人不仅从这种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且也竭力反对所有废除这种贸易的建议。但不管废除奴隶贸易的运动如何，非洲大地上确实发生过反对欧洲人的暴动。确实有少数非洲酋长曾试图阻止对他们同胞的这种可恨贸易，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因为那些继续这种贸易的酋长得到了火器，威胁着少数试图洗手不干的酋长。因此，这些少数持不同意见的酋长陷入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困境。

同样，美洲的种植园主，尤其是18世纪在英国议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巴巴多斯种植园主，也支持奴隶贸易。另外，欧洲诸既得利益集团，不论是贩奴者还是国内各酒商和产品制造商，都拥护这种奴隶贸易。据估计，英国一年运往非洲的产品价值100万英镑，而欧洲其他国家为了同一目的也运去了同等数量的产品。这一支出所得的利润非常大，因此，18世纪，像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依靠这一交易繁荣起来的。著名的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正确地评论道：“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便双目失明也不过如此。”

尽管存在着这些难以应付的障碍，一小群改革者仍大力从事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1823年，为了结束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度，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工业革命的进步援助了这些废奴主义者，它正在使奴隶制过时。因为不断进步的技术所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事实上，废奴主义者认为奴隶贸易已经失效，因而坚决认为在非洲能发展起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合法”贸易。

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费的法令。英国政府进而说服欧洲其他国家以它为榜样，允许英国军舰截获挂有别国国旗的贩奴船。有一个时期，英国动用了海军四分之一的力量，以配有9000名水兵的56只舰船，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巡逻。直到美洲大陆各国逐渐废除奴隶制时——海地、美国和巴西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奴隶制，古巴大约也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此后还有一些别的国家相继废除奴隶制——彻底成功才指日可待。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被取缔时，在中非和东非，阿拉伯人仍在继续这一贸易，尽管其规模要小得多。远在欧洲人出现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开始从事这一贸易，而整个19世纪中，甚至在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还在进行这一贸易。被俘的奴隶或被迫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抵达北非市场，或被带到东非沿岸的港口，再由船运往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波斯乃至印度。这些奴隶中的许多人都是在印度洋诸岛屿上的丁香种植园和甘蔗种植园中工作。这一贸易比西非沿岸的贸易更难禁止。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巡逻，但这一贸易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二、探险时代

废奴运动直接促成了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奴隶被俘的内地，取消奴隶贸易。他们试图在那里发展起“合法的”即正规的贸易，以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对地理学爱好的日益增长，欧洲人极其渴望了解未经勘探过的地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使19世纪一些非凡、有趣的探险家来到非洲。

对非洲大陆进行系统的探险始于1788年“非洲协会”的成立。这一协会以英国著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的事业，探测神秘的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不幸大陆的条件”。协会首先把注意力直接放在尼日尔盆地和西非的勘探上。

对尼日尔河上游一次损失惨重的商业性探险证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将兴趣转到了东非。尼罗河的源头问题是东非的重大问题。敌对的当地人、巨大的沼泽地和无数的急流使所有逆尼罗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的企图成为泡影。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顿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维多利亚湖，最后顺尼罗河而下，穿过埃及进抵地中海。

探险家中的杰出人物是戴维·利文斯敦，他走遍了非洲大陆。还有一位是亨利·斯坦利，他在1877年到达了刚果河在西海岸的河口。两年后，斯坦利再次来到刚果河畔，但这次他是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而非探险者来到这里的。这时，已从探测非洲的时代转入瓜分非洲的时代。

三、非洲的瓜分

1870年以前，欧洲列强在非洲只占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它们主要是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量毗邻的地区，后者是贸易的附属地，而非领土扩张的基地。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沿海据点实际上已被废弃，因为合法的贸易不足以维持它们。这一早期时代的欧洲领导人都反复申明他们反对获取殖民地。

