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影响 用亚洲人的观点来看，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民族共同体内的一场内战。 ——K. M. 潘尼卡（印度外交官、历史学家） 1914年秋，正当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伯爵评论道：“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他的评论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其正确程度比他所能预见的还要大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注定要使格雷伯爵所熟悉的整个欧洲变成废墟。它毁灭了数世纪之久的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和奥斯曼等王朝。代之而起的是格雷伯爵这样的贵族政治论者所朦朦胧胧意识到的新领袖、新制度和新意识形态。1918年的欧洲不同于1914年的欧洲，就像1815年的欧洲不同于1789年的欧洲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标志着曾在19世纪如此彻底、反常地支配全球的欧洲的终结。到大战结束时，欧洲的控制已明显削弱，而且正在各地受到挑战。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挑战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被成功地阻止了，但这种缓解只持续了2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一削弱过程，使诸欧洲帝国四处狼藉。 不仅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而且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都是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而引人注目。本章的目的是要分析这一重大事件的根源、过程和全球性影响。 一、战争的根源 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包括一项条款，这项条款明确指出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引起的。这一“战争罪行”的条款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它还被协约国用来证明它们向战败的同盟国提出支付赔款的要求是有道理的。结果，它激起了一场热烈、持久的争论，结果导致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以及总计达6万多份文件的出版；所有这些都选择站在某一方，持续地争论谁应对战争负责。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这场论战才平息下来，出现了相对学术性的研究，较少关心“战争罪行”，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力量。如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区分曾在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和在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躁动的数星期中开始起作用的直接原因。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五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无法调和的民族主义热望和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经济上的竞争 我们首先来考虑经济上的竞争，当时欧洲大多数强国都卷入了关税战和对外国市场的竞争。例如，1888年至1889年意大利和法国之间、1879年至1894年俄国和德国之间、1906年至1910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均爆发了关税战。由于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化的速度异常迅速，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经济竞争。1870年，英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1.8%，德国仅占13.2%。但到1914年时，英国工业产量所占的比例却已下降到14%，而德国则略微上升到14.3%，稍大于英国所占的比例。德国工业产量的这一短时激增意味着它同英国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十分激烈。要确切说明这一经济竞争的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不过，它的确使两国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它还通过刺激海军军备竞赛而进一步促成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两个国家都竭力叫嚣，必须建立起海军力量，以保护贸易航线和商船运输。1897年，由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着手进行德国新的造舰计划，这在没有根本改变势力平衡的情况下，加剧了英德两国的紧张关系。德皇建造强大海军和最强陆军的决心大大地促成了战争的最终爆发。 殖民地的争夺 经济上的竞争和国内的困难还激起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因为对新殖民地的追逐可以确保剩余资本和产品有受保护的海外市场。由于德国人直到1871年国家统一之后才参与殖民地争夺，所以，他们特别积极，要求建立一个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相称的帝国。泛日耳曼同盟把目标对准了葡萄牙、荷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小国的众多殖民地，并坚决认为德国必须拥有“显要的地位”。但是，德国人发现，他们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受到了辽阔的英国殖民地的阻挡，他们痛骂英国人是“狗占马厩”的自私鬼。 