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 1931年因一显著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岁月。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崩溃和失效的可能性。 ——阿诺德·J. 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在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衰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并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形之下，1929年以后的几年则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为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经济名副其实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格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它确实使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一者衬托着另一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受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旦居于俄国主人的地位，就面临着挑战，要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如他们久已宣传的那样。他们很快便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个特征是强行征用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摒弃了。农民们拿起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旱灾，它造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数百万人死于饥饿，更多的人只是靠着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 新经济政策 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NEP），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农民们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新经济政策成功地应付了数年战争留下的直接危机。到1926年，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自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仍未达到战前人均水平。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临着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实现他们所计划的“前进两步”。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列宁似乎已经认定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社会主义指出的最佳之路。列宁逝世后，尼古拉·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最杰出的倡导者。布哈林个性温和、热情，对体育、科学、艺术和政治都感兴趣。他相信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关系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他支持这一路线，因为它几乎不需要强制，而且注重他所钟爱的原则：“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而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 尽管布哈林是列宁最中意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最受欢迎，但他的观点却没有占上风。他不是“官僚结构的建造大师”斯大林的对手。斯大林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实权力量，他利用党的总书记身份使自己成为党和国家的主人。在经过相当大的动摇之后，斯大林决定放弃新经济政策，支持工业和农业都由莫斯科控制和管理的中央集权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工厂继续经营管理——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情况一样——而且意味着政府通过农民土地集体化对农业进行控制。 苏联计划经济 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任命，他们根据莫斯科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草拟每个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与后来由计算机制订的计划相比简单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 在农业方面，五年计划要求土地集体化。很多农民——特别是富农——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会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对此进行了报复：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村庄，把他们关进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尽管有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政府仍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田产都被合并到24.24万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虽然苏联政府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却被证明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苏联农场用比美国农场多出50%的土地耕种，用10倍的人力劳作，但其产量却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三。造成这一悬殊的一个原因在于，与美国的气候相比，苏联的气候对农业要不利得多。另一个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严重匮乏的状态。苏联农民在每英亩土地上使用的机械和肥料只相当于美国人的一半。不过，苏联农业的主要困难还是来自莫斯科的极度控制。苏联官员告诉农民们种什么，何时种，何时育苗，施多少肥料，何时收割。而农民们则宁愿在自己的私人土地上辛勤劳作，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按照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耕种，然后在公开市场上以他们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而不是以政府为集体农庄农产品制定的低价格出售他们的任何产品。因此，私人土地虽然只占总耕地面积的3%到5%，却生产了25%到30%的苏联农产品。 与农场不同，斯大林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工厂都不是作为合作社经营的，而主要是归政府所有和经营的。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者将被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并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苏联工业迅速增长，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则只提取了六分之一。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够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则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非凡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而且，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从世界实力平衡的角度来看——这是斯大林主要关心的——苏联在全球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1921年的1.5%增长到了1939年的10%和1966年的20%。 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苏联经济发展的代价是由苏联公民来承受的，他们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当下的贫困，而不管他们自己的愿望是什么。消费品不仅匮乏，而且昂贵并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二，因为苏联的劳动力比美国多四分之一。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 对苏联人民来说，五年计划是一件祸福兼有的事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它们使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强大起来，从而大大有助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五年计划还把国家从一个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现代社会。识字率方面，1897年为28.4%，1926年为56.6%，经过若干五年计划，提高为1939年的87.4%和1959年的98.5%。在医疗卫生方面，在1913年至1961年间，外科医生的人数从2.32万人增加到42.57万人；预期寿命从32岁上升到69岁；婴儿死亡率从273‰下降到32‰。