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1929年以前欧洲的革命与和解

我们未能将布尔什维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未能通过某种手段将当初已屈服了的俄国引入正常的民主制度之中，如今这已成为我们的重负。

——温斯顿·丘吉尔，1949年4月1日

正当殖民地世界处于民族革命的痛苦中时，欧洲本身则充满着社会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旧秩序正受到怀疑，部分是因为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创伤，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的影响。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欧洲历史主要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进行斗争的历史。在苏俄，共产主义在经历数年内战和外来干涉之后正在胜利地兴起。在中欧，革命力量遭到镇压，各种非共产主义政权，从德国的自由魏玛共和国到匈牙利的右派霍尔蒂政府，再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国家，已相继出现。西欧未曾遭到如此猛烈的动荡，然而，即使在西欧，传统的议会机构的权力也因经济困难、大规模失业和内阁不稳而被滥用。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秩序似乎正在欧洲得到一定的恢复：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人口在减少，各种国际问题似乎也因《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苏联致力于五年计划而非世界革命而获得解决。欧洲正在恢复到正常状态，或者说看起来如此，直到大萧条促成并导致了系列的国内和国际危机，并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3月3日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希望最终能从战争转到建立社会新秩序这一更合意的任务上来。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再打三年仗，以对付反革命和外来干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进行反革命的是有产阶级的成员——军官、政府官员、地主和商人——他们出于种种明显的原因而希望摆脱布尔什维克。不过，各种非布尔什维克左派的成员也同样热衷于反革命活动，他们中要数社会革命党人人数最多。他们在需要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意见一致，但却非常憎恨布尔什维克在革命最终到来的时候垄断革命。他们视布尔什维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变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为1917年11月25日选出的立宪会议中，布尔什维克只占175席，而社会革命党人则占到370席，其他各党派代表占159席。因此，非布尔什维克左派带头组织地下反对活动，而右派分子则领导军队进行从哥萨克地区开始的公开叛乱。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支持和援助，后者这样做是出于各种原因，如布尔什维克为了世界革命所展开的强硬运动。布尔什维克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和拒付外债的做法自然也使有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对其持敌对态度，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帮助干涉势力和反革命力量。

在这些情况下，俄国边境地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北部地区、波罗的海诸省、乌克兰、顿河地区、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不久便成立了几个反革命政府。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战线得到西方提供的军事顾问和小股分遣部队，还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军用物资。起先，布尔什维克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仅在于旧的沙俄军队已四分五裂，尚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取代。国防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红军。到1918年年底时，人数约达50万。当全国各地发生叛乱、协约国军队在沿海地区登陆时，这支军队只得不时在24条不同的战线上作战。

直到1921年，内战和外国的侵略一直都还在一起蹂躏俄国。但令人意外的是，最后红军却出于各种原因取得了胜利。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在争取农民群众的支持方面通常做得更成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已经说服俄国农民赞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大多数农民对红军和白军都极其不满，他们宁愿独自待着。但在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他们常常决定支持红军，他们认为，红军站在他们这一边，允许他们保留从地主那里夺得的土地。

农民和布尔什维克

英国工党秘书C. R. 布克斯顿于1920年6月访问了俄国。他的关于俄国农民态度的报告，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取胜的原因，尽管他们只占俄国总人口的少数。*

接待我的主人名叫亚历山大·彼得维奇·埃米连诺夫。他属于俄国的“中农”，他们占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被看作“贫农”。人们告诉我，“富农”仅有四五个……

革命前接待我的主人有8英亩田地——在该地区中居平均水平。现在，他至少拥有85英亩的田地。这是惊人的事实，随着旅途的颠簸，我在心中反复考虑这个问题。这的确很惊人，因为接待我的主人的情况是一个类型，这个类型的人不是数以千计，而且是数以百万计……

“看那边，”埃米连诺夫指着村边无边无际、连绵起伏的大平原说，“所有这些以前都是地主的土地。”……

“谁拥有这些土地？”我问道。

“各种各样的地主。有一个是哥萨克人，有两个是萨马拉商人。有一个是德国人，名叫施密特，他从皇帝那里买了这些土地。有些土地归修道士所有。有一处是沙皇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的地产。”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几乎都跑光了，”他用一种平淡的口吻回答道，“有些人还在萨马拉。但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俄国。”……