然而，殖民地竞争绝不只限于英国和德国。19世纪后期，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卷入了这场对绝对统治权的争夺，因此，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地区再三发生冲突：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和西南非、英国和法国在暹罗和尼罗河流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和阿富汗、德国和法国在摩洛哥和西非。这些对殖民地的争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30年间产生了日益紧张的气氛。 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这些殖民地的竞争转而又促成了互相冲突的联盟体系的形成，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战争。联盟体系始于1879年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与奥匈帝国缔结两国同盟条约之时。这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想收复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个条约还旨在保护奥匈帝国免受俄国人的攻击，因为后者在巴尔干半岛同奥匈帝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冲突。1882年，两国同盟因意大利的加入而变成三国同盟。它的目的还是防御：保护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因为意、法两国在突尼斯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三国同盟无论宗旨盟约条款，都绝不是侵略性的。德国和奥匈帝国都是志得意满的强国，它们主要感兴趣的是维护欧洲大陆的现状。 但是，从另一方的立场来看，三国同盟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法国和俄国看来，它是一个控制欧洲，使法、俄孤立并易受攻击的强势集团。另外，法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地区的殖民地问题上都与英国有较大分歧。结果，1894年法俄同盟缔约成立，它的两个目的是反对三国同盟和抵制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法俄同盟因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而成为三国协约。实质上，这两个协约是事实上的殖民地协约。例如，英、法同意承认各自在尼罗河流域和摩洛哥的利益；英、俄也商定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 这样，欧洲所有强国这时都已加入两大敌对的联盟体系，这给国际关系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结果。每当发生重大争端时，两大集团的成员即使对争端持怀疑态度，也不得不支持直接参与争端的盟国；否则，它们就会担心己方的同盟会瓦解，使自己陷于孤立而遭受危险。因而，每次争端往往都会扩大为重大的危机，而两大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论愿意与否都将被卷入其中。 无法调和的民族主义热望 另一个背景原因是欧洲被统治的少数民族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热望。这种压力足以使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动荡不安，那里的法裔族群仍不服从德国人的统治。但在中欧和东欧，它却是一场噩梦。由于对民族自决的要求日益增长，那里的多民族帝国正处于差不多被撕成碎片的危险之中。例如，在哈布斯堡帝国，居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就受到了觉醒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的对抗。因而，不难理解，哈布斯堡官员认定，帝国要存续下去，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考虑到好战的塞尔维亚人——他们正大声要求与多瑙河对岸独立的塞尔维亚统一在一起——情况的确如此。所以，在斐迪南大公于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后，苛刻的条件便被送到了贝尔格莱德。不过，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同样，奥匈帝国也有德国支持，理论上还有意大利支持。因而，民族自决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的结合使欧洲陷入大屠杀之中。 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 最后一个背景因素即不可逆转的军事时间表，使得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后事态向战争方向发展的趋势极其难以扭转。19世纪后期是欧洲军事技术通过科学和军事的结合获得大飞跃的时期。旧式武器正得到改进，新式武器包括潜水艇和飞机被引进。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德国的克虏伯公司、法国的施奈德——克卢索公司等私人军火公司煽动了全球范围的武器竞赛：他们通过卖武器给一个国家，引起恐慌，导致邻国也竞相购买。大国的军事领导人通过大量定购最新式武器来寻求安稳。然后，他们利用铁路网来协调日益膨胀的军火库，以准备详细的动员计划；通过这一计划，大量的军需物资和数以百万的应征士兵将被运往战争前线，反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敌国联盟。 一旦激活动员计划——不管它具体是什么——的按钮被按下，人员和物资就会按计划自动、大规模地运输；任何反向的命令都不可被接受，因为那样会使人员和物资的流动被堵塞，国家在由此导致的混乱之中处于无防御状态。结果，任何当局，不论是皇帝还是首相，都无法扭转大的动员令。这种历史学家所谓的“军事时间表的紧急状态”，已被证明是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之后那些寻求和平解决的人所面临的一大障碍。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在8月4日真正开火之前，当时的外交家还有几周的宽限期。