同样，在社会服务方面，五年计划则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免费医疗、养老金、疾病和残疾津贴、产假、带薪休假和儿童补助等。 但是，俄国人民也忍受了五年计划所带来的负面经历。其中最具破坏性的是布尔什维克与农民联盟的终结，而正是这一联盟才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土地集体化期间的野蛮压制是无法让人很快忘掉的。此后，农民们不再与政府合作，他们将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视为外来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他们在自己小块土地上的高生产率与在集体农庄土地上的低生产率的鲜明对照。农业上的低生产率反过来又损害了苏联工业的成就。由于农业的产出不足以资助工业化所需的消耗，工厂工人也受到了榨取，被迫为一系列五年计划付出高额的代价。当苏联政府每年拿出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再投资，便意味着低工资和消费品短缺。一位苏联工人的反应很典型：“他们假装在付给我们工资，于是我们也假装在工作。” 五年计划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世界都产生了混杂的影响。这一影响对西方世界和对不发达国家是不同的。西方人起初怀疑苏联为新社会制订的计划，许多人都认为它们一定会失败。随着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展开，怀疑为真正的兴趣所代替。但是，那些有足够兴趣访问苏联的西方人通常却又都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不说是幻灭的话。他们对苏联人的褴褛衣衫、单调食物、糟糕住房和稀缺消费品感到震惊。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的五年计划取得了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却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乐园。不过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人也都承认，没有五年计划下的工业增长，苏联就不可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希特勒做出那么大的贡献。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使这一惊人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让这些民族极为关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它的边界从朝鲜起，沿中国黑龙江、蒙古、中国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包括灌溉工程、纺织厂、机械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计划，后者使识字率由1914年的约2%上升到1940年的75%和1960年的90%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苏联实验的混杂影响变成了几乎完全负面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近几十年来，苏联的计划经济渐渐地落在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后面，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则因仍然明显缺乏。结果也就导致了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于20世纪90年代初为独立国家联合体所代替。 二、大萧条 经济崩溃的根源 1929年初，美国似乎日趋繁荣。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21年时平均仅为67（1923年至1925年为100），但到1928年7月已上升到110，到1929年6月则上升到126。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在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中，威斯汀豪斯公司的股票从151上升到286，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从268上升到391，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65上升到258。实业家、学院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都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财政部长安德鲁·W.梅隆也于1929年9月向公众保证：“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高企的景气将继续下去。” 然而这种自信却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1929年秋，股票市场的价格跌到了最低点，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随之而来，而且其强度和时长都是空前的。造成这一意外结局的一个原因似乎是严重的国际经济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债权大国时发展起来的。英国在大战以前已是债权国，但它将来自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入用来支付长期的入超。相反，美国则通常都是出超，而且出于国内政治原因使关税保持在高水平，这种出超也就被加大。此外，20世纪20年代，因不少国家支付战争债务，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贮藏量在1913年至1924年间从19.24亿美元增加到44.99亿美元，占世界黄金总贮藏量的一半。 有几年时间这种不平衡都因美国在国外的大规模贷款和投资而被抵消：1925年至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1亿美元。当然，这种情况最终加强了不平衡，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由于支付款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削减从美国的进口，美国某些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也就受到了损害。此外，有些国家不得不拖欠债务，这就动摇了美国的某些金融公司。 美国经济的不平衡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一样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工资落后于不断上升的生产率。从1920年至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每个农场工人的收入不到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农村的贫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国银行业体系的弱点是促成1929年股市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有许多独立的银行在经营，其中一些缺乏足够的财力来战胜金融风暴。因此，当一家银行倒闭时，恐慌传播开来，储户便会纷纷赶到其他银行去提取存款，从而也就引发了一个破坏整个银行业结构的连锁反应。 美国繁荣中的贫穷 就其强度、范围和持续的时间而言，大萧条是史无前例的。它对美国的影响可见于下面这段于1932年2月召开的国会委员会上所做的陈述。* 正如我（俄克拉何马城的奥斯卡·阿美林格）所说的，在最近三个月中，我访问了这个极其富裕、美丽的国家的约20个州。以下是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华盛顿州，我听说，整个夏季和秋季肆虐该地区的森林大火，是失业的林场工人和破产的农民故意引起的，他们想作为消防人员赚点实实在在的钱。离开西雅图的那个晚上，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许多妇女在大超市的弃货堆里找寻剩余食物。蒙大拿的一些市民告诉我，数千蒲式耳的小麦丢在田里无人收割，因为小麦的价格很低，几乎无法支付收割小麦的费用。在俄勒冈，我看到几千蒲式耳的苹果烂在果园里。只有绝对无瑕疵的苹果才能卖得出去，一箱苹果200个，卖40美分到50美分。与此同时，今冬数以百万计的孩子却因父母的贫困而吃不到一个苹果。 当我在俄勒冈时，波特兰的俄勒冈人为这一事实感到惋惜：数以千计的羊羔被牧羊人杀了，因为羊在市场上卖的钱还不够支付运输它们的费用。俄勒冈的牧羊人将羊肉喂了鹌鹑，而我却在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里看到人们在丢弃的罐头听里找剩肉。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芝加哥餐馆的一个人。他给我讲了他养羊的经验。他说他今年秋天杀了3000只羊，把它们抛到了峡谷里，因为用船运一只羊要1.1美元，而他卖一只羊当时还得不到1美元。他说，他已养不起这些羊了，又不能让它们挨饿，所以只好将它们杀了抛进峡谷里。 西部和西南部的路上挤满了饥饿的搭便车者。每一条铁路线旁都能见到无家可归者燃起的营地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坚硬的路上行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最近的这次麦子和棉花大跌价中变得一无所有的佃农。在阿肯色州的克拉克斯维尔和拉塞尔维尔之间，我让一家人搭了车。那家妇女在破旧的外衣下紧抱着一只死鸡。当我问她从哪儿得到这只鸡时，她先告诉我，她发现这只鸡死在路上，接着又用冷幽默补充道：“他们承诺我的锅里会有一只鸡，现在我得到了我的那只……” 农民因工业人口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工业人口也因农民的贫困而贫困。他们都没有钱去购买对方的产品，因而我们才会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出现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这种情况。 世界范围的大萧条 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始于1929年9月。一个月内，股票的价值下降了40%，而且，除了少数几次短暂回升外，下跌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262下降到22，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73下降到8。