“农民们现在对所有这些是什么看法？”我问埃米连诺夫。

“革命是一件好事情。每个人都赞成革命。他们不喜欢共产党，但他们喜欢革命。”

“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共产党？”

“因为他们老是使我们烦恼。他们是城里人，不了解这个国家。委员们——有权有势的人——接连不断地到来。我们不知道如何应付他们。新的法令总是不断地出台。人们都糊涂了。你刚搞懂了一个法令，另一个不同的法令又出来了。”

“这里的大多数人属于哪个党派？”

“哪个党派也不是。他们是无党派人士。”

根据我的判断，农民们的普遍态度是他们在土地问题上很感激苏维埃政府；他们赞同“人人平等原则”；他们经常把“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当成一种理想的人来谈论。但是，他们经常抱怨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抱怨强制性的捐献，担心持续不断且常常难以理解的法令和要求。他们认为政府应对所有这些弊病负责，也认为农民处在一个比城里人低几分的位置。

然而，尽管抱怨不断，如果有机会选择，一边是高尔察克政府，一边是苏维埃政府，农民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他们赞成革命，而目前苏维埃政权就是革命的体现。他们抱怨它，咒骂它，但是，当有机会推翻它时，他们又说“不”。

回想起来，长期的内战和干涉对相关的所有党派都是一场灾难。它使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俄国农村荒废，使俄国人民大批死于横祸、饥饿和疾病。同样严重的是新成立的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在恶化。苏维埃领导人加深了“资本主义包围”这种马克思主义式的担忧，而西方政治家则对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的无用宣言过于认真。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既深刻又持久，从而毒化了随后10年的国际关系，大大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二、共产主义在中欧的失败

德国魏玛共和国

当内战在苏俄猛烈进行时，欧洲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共产主义是否会向西方传播。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认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们的事业就会注定失败。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革命会在单个国家，尤其是在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生存并扎根。因此，他们密切而满怀希望地注视着中欧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德国，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关键国家。如果德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实力和俄国的自然资源结合起来，就会是不可摧毁的，革命的前途也就会有所保障。

最初，布尔什维克的这些希望似乎有可能实现。与俄国苏维埃相类似的工人士兵委员会出现在包括柏林在内的欧洲城市。革命运动非常强大，共产主义似乎很有可能吞没欧洲大陆，至少可以抵达莱茵河。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并未产生一个苏维埃德国，而是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魏玛共和国。

有几个当时未被注意到的因素解释了这一重大结果：一个因素是战前德国的繁荣，它使工人阶级比较心满意足、无心革命。诚然，1914年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最强大的政党，但它很保守，专心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不是革命。同样重要的是德国农民的富庶，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把土地分给农民”的口号虽然在俄国非常有效，但对德国的影响却很小。而且，战争在德国革命的时候已经结束，这又与俄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对和平的要求也许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多地帮助了布尔什维克，但在德国却毫无意义。此外，尽管德国军队被打败，但它绝没有像1917年的俄国军队那样士气沮丧、进行叛乱。在德国，当最后的较量到来时，革命的反对者能够号召可靠的军队支持他们。

最后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是德国社会主义者阵线的分裂：激进派需要革命和苏维埃德国，保守派既反对革命也反对苏维埃。最后保守派占了上风，因而，德国在1919年1月19日进行了国民议会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这样，在德国出现的新国家就是民主的魏玛共和国，而不是一个苏维埃德国。

中欧的革命与反动

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确保了中欧其余国家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在许多年里，欧洲的这一地区却一直充满着骚乱和起义。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广大农民政治上的觉醒和活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骚动的一个原因是无数的农民新兵因其战争经历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他们不仅观察到了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别，而且观察到了各国生活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被推翻也给农民以深刻的影响。按照长期以来的传统，这是唤起民族主义热望和阶级意识的震动。最后，长年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破坏和苦难使革命形势变得更趋严峻，尤其是在那些遭受失败的国家里。