今天，这个宽限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现代武器发射技术可以在几分钟内跨越诸大陆，而数以千计的自动作战系统——各自拥有发布指令的计算机——在发动核武器大战时，几乎没给人类的参与留下任何时间。 二、萨拉热窝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刺客是波斯尼亚的一个塞尔维亚族青年学生，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他行刺绝非孤身一人。在他的背后是塞尔维亚秘密组织“不统一毋宁死”，即众所周知的“黑手社”。黑手社于1911年成立于贝尔格莱德，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实现“民族理想：团结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政府并不支持这一组织，认为该组织的确十分危险、激进、好战。但这并不妨碍黑手社建立起一个进行有效鼓动和恐怖活动的地下革命组织。 不幸的弗朗茨·斐迪南因同意正式访问波斯尼亚首府，使这些塞尔维亚革命者有了可乘之机。当大公及其妻子在阳光灿烂的6月28日星期天早晨开始访问时，至少有六名刺客身带炸弹和左轮手枪等候在指定的路线上。就像命中注定的一样，当队伍在街的拐角处停下来时，普林西普正好站在那儿。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一枪射向弗朗茨·斐迪南，一枪射向波斯尼亚总督波西奥莱克将军。可是第二枪射偏，击中了大公夫人。医生还未来得及抢救，大公及其妻子就已死去。 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包含若干苛刻的条件。塞尔维亚7月25日的答复几乎接受所有条件，但拒绝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参与调查该案的要求。奥匈帝国立刻断绝同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并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 俄国为了报复，于7月30日命令全国总动员。第二天，德国向俄国发出为期12个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总动员。德国没有得到答复，于8月1日向俄国宣战，并于8月3日向俄国的同盟国法国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英国人在德国卷入后开始干预，但他们这么做，公开的借口并不是与法国的秘密军事承诺，而是对德国人入侵比利时的反应，这更宜为英国公众所接受。这样，欧洲列强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过去5个星期时就已开始互相进攻。 三、战争的欧洲阶段：1914—1917年 1914年：西线的消耗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双方诸民族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场短暂而又胜利的战争。但是，他们不久便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折磨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损失的财富和伤亡的人数是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血腥僵局的原因是：防御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就优于进攻性武器。传统的进攻方式是大批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冲锋。但是，这在深壕沟、铁丝网、巧布的地雷和机枪掩体相结合的防御设施面前却完全无效。因而，前四个月中西线的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与各总参谋部的计划相反，西线的战斗这时变成了阵地战和消耗战。 不过在俄国战线和巴尔干战线，情况则并非如此，在那里，路程遥远，又缺乏运输工具，必须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为了减轻西线上法国人的压力，俄国人一开始就以惊人的速度和强有力的攻势攻入东普鲁士。这一战略很奏效，导致德国人从比利时调集了四个师去支援东线。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德国人就已通过彻底击溃进入东普鲁士的两支俄国军队而解决了问题。德军指挥官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利用其良好的铁路网，集中兵力首先进攻俄国的一支军队，然后进攻另一支军队。到9月中旬时，东普鲁士的入侵者已被清除。 与此同时，在巴尔干战线上，奥地利人正遭受着屈辱的挫折。在萨拉热窝差点丧命于普林西普的子弹之下的波西奥莱克将军急于捣毁“毒蛇的洞穴”。8月12日，他率兵25万人渡过德里纳河，进入塞尔维亚。但是，他遭到了35万塞尔维亚军队的抵抗，他们当中90%的人是参加过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老兵。在不到两个星期中，这些塞尔维亚人就迫使奥地利人在损失三分之一兵力的情况下退回到德里纳河以西。9月，波西奥莱克再次发动进攻，并于12月2日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但是，塞尔维亚人再次进行反攻，到这个月底时，塞尔维亚指挥官得意扬扬地宣布：“在塞尔维亚的领土上不再剩一个自由的敌军士兵。” 1915年：东线上俄国的退却 1915年的一些战役为德军新任总司令埃里希·冯·法金汉所左右。鉴于西线上的僵持局面，法金汉把兵力集中到了东线，力图击败俄国人。5月1日，德奥联军发动进攻，战绩卓著，至夏末时已平均推进了200英里。俄国除军事上共伤亡250万人外，还丢失了15%的领土，损失了10%的铁路，失去了30%的工业，丧失了20%的平民人口。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使它再也无法复原的打击。 西线的消耗战仍在继续。法国的霞飞将军坚信，密集的炮火轰炸加上大部队的正面攻击必将带来胜利。但是，接二连三的进攻并未使战线发生变化，结果只是人员伤亡惨重。 1914年11月2日，土耳其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了著名的达达尼尔战役。当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后，达达尼尔海峡便对协约国自动关闭，致使大量急需物资难以用船运到俄国。