1870年后，种种因素的结合使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时，殖民地被看作宗主国的财产，未被占领、毫无防御的非洲大陆变成了帝国主义者渴望争夺的焦点。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领军人物。起初，他主要对东非感兴趣。但在斯坦利于1876年至1877年间考察刚果盆地之后，利奥波德立刻看到了这一巨大中央地区的潜力。其实，斯坦利本人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但他未能得到英国的支持。1878年，斯坦利开始为利奥波德效劳，第二年回到刚果。1879年至1880年间，斯坦利同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给“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是在利奥波德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新组织。这些酋长根本不知道签订这些条约和接受象征性报偿便意味着永远失去他们部族的土地。传统上，非洲酋长是受托掌管其人民的土地。他出卖土地就像市长出卖“他的”市政厅一样。然而，这却是欧洲人在整个非洲大陆的标准做法，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奥波德种种诡计的直接后果是，1884年至1885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领土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若要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要求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应通过仲裁予以解决。由于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整个非洲大陆在不到20年中就被瓜分完毕。在刚果，利奥波德为了消除对其事业可能存在的批评，于1887年买下了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他的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以致刚果人口在利奥波德所统治的1885年至1908年间减少了一半（从2000万人下降到1000万人）。有关这些暴行的消息渐渐泄漏出来，利奥波德不得不于1908年将他的刚果领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过去曾为私人财产的领地这时变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政府采取措施结束了那些暴行，不过变相的强迫劳动依然存在。

在西非其他地区，法国人最为活跃。他们设想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企图从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的老贸易站出发，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从阿尔及利亚到刚果、从塞内加尔到尼罗河乃至红海的法属西非帝国。由于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西海岸也拥有据点，法国人在争夺内地的竞赛中不得不迂回绕过他们的对手。他们大体上是成功的。只有尼日利亚的英国人和喀麦隆的德国人能有效地向内地扩张。西非其他所有地区，连同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时都变成了由巴黎统治的法国大领地。

英国人和德国人于1886年和1890年签订协定，解决他们之间在东非的领土要求。德国人继续保有被称为德属东非保护地的广大地区，英国人则保留英属东非保护地和乌干达保护地；德属东非保护地在1919年以后更名为坦噶尼喀，英属东非保护地后来则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

与此同时，姗姗来迟的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设法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土地贫瘠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后来，1896年时，他们进行了更大的冒险活动，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征服埃塞俄比亚王国。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较非洲大多数其他地区的人能进行更有效的抵抗。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用法国武器装备的8万人的军队。他能打败1万人的意大利小部队，因而他的王国仍不受欧洲人的统治。到1914年时，除西海岸的利比里亚这个小共和国外，埃塞俄比亚是整个非洲大陆上唯一独立的国家。即使是建立于1847年的利比里亚（名字取自拉丁语Liber，意为“自由”），尽管是获得自由的美洲黑人的拓居地，却由于财政崩溃和内部混乱，到1911年时也已成为实际上的美国保护地。

这种史无前例的领土扩张的最终结果是：整个非洲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只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脆弱国家例外。为什么欧洲人能如此轻易地瓜分非洲，一个原因是他们能使非洲人反对非洲人（正如他们在征服美洲时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一样）。另一个原因是非洲人进行的是正面战，这使他们成为欧洲人杀伤性火炮的刀俎之肉。在战场上被打败后，他们通常撤回到筑有城墙的城市，但面对欧洲人的火炮攻击时仍束手无策。如果他们进行的是游击战，凭借他们对地形的熟悉和当地人的支持，本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足以使欧洲人因代价太高而放弃征服。实际上，非洲人无法抵挡河上的战船、海岸的战舰、每秒发射10多发子弹的加特林机关枪和马克西姆机关枪。

尽管存在着这些绝对的劣势，非洲人却绝不是百依百顺的工具。在一些地区，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抵抗，极大地减慢了“欧洲”军队推进的速度。对西非的征服花了25年的时间，而象牙海岸部分地区、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东部和北部，以及毛里塔尼亚的动荡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前20年。非洲这一抵抗的领导人今天都已成为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民族英雄。