到1933年，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暴跌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烈度，还在于它的世界性影响。美国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们在国外的短期贷款；毫无疑问，这造成了种种后果。1931年9月，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大国也都这样做了。工业和商业的崩溃与金融世界的崩溃极为相似：不包括苏联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和1932年的63.8，下降了36.2%。在前几次危机中，最大的下降幅度是7%。国际贸易的衰退更为急剧，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这里还应该指出，在过去，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幅度是7%，出现在1907年至1908年的危机中。 社会和政治后果 这些经济大灾难引发了同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已达到了悲惨的程度。1933年3月，美国的失业人数据保守的估计为1400多万，相当于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300万，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同。德国的情况最糟，工会成员中有五分之二以上的人失业，另外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只有非专职工作。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大大降低了各国的生活水平。即便是富裕的美国，也广泛地存在着苦难和贫穷，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当时受托负责救济的是一些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机构。在德国，由于失业者所占的比例较高，挫败感和冲突感更为强烈。最终，这些因素使希特勒获胜成为可能，因为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必然会产生深刻的政治后果。 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一位海关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维也纳，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他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5年悲惨的生活——这是据他自己说的，似乎言过其实了。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在那里，他于1914年进入巴伐利亚军团服役。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加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战斗组织，不久便成为该党的领袖，即元首。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主义和反闪族的煽动性演说之后，他和陆军元帅鲁登道夫一起参加了1923年在慕尼黑举行的一场暴动。这场暴动被警察轻易镇压下去，希特勒被关押了9个月。当时，他35岁，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其中，他发泄了对民主政体、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 获释后，希特勒继续从事鼓动工作，结果却令人失望。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他的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席和8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1930年9月的选举是一大转折，当时纳粹党获得了107席和640.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希特勒获得支持的方法是许诺打破失业问题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以及攻击犹太人是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信奉唯物论的共产主义者。希特勒在之前几年里一直在为这一政纲奔走游说，但反响却极小。但是现在，大萧条为他赢得了狂热的听众，拥戴他为元首，因为他为他们的不幸找到了替罪羊，为个人和国家愿望的实现提供了行动纲领。此后，希特勒平步青云。在1932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他赢得了1379.9万张选票和230席。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开始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统治德国。 大萧条使希特勒的胜利成为可能，不过，这绝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结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煽动才能、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提供的援助和对手们的短视——他们低估了希特勒，未能联合起来反对他。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正好使希特勒能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收归他一人掌握。第二个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国际后果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在将1932年的国际形势与洛迦诺时代的国际形势进行比较后说道： 出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确切指出的东西，世界近两年正在倒退。各国相互之间非但没有更加接近，非但没有增进友好的程度，非但没有在向稳定的和平迈进，反而还采取了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 张伯伦所不能确定的“某种东西”就是大萧条及其各种国际和国内影响。洛迦诺时代的各种国际协定，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国际协定，已无法实行。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显，各国政府由于被不断衰退的经济和日益严重的失业推到崩溃的边缘，已不能履行几年前所作的承诺。 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始终存在的经济民族主义发展到妨害国际关系的程度。各国的自卫措施都采取了诸如较高的关税、更严格的进口限额、结算协定、货币管制条例和双边贸易协定之类的形式。这些措施必然会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为了转变这一趋势，人们做了各种尝试，但都没有成功。1933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就是一次使人沮丧的大失败。“经济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一个被普遍采纳的民族目标。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为裁军所作的种种尝试逐渐停止，让位于各种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始于1932年2月的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20个月，但却与经济会议一样没有取得任何成效。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渐渐逝去，各国都将越来越多的力量用于重整军备。这一趋势是不可能停止的，因为军火制造不仅提供了想象中的安全，还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的失业人数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时才大大减少。同样，希特勒也是因为实行了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才得以迅速解决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这时正在积聚起来的武器装备迟早会得到使用，但使用它们还需要某种理由。“生存空间”便是最明显的理由。这是希特勒新创的术语，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领导人也使用了类似的说法和论点。按照这一学说，失业和普遍存在的苦难是由生存空间的缺乏引起的。少数几个幸运的国家夺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烟稀少的海外领土，使其他国家没有维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解决这一问题最明显的出路就是扩张，必要时也可使用武力，以纠正过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这就是所谓的“后发”国反对“先发”国时所使用的论点。 大萧条不仅破坏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还以同样的程度不偏不倚地破坏了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由这一事实看来，上述论断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的确促使“后发”国人民团结起来，支持各自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且它还为那种公开宣称其目的是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工作的侵略提供了表面上看来合乎道义的理由。 引起张伯伦于1932年所说的“猜疑”“恐惧”和“倒退”的各种力量就这样结合起来。在随后几年中，这些力量完全破坏了已于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和解，促成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