因此1915年3月18日，一支由14艘英国战舰和4艘法国战舰组成的分舰队炮声隆隆地驶进了达达尼尔海峡。协约国的船只因遭到来自水雷和海岸炮火的重创而被迫撤退。接着，协约国又试图在加里波利海滩从陆路攻取达达尼尔海峡，但是，面对毁灭性的机枪火力，只获得了几个浅滩立足点。土耳其人牢牢地把守住了海滩上的高地，直至协约国最后面对事实，于1916年1月永久地撤退。 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和俄国战线上的惨败一起，促使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14日加入同盟国。这一介入意味着塞尔维亚人的末路。10月6日（原文如此），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三面进攻塞尔维亚。到年底时，整个国家全被占领。 意大利决定加入协约国的阵营，使协约国的力量得到加强，从而弥补了巴尔干半岛上的这些失败。尽管意大利人表面上曾是同盟国的盟友，但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决定保持中立。绝大多数意大利人都赞成这一方针，尤其是因为奥匈帝国占据了亚得里亚海对岸“未收复的”领土。协约国这时慷慨地提出将这些领土以及战胜土耳其后的另外一些领土分给意大利。这一诱饵被证明是很有效的，4月29日，意大利签署了《伦敦条约》，同意在一个月内加入战争，作为对协议国在领土方面所许下的诺言的回报。 1916年：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到1916年时，同盟国在军事上的好运已达到顶点。它们虽然控制了从汉堡到波斯湾的这块欧洲大陆，但仍不能把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强加于协约国。为了获得这样一个协议，1916年2月，德国人发动了对法国要塞凡尔登的全面进攻。英国人则以对索姆河西北地区的攻势进行反击。但是，防守再次被证明比进攻更有优势。1916年的这两次战役使德国死伤约85万人，英法死伤约95万人。然而，任何一方向前的推进都未超过7英里。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领导下，在东线展开了一次成功的攻势。德国人在凡尔登战役中的失败和勃鲁西洛夫的进攻所获得的意外成功促使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参战。同盟国这时决定教训一下罗马尼亚，以警告其他企图效仿罗马尼亚做法的中立国。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突然袭击了罗马尼亚。到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已丢失了三分之二的国土，其中包括他们的首都。 罗马尼亚卷入战争使希腊成为巴尔干半岛上唯一的中立国家。但在1917年6月27日，希腊也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参战，从而为1918年进攻马其顿、迫使保加利亚退出战争铺平了道路。 1917年：流血和失败主义 与此同时，西线可怕的流血战仍在继续，并且丝毫没有减弱。1916年，德国人曾在凡尔登采取攻势，而现在，1917年，协约国却处于领先地位。大胆的尼韦勒将军这时接替了谨慎的霞飞将军。尼韦勒以极大的热情鼓吹一种新型的闪电战，说这种闪电战能以极少的伤亡赢得胜利。尽管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军事将领对此都持反对意见，但尼韦勒的进攻型战略还是被接受了。 当时，德国人已用领导东线部队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取代了法金汉。在经历了前一年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的毁灭性打击之后，他们决定在西线继续采取守势，而在海上展开无限制的潜艇战。他们希望由此迫使英国因饥饿而投降，把法国孤立在欧洲大陆上。德国人十分清楚，潜艇战将有招致美国参战的危险，但他们孤注一掷，以为英国将在美国的援助起作用之前被打败。 我们不久就将看到，这一冒险差点儿获胜，尽管它最终带来了灾难。但是，陆上的防御战略却使德国人获益匪浅。为了巩固和加强各条战线，兴登堡将其部队撤回到一个新的设防阵地（兴登堡防线），它更直、更短，筑有更多的防御工事。这一撤退彻底打破了尼韦勒的进攻计划，但他仍坚持实行这些计划。法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跃出壕沟发动进攻，但却遭到了自大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兴登堡的防御战略对德国人非常有用。他们使协约国蒙受了40万人的伤亡，而己方只伤亡了25万人。 到这时，欧洲各民族已经进入了历史上最具毁灭性、最残酷的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人们尽管付出了种种牺牲，遭受了种种灾难，但还是看不到战争的尽头。厌战和失败主义情绪不仅出现在战壕中，而且也出现在两大阵营的平民百姓当中。其中一个最惊人的表现是：1917年7月19日，德国国会以212票对126票通过了《和平决议》。在奥匈帝国，1916年11月21日，受人尊敬的年迈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去世，年轻的皇帝卡尔一世继位，他开始了秘密议和。同样在英国，前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写了一封公开信，预言若不采取某种方法结束冲突，西方文明将崩溃。 四、战争的全球阶段：1917年的俄国革命 1917年因两个重大的事态进展——俄国革命和美国参战——而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些事件改变了战争的性质——最初主要为欧洲问题而开战，实质上是欧洲的事务，这时转变成全球范围的战争。诚然，1914年8月21日日本已参加这场战争，但它只是私自占据了太平洋上几个分散的德国殖民地。而现在，美国的加入则意味着卷进来一个非欧洲大国，而这迅速地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美国参战和俄国革命还引进了一种立即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意识形态元素。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和列宁的革命口号就其影响而言是普遍而具有破坏性的，它们与诸如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命运或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诸从属民族的命运之类的欧洲局部议题不同。