四、欧洲的影响

经济影响

瓜分非洲出于明显的经济动机，因此，毫不奇怪，伴随而来的是剧烈的经济变化。欧洲不再满足于沿海港口的一船船奴隶。工业化了的西方不再需要奴隶，因为技术已提供了大量的机械。西方需要的是在非洲内地所发现的原料，因为它现在拥有提取这些原料的技术手段。

随着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1867年）和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1884年），对非洲资源的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步。在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刚果也发现了同样大量的矿产财富：前者是金和铜，后者是金、铜和金刚石。西海岸的许多地区都盛产热带森林产品，如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根据探险者的报告，我们得知，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而且土地肥沃。结果，欧洲移民者蜂拥而入，尤其是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以后，他们就在这些地区获得了最理想的农业地产。

为了运输当时生产的矿物和农产品，欧洲人着手在非洲铺设铁路网，正如他们早先在亚洲所做的那样。铺设这些铁路是为了便利产品出口，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在扩大生产和修建交通工具的刺激下，贸易达到了使传统的物物交换让位于货币制度的程度。非洲人不再用奴隶、沙金、羽毛和象牙同欧洲人交换盐、料器、布匹、朗姆酒和杜松子酒等。到19世纪末时，英国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已在这里普遍使用。

所有这些经济上的发展自然对本土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气候温和的高原区的居民由于土地被白人移民侵占，受到的影响最深。在某些情况下，整片地区被划为白人的保留地，即便是在闲置的状况，非洲人也不能在那里耕种。因而，非洲人不得不在白人的种植园里劳动，领取工资；有些人甚至就“定居”在白人农场主的土地上，为他们劳动，以取得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优先权。在其他地区，非洲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如果非洲人拒绝提供种植园和矿山所需要的劳力，那么，白人就会采用各种强迫劳动的方法。最通常的方法是征收人头税，迫使非洲人为了挣钱交税而去干活。上述种种发展削弱了非洲人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他们不再仅仅为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非洲人日益被卷入货币经济中，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影响。因此，欧洲经济影响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是使非洲人卷入世界范围的货币经济中；二是直接或间接地使他们从属于在任何地方都是“老板”的白人。

文化影响

同商人、投资者、移民一起从欧洲来的还有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对非洲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是最早有意识地试图改变非洲文化的欧洲人。其他人对非洲文化的影响是间接和偶然的，如他们强迫非洲人离开祖先的村庄、到城市或矿山去工作时的情况就是如此。但传教士却是带着改变非洲人生活方式的公开目的来到这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运用了三大工具：教育、医学和宗教。

提供西式教育和西方思想的学校是每个传教站的必备项目。这些学校特别有影响，因为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交给了传教士。在许多方面，教会学校就其影响而言是建设性的：他们经常教学生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自己的农业方法，如何遵守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原理。他们不仅向学生传授欧洲语言，还教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传教士改变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为非洲本土文学打下了基础。绝大多数选择文字生涯的非洲人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另一方面，这些学校不可避免地对非洲人民产生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它们常常教导学生，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原始的、错误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学生不太听从父母和长辈的教导，而更多地听从他们认为应予以尊敬的欧洲老师的教导。此外，教会学校使用的是欧洲课本，讲授欧洲多于讲授非洲。事实上，在法国殖民地中使用的早期历史教科书就是以讲述“我们的祖先高卢人”的课文开头的。教会教育鼓励个人主义，这与非洲人的村社生活方式格格不入。毫不奇怪，受过几年此类教育的非洲人通常都不愿意返回他们的村庄。相反，他们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中寻找工作，从而进一步地脱离了他们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还将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带入非洲，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不过，除了救人之外，医学还迫使非洲人对有关致病原因和死亡原因的传统思想提出了疑问。白人甚至能在非洲人正式祈求神灵但却毫无作用之后将病人治好。因此，人们不再指望靠传统的宗教来应付一切紧急情况和提供所有的答案。尽管大多数非洲人仍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传统的宗教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效地将非洲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结成一体。