这种革命骚动的具体表现因各国当地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各国共产党并没有起到突出的作用，只有匈牙利例外，在那里，1919年在库恩·贝拉的领导下，创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因农民的敌意和罗马尼亚军队的入侵，这一共和国只存在了不足一年。1920年2月，当罗马尼亚军队撤离时，以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为首的右翼政府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宣告成立。霍尔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执政，在这段时期里，匈牙利是中欧唯一几乎完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或其他改革的国家。

在其他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中，农民政党道出了人民大众的不满。下列农民领袖曾在战后数年中就职：1919年，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保加利亚就职；1925年，斯蒂芬·拉迪奇在南斯拉夫就职；1926年，文森特·维托斯在波兰就职；1928年，尤利乌·马纽在罗马尼亚就职。然而，由于他们奉行和平主义，不喜欢暴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长期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处于牢固地位的军人和官僚的伤害，那些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全力争夺政权。农民领袖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律师和城市知识分子愈来愈控制了农民政党。在这种领导下，各农民政党通常代表富农的利益，与广大贫农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农民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革职。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遭暗杀，鲍里斯国王建立了一个独裁政府。1928年，拉迪奇遭暗杀，第二年，亚历山大国王建立了他的独裁政府。在波兰，维托斯只维持了几天就被约瑟夫·毕苏斯基将军除掉，后者统治了全国，直到1935年去世为止。1930年，马纽被国王卡罗尔二世解除职务；卡罗尔二世一再建立和废除内阁，直到10年后被迫逃离罗马尼亚。

同样的格局也在奥地利和希腊占上风，出于种种原因，农民政党从未在这两个国家生根。奥地利最后于1934年建立了由陶尔斐斯总理领导的独裁政府，希腊于1936年建立了由迈塔克萨斯将军领导的公然的法西斯政权。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中东欧就全处于独裁统治之下，只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拥有某些可以说明其独特性的有利条件：高水平的文化、从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下来的受过训练的官僚、托马斯·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强有力的领导，以及能比以农业为主的东方国家提供更高生活水平和更大安全感的均衡的经济。

三、意大利成为法西斯国家

在东欧和中欧，正当布尔什维主义、农本主义和传统的议会主义为占据首要地位而斗争之际，一个全新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正在意大利出现，它是欧洲战后数年中最突出的政治创新。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农本主义则是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农民政党的出现而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相形之下，法西斯主义是1922年10月随墨索里尼向罗马的进军才突然地、戏剧性地出现的。

意大利的战后状况为暴烈、夸张、反理性的运动如法西斯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1919年时的意大利只经历过两代人的民族独立和统一。实际上，议会政府是个腐烂的泥潭，党魁们在里面巧妙地操纵着各种短命的联合集团。这个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在战后数年中因严重的经济混乱而被进一步削弱。数百万复员军人中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对外贸易和旅游业在战后岁月里走向衰落。对外移民在过去几十年里起着保险阀和海外汇款来源的作用，这时却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限制性法规而逐渐停止。这种经济压力引起了民众的不安，而巴黎和会对意大利所提要求的藐视则使民众的不安更趋严重。由此导致的失望和受伤的自尊心造成了一种一触即发的局面。

打算利用这一局面的是贝尼托·墨索里尼，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身份的铁匠。在1911年的的黎波里战争中，他因其煽动性的演说而首次引人注目。在演说中，他把意大利国旗称为“只配插在粪堆上的破布”。第二年，他成为社会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他仍是一个革命者和和平主义者，但第二个月，他便在法国政府提供的资金的帮助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法国政府急切希望意大利成为它的盟国。这样墨索里尼便有可能创办自己的报纸《意大利人民报》，通过这份报纸，他开展了一场猛烈的干涉主义运动。

1915年9月，墨索里尼应征参战，在战壕里战斗了几个星期后因受伤退伍。此后，他便湮没无闻，直到1919年，他建立起第一个“战斗队”，并组织了法西斯党。统一和权力是墨索里尼反对当时政治混乱和社会冲突的口号。起初，他只是得到一小撮失意学生和复员军人的支持，但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稳稳地迅速前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党人的消极情绪造成了一个使墨索里尼能够立刻填补进去的空白。同样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这时从实业家、地主和其他有产阶级成员那里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对工厂和地产的夺取波及面甚广，让这些人惶恐不已，他们希望以法西斯暴力小组作为堡垒对付可怕的社会革命。政府和社会上的富人不但容忍这种暴力恐怖运动，甚至还秘密地给它以支持和援助。