因此，正是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阶段转变到全球阶段。 1917年的二月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两次革命：第一次在3月（俄历2月），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成立了临时政府；第二次在11月（俄历10月），推翻了临时政府，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革命是一个使每个人大吃一惊的意外事件。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了罢工和暴动，原因是运输工具不充足，从而导致食品和燃料极度缺乏。当局命令军队前去维持秩序，但士兵们却发生哗变，同示威者亲近起来。始终对杜马疑虑重重的沙皇怀疑它与此事有牵连，于3月11日下令将其解散。杜马领导人拒不服从这一命令，因而，沙皇发现他不再能够强迫杜马服从自己。实际上，这种无权化本身就是革命。俄国不再拥有一个起作用的政府。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于3月15日让位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而米哈伊尔又于第二天放弃了皇位时，这种形势就既是事实上的，也是法律上的。 为了避免为街上的激进分子取而代之，必须立刻建立某种新的机构。3月12日，临时政府成立，管理国家，直到能通过选举产生立宪会议。新政府由自由党人格奥尔基·李沃夫公爵领导，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保尔·米留可夫教授任外交部部长，唯一入阁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这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间派内阁，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实际上，它的确宣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宣布大赦政治犯和宗教犯，承认所有公民法律上一律平等，不遭受社会、宗教或种族方面的歧视；它还通过了劳动法规，其中包括八小时工作日。尽管临时政府在改革方面取得了这些成绩，但它从未扎根于这个国家。它拼命奋斗了八个月，却未能提供适当的行政管理。最后，这一新政府并不是被人推翻了，而是像沙皇专制政权在3月时那样孤立无助地崩溃了。 两次革命之间 1917年3月至11月是临时政府和人民党的革命团体即苏维埃之间为权力而斗争的时期。在这场斗争中，临时政府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拒绝考虑绝大多数俄国人所需要的两样东西——和平和土地。李沃夫公爵及其部长们坚持认为，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重大改革必须等到能真正代表人民并有权决定这一基本问题的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同样，政府也不愿结束战争，因为俄国对它的盟友负有某些不可推卸的义务。这些论点是切合实际、可以理解的，但在政治上却是自杀性的。临时政府恳求人们忍耐，而苏维埃则要求立刻实现和平，立即分配土地，以此争取人民大众。 苏维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05年的革命，当时工人们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以协调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尽管苏维埃当时遭到了镇压，但它们作为鼓动和直接行动的机构已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它们恰恰具有临时政府明显缺乏的品质——同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 非常自然的是，苏维埃随着战争所引起的危机而再次出现。出于其起源和成分的缘故，它们一点也不像临时政府那样过于拘谨，非要等到选举之后才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分配不可。它们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苏维埃不仅出现于城市，而且很快出现于乡村和军队。因而，苏维埃运动迅速地遍及全国，并在实际上发展成为一种不断地向彼得格勒（前圣彼得堡，后很快又称为列宁格勒）政权挑战的基层政府。乡村苏维埃在组织人们夺取贵族的财产；城市苏维埃在支持人们不断地上街示威游行和举行暴动；士兵苏维埃则在逐渐地夺取军官的权力，达到了控制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命令须经其副署后方才生效的程度。 起初，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主要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其领导人从瑞士返回之前仍处于较次要的地位。4月16日，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并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将土地分给农民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要求。从即将发生的事情来看，列宁的要求似乎是合乎自然、合乎逻辑的。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在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中，甚至在一些布尔什维克中，都引起了许多异议。尤其引起争论的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要求。这在当时似乎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然而，时间证明列宁是正确的，因为战争持续得越久，公众的不满情绪就越大，他的要求也就越得人心。那些在4月份还显得怪诞的口号，半年之后听起来就完全合理了。到1917年年底时，许多人都在准备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战斗，以摆脱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阻碍了人们获得极为向往的和平和土地。 舆论转变的最早迹象是5月17日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的被迫辞职。