医学医生和祈雨医生

西方传教士给非洲带去的不仅是新的宗教，还有新的文化。新旧之间的冲突在戴维·利文斯敦（医学医生）和当地祈雨医生之间的下面这段争论中阐明得很清楚。*

祈雨医生：你不应该蔑视我们的知识，即使你对它一无所知。

医学医生：我不蔑视我不懂的东西；只是认为你们的说法——你们有能影响降雨的药物——是完全错误的。

祈雨医生：这恰恰是人们在谈论自己不懂的问题时的说话方式。当我们第一次睁开眼睛时，我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制造了雨，我们便步他们的后尘。你们为玉米来到库鲁曼，你们灌溉花园，你们可以不需雨；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雨，牲畜将失去牧场，奶牛将无法产奶，孩子们将羸弱而亡，妻子们将投奔能降雨、有玉米的其他部落，我们整个部落将解散和消亡，我们的火焰将熄灭。

医学医生：我非常同意你对雨的价值的评论，但是，你不可能用药物对云彩施魔法。你等着看到云彩来了，然后使用药物，并把只属于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

祈雨医生：我用我的药，你用你的；你我都是医生，医生可不是骗子。你给病人下药，有时候上帝喜欢用你的药治愈他，有时候不——病人就死了。当他治愈时，你将上帝的功劳归于自己。我也是一样。有时上帝赐予我们雨水，有时候不。当他赐雨时，我们把它看作魔法的功劳。当病人死掉的时候，你并不会失去对药物的信心，不下雨的时候我也一样。如果你希望我不再使用我的药物，为什么继续用你的呢？

医学医生：我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对活着的生物用药，即使没有治愈也能看到效果；你假装对云彩施魔法，可它高高在上，你的药根本无法对它起作用。通常，云彩在一个方向，而你的烟朝向另一个方向。上帝自己就可以命令云彩。只要尝试着耐心等待，没有你的药，上帝也会赐予我们雨水。

祈雨医生：嘛哈拉——嘛——咔啪——阿——阿！哎，直到今天早晨我始终认为白人是聪明的。谁曾尝试饥饿？死亡难道是愉快的吗？

医学医生：你能做到一个地点下雨而另一个地点不下吗？

祈雨医生：我不想尝试。我想看到整个国家一片苍翠，所有的人都很愉快；女人们拍手称快，向我献上花环以表谢意，她们高兴地喊叫着。

医学医生：我认为你既欺骗他们，也欺骗自己。

祈雨医生：好吧，那么，我们俩是一对（意为两人都是无赖）。

以上只是他们推理方法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一旦充分理解他们的语言，我们就能看出它们是相当尖锐的。这些争论是广为人知的。尽管我试图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方法去让哪怕是一个人相信他们是错误的，但却从未成功。他们相信作为魔法的药物是无限的。争论的总的结果是产生这样的印象：你对下雨这件事根本漠不关心；我们极不愿意看到这种认为我们对他们的福祉毫不在意的观念传播开去。

政治影响

对传统部族当权者最严重、最直接的挑战来自非洲人中受过西方教育的那个阶层；这一阶层在几乎所有殖民地中逐渐发展起来。他们往往不仅向当地酋长挑战，而且向欧洲官员挑战。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西方学校吸收了某些政治思想，如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欧洲而不应用于非洲。他们在受雇于政府和私人时经常遭到歧视，这一点也驱使他们发动政治运动。通常他们只能是欧洲公司中薪水微薄的职员，或者殖民地行政机构中职位最低的官员。此外，他们也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获得所需的教育和经验之后，仅仅因为自己的黑皮肤而仍处于从属地位。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所以会唤起民族主义，就因为它强调了个人的判断力和主动性。安哥拉一家杂志的作者阐明了这一点，他说：“告诉一个人他能随意解释《圣经》，就是向他暗示一种过分的自治权，使他变成反叛者……一个皈依新教的土著已倾向于——并不是说积极投身于——反抗文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