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尊重君主政体和教会利益的明确保证赢得了国王和教会的支持，从而为一场政变做好了准备。由于正规军和警察已显示了宽容的中立，墨索里尼信心十足地着手动员他的黑衫党党员进行一次已被广泛宣传的向罗马的进军。黑衫党党员只需象征性地向罗马进军，而墨索里尼则虎头蛇尾地于10月27日乘坐一辆卧车抵达罗马。

墨索里尼以技术上符合宪法的方式当上了首相，但很快变得明朗的是，他无意尊重宪法程序。最后的较量随着1924年4月6日的选举而到来。法西斯党通过任意使用暴力小组，获得了65%的选票，赢得了375席，而在这之前他们仅拥有35席。两个月后，由于杰出的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被暗杀，墨索里尼面临着重大危机。人们普遍怀疑，马泰奥蒂是墨索里尼本人下令杀害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但是，由于反对派的优柔寡断和国王的坚决支持，墨索里尼躲过了这场风暴；到1926年秋，他认为自己已强大得足以采取攻势。他解散了各种老的政党，加强了新闻检查制度，建立了秘密警察组织。由于议会变成了一个通过法西斯议案的橡皮图章，意大利已成为一党制国家。

新的法西斯政权逐步形成了某些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成为法团主义的国家，议员的当选不是作为地区性选区的代表，而是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代表。从理论上来讲，它通过将劳资双方一起置于国家善意的保护下，消除阶级冲突。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的另一个特点是精心设计的市政工程规划，这是为了提供就业机会，竖立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物，以颂扬法西斯主义。过去的纪念碑得到了修复，许多城市被饰以庞大的新建筑物、工人住宅和运动场。使旅游者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准时运行”的火车和分布广泛的新公路或高速公路。

四、西欧的民主主义问题

西欧不存在可与俄国内战和中欧左、右派之间剧烈冲突相提并论的种种动乱。民主制度在西方有着更深的根基，因此，主要的社会结构更健全，并享有更多的民意支持。此外，西方列强已是战争的胜利者，而不是失败者，这一事实进一步促成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不过，绝不能因此就认为西欧在战后数年中没有遇到困难。实际上，它也有许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本质来说是经济问题，尽管它也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西欧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英国的主要问题无疑是长期而严重的失业率。战争结束后紧接着曾有过一时的繁荣，当时工厂加班加点地生产，以满足被长期抑制的消费需求。但在1920年，经济萧条开始出现，到1921年3月时，已有200多万人失业。20世纪20年代失业仍在继续，在20世纪30年代形势则变得更糟。因此，英国的不景气实际上从1920年而不是从1929年就已开始，而且无间断地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成长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是不健康的。最后，失业者变得情绪低落，依赖失业救济，对前途不抱任何希望。

这些状况必然会产生政治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党的衰落，当时工人们因为希望摆脱困境而愈来愈转向工党。因而，这种经济危机往往使英国政界趋于两极分化：有产阶级一般拥护保守党，工人阶级支持工党，中产阶级则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医治国家弊病的灵丹妙药：保守党提倡贸易保护；日益衰落的自由党提倡自由贸易；工党提倡资本课税和重工业国有化。而最终的结果则是斯坦利·鲍德温领导的保守党和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一个接一个交替组阁，却没有一个内阁能够大大改善国家的命运。

法国在战后数年中也曾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不过，它的境况在某些方面比大多数邻邦都要好。法国有一个十分平衡的经济，因此，它不像以农业或工业为主的国家那样易受伤害。法国借战争的和平解决收回了拥有煤矿的萨尔盆地和拥有纺织工业及大量钾碱、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从而加强了自身的经济。与英国只有两三个主要政党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拥有五六个政党，因此，一届内阁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有无能力为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将这些政党组成一个集团。这一点也说明了法国内阁与英国内阁比较起来换得更快的原因。从左派到右派的主要政党是：左派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主要代表城乡工人；中间派的激进社会党，为中下层阶级所支持；右派各党，诸如共和民主联盟和民主联盟，通常具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代表大财团和高级金融界。