米留可夫极力主张俄国继续进行战争，这使他极不得人心，结果就是下台；李沃夫和克伦斯基组成了新临时政府。新临时政府一直执政到7月20日。从7月20日起，一直以有影响的掌权者形象出现的克伦斯基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总理的新政府。到这时，国民的倾向已完全转向左派，以致新部长们大多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被认为是俄国政治激进分子的时代就此一去不返。为了反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这时正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 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克伦斯基声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拯救革命，使其摆脱极端分子”。在努力制止对财产日益加重的侵夺时，他警告说，将来的立宪会议对7月25日以后进行的土地转让不会予以承认。他还试图通过对某些罪行重新采用死刑的办法在武装部队中恢复某些纪律。这些措施自然使得克伦斯基极不受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激进分子的欢迎。此外，随着舆论越来越转向左派，布尔什维克这时在苏维埃中也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到10月时，他们已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列宁这时断定，推翻克伦斯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起义日期被定在11月7日。 然而实际的革命却是高潮突降。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彼得格勒的重要地点——火车站、桥梁、银行和政府大厦。这里没有战斗，因为11月时的克伦斯基如同3月时的尼古拉二世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虔诚的支持者。不过布尔什维克轻易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得到了所有俄国人民或至少说大部分俄国人民的支持。最终于11月25日选举产生的立宪会议的组织成分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革命党人占370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占175个席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40席；立宪民主党占17席；孟什维克占16席；各民族团体占86席。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尽管它在举行了一次会议之后就被这时已掌握军权的布尔什维克驱散了，但是它的结构还是揭示了各党派当时各自拥有多少追随者。 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采取的首批措施中的一个就是履行和平的诺言。1918年3月3日，它同德国签署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该和约严厉的条款要求俄国交出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分地区。交出的地区包括62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英里的领土；更具灾难性的是，这些地区蕴藏着俄国四分之三的铁和煤。它们还包括俄国一半的工厂和三分之一的产粮区。 这样，俄国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着手创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五、战争的全球阶段：美国的介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威尔逊总统立刻号召他的同胞严守中立。这一呼吁得到了普遍的赞成，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希望卷入这场战争。然而，到了1917年时，威尔逊本人却正在将这个国家引向战争。从中立到参战这一转变的一个原因是政府的备战运动，并以1916年6月3日通过的《国防法》而达到高潮。运动期间的军事宣传有助于在心理上为全民族参战作准备。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潘乔·维拉袭击新墨西哥州而引起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武装干预（1916年3月至1917年2月）。这次干涉虽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但它带来了军事行动的兴奋刺激感，同时却没有过多的痛楚和牺牲。赞成介入战争的还有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他们一直在用赊销的方式向英国和法国提供军用物资，如果他们的顾客战败了，他们也将破产。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导致美国人员和船只的损失也加速了美国的参战。最后，1917年3月沙皇政权的垮台使美国有可能加入民主国家的联盟，反对中欧的独裁政权。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促使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他具体、详细地陈述了战争的目的，其中包括反对秘密外交、订立“公开和约”、海上航行自由、消除国际贸易壁垒、削减军备、根据必须同等重视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和诸殖民势力的要求的原则公正裁决殖民地的全部要求、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处理中欧和东欧各从属少数民族的问题。 美国的参战具有多大的决定性，在表36.1中所列举的有关交战国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美国的参战使协约国不仅在军需品方面，而且在人力方面均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在1918年3月，共计84889名美军到达西线，6月，这个数字上升到306350人。