在战后5年中，法国由主要建立在右派诸党基础上的民族联盟内阁统治。这一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是雷蒙·普恩加莱，他决心要德国人赔偿重建家园所需的费用。他的政策最终导致了1923年法国对鲁尔的侵占。这是一次代价昂贵、几乎一无所获的行动。到1924年初，1法郎的价值已从战前的19.3美分降到3美分多一点。1926年7月，普恩加莱组织了一个除社会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所有政党参加的“全国联合会”内阁。普恩加莱采取了保守但却严厉的措施，以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到1926年底，法郎的币值达到1法郎值4美分，并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由于这只是战前法郎价值的五分之一，政府使自己免去了五分之四的国债。法郎的贬值吸引了许多旅游者，尤其是美国人，同时还促进了法国商品的出口。普恩加莱的成功使他又当了三年总理，创下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高纪录。

五、欧洲的稳定与和解

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欧洲的外交为法国及其中欧和东欧的盟国所支配。由于奥匈帝国的消失、德国和俄国的衰竭，法国这时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德国和俄国显然迟早都会设法重振旗鼓，所以，法国外交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安全建立一个可靠、持久的基础。

从理论上说，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以其《盟约》第十条为各成员国提供了普遍的安全，这一条款要求各成员国“尊重并维护国联所有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困难在于国联缺乏实施这一条款所必需的力量。它本身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队。法国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遭到了德国的两次侵略，因此，它不愿将其安全交托给没有权威的国联。法国转向了较小的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在支持和平解决、反对修订条约方面与它有着共同利益。它于1920年9月、1921年和1924年分别与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协商建立了正式的军事联盟。

这一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反德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孤立德国来保护法国及其盟国。不过，大约在1925年前后，法、德两国的关系有了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威斯计划》的实施暂时获得成功，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国外交部部长即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国的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这两位外长断定，各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直接谈判和达成协议来加强。他们受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的鼓励，后者还说服意大利人接受了这一观点。结果产生了被称为《洛迦诺公约》的一系列协定，于1925年10月签署。

这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作为回报，德国同意不通过武力来谋求条约的修订，和平解决同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一切争端。德国的确保留了通过和平手段设法更改其东部边界的权利，但它承认其西部边界的永久性。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答应任何时候都尊重它们相互间的边界，英国和意大利则保证遵守这一规定。

《洛迦诺公约》在当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伯伦表达了那时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他宣称，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真正的分界线”。同样，白里安也发表了有关“洛迦诺精神”的动人演说：“洛迦诺精神”禁止了战争，用“调解、仲裁与和平”代替了战争。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余晖中，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按照白里安的建议，提出各国保证摈弃战争、不把战争当作“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这一建议得到了实施，1928年8月27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签订。由于公约只是声明拒绝战争，并未规定制裁措施，它很快就得到60多个国家的签署。虽然公约只依靠世界舆论这种道义上的压力，但如此多的国家签署公约这一事实便足以促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

同样带来希望的是对德关系的改善。1926年，德国被允许加入国联，并成为常任理事会成员。另外，关于德国赔款的支付问题，也达成了解决办法。1924年，《道威斯计划》就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协约国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开始了谈判。谈判以1930年的《杨格计划》的签订而结束，规定德国在58年中支付赔款80亿美元。

20世纪2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认为欧洲终于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德国和它以前的敌人似乎已经和解；德国加入了国联；赔款问题似乎终于得到了解决；60多个国家已摈弃将战争作为“推行国策的一种工具”；繁荣程度在增长，失业率正相应下降。甚至来自苏联的消息也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个国家已于1928年开始实行一个创新而宏伟的“五年计划”。西方大多数权威人士认为这一计划不切实际、注定失败，但是，它至少可使苏联人的注意力从国际冒险活动转移到国内经济发展中去。因此，“洛迦诺精神”似乎是有意义、有内容的，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欧洲这时能安定下来，就像在19世纪时那样享受几十年的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