这样，协约国的指挥官每月都可得到一支新的生力军。不出所料，1918年同盟国一个接一个地投降了。 表36.1　交战国军需品的生产量 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多，涉及30个主权国家，推翻了4个帝国，产生了7个新的国家，死亡人数为：战斗人员约850万，非战斗人员约1000万，直接经济损失达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 六、和平解决 和同盟国各国签订的和约有：1919年6月28日对德国的《凡尔赛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条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和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对世界历史来说，这一全面和平解决有三个特点是十分重要的，分别是：建立了国际联盟，将民族自决的原则应用于欧洲，以及未能将这一原则应用到欧洲以外地区。 国际联盟的组成有两个基本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平。它的成员国应互相承担对侵略的共同防御、将争端提交仲裁或调查争端，以及在仲裁之后三个月内避免战争。国联的第二个目的是关心国际范围的卫生、社会、经济和人道等问题。由于这一目的，国联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如卫生组织、智识合作委员会和国际劳工组织。总的说来，国联在履行其第二个职责方面取得了成功。它在改善国际劳动条件、促进世界卫生、同毒品交易和奴隶贸易作斗争、克服经济危机等方面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国联并未能维持和平，而正是由于维持和平是它存在的理由，这一失败也就意味着整个组织的终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解还具有在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重新划分欧洲边界的特点。重新划分欧洲边界这一点在《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已明确提出，并通过各种和平条约而正式得到落实。最终结果是欧洲地图被大幅度修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毫无疑问归还给了法国。俄国由于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等独立国家的建立而失去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独立的波兰在前俄国、德国和哈布斯堡帝国割让的诸省领土上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在前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上。南斯拉夫也形成了，它由战前的塞尔维亚、黑山和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各色前哈布斯堡帝国疆域组成。罗马尼亚因从奥匈帝国、俄国和保加利亚获得领土而使其面积增加了一倍多。最后，在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剩余的地区则出现了奥地利和匈牙利这两个小国家。 民族自决的原则在划分新边界时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受到尊重。的确，关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数可观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还存在愤愤不平的抗议。然而，尽管存在这些偏差，新边界却远比旧边界更符合民族主义愿望。少数民族的数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要少得多。 尽管调停人通常将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于欧洲，但他们却绝对不在欧洲以外地区这样做。这种差别对待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中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纲领明确地阐述了应该如何满足欧洲各种少数民族的愿望，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纲领》第五条宣称：在殖民地，“当地居民的利益，应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正当要求，获得同等的重视”。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它提到的是诸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不用说，正是欧洲人自己在决定着这些“利益”是什么，因而其结果也就是变相形式的帝国统治，即所谓的托管制度。 《国联盟约》第22条把从同盟国手中获得的殖民地居民看作“在现代世界的紧张形势下还不能自己站立的民族”。因此，这一条款规定：“这些民族的监护应该委托给那些先进民族，即因其资源、经历或地理位置而最能承担这一责任的民族……同时，这一监护应由他们作为‘受托者’代表国联来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受托者”来“监护”的规定并没有扩大到获胜的协约国的殖民地，虽然这些殖民地的居民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或缺少发展。 七、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全球，所显露出的变化相当少。欧洲的边界虽因四大帝国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欧洲的统治似乎并没有减弱。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仍然统治着与1914年以前一样多的海外殖民地。实际上，它们的领地甚至更大，因为它们这时控制了以前曾在苏丹统治下的中东领土。因此，欧洲的全球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大战前看上去要更完整。 不过，在这一表面之下，形势却完全不同。实际上，从全球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意义恰恰在于它开启了欧洲霸权的削弱——这一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宣告完成。这一削弱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日益减弱。 1914年以前，欧洲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这些投资每年都能产生大量的回报。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失去了其对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法国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国则失去了其全部对外投资。这一反转的趋势从美国所具有的新的金融实力中可以看出来。到1914年时，美国欠欧洲投资者的债务约为40亿美元，但到1919年时，它已成为一个借出款项达37亿美元之多的债权国，到1930年时，这个数字已上升到88亿美元。在工业上，与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显，因为欧洲的许多工业区都已遭到破坏，而美国的工厂却在战时极大需求的推动下，如雨后春笋般惊人地发展起来。到1929年时，美国的工业产量至少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42.2％，这一产量大于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产量。因此，欧洲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改变。欧洲已不再像在19世纪时那样，是世界的银行家和工厂。这两方面的领导权都已转到大西洋彼岸。 战争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使欧洲内部遭到摧残。1914年以前，欧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发源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响已波及全球各个角落。然而，战争的浩劫却使欧洲人士气沮丧，失去信心。在欧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在受到怀疑和挑战。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在反对战前形势的工人中间，存在着一种不仅是不满，而且是愤怒和反抗的强烈意识。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欧洲各地广大人民的怀疑。” 在这一革命的紧要关头，许多欧洲人都期待美国的威尔逊和苏俄的列宁这两位非欧洲人的指导。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引起了一场民主愿望和期许的狂热。1918年12月，当威尔逊踏上欧洲血染的土地时，广大民众以发狂的热情把他当作“人类的国王”“救世主”“和平王子”来欢迎。他们贪婪地聆听着他的有关和平和安全的远景规划。 与此同时，另一个拯救福音则正从东方传来。数百万死伤者和城乡冒着烟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为了模仿布尔什维克革命，柏林、汉堡和布达佩斯都建立了苏维埃。伦敦、巴黎和罗马街头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人民需要和平。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 最后，欧洲的霸权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因为这次大战对海外殖民地产生了影响。欧洲列强的一个集团同另一集团血战到底的惨状不可弥补地损坏了白种主人的威信。白人不再被认为几乎是神定的有色人种统治者了。数以百万计的殖民地居民作为士兵或劳工加入战争，同样具有破坏性。印度几个师在西线和美索不达米亚作战；许多身着法军制服的非洲人在法国北部作战；大批的中国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后方的劳动营里服劳役。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显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 革命思想还因与战争行为有关的宣传而在殖民地中得到传播。诚然，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所提到的只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愿望”。但在战时，这是一个极其细微的差别。“民族自决”这一革命术语已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记。同样具有影响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的知识分子已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激励。他们引用过伏尔泰、马志尼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话。但现在，他们的后裔很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1919年7月25日，孙中山为这一转变提供了证据，他宣布：“如果中国人民希望自由的话……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苏俄工农红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殖民地世界的所有这些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刻的政治结果。但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美国黑人领袖W. E. B. 杜波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于1918年写下了以下这一有关即将到来的世界的非凡预测： 这场战争既是一个结局，也是一个开端。世界上深肤色的人们决不再仅仅占据他们以前所占据的地方。在他们所占据的地方，迟早将出现独立的中国、自治的印度、代议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仅仅是供他人进行商业剥削的）非洲。从这场战争中，还将出现一个不受侮辱、有权选举、有权工作和有权生存的美国黑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