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诸帝国的终止

今后，那些［海外］国家的本地人也许会变得更强大，而欧洲本地人也许会变得更虚弱，因此，世界各地居民的勇气和力量也许会达到相等的程度，引起相互间的惧怕，转而能使独立国家放弃不公正行为，对相互权利产生某种尊重。但是，所有国家之间广泛的贸易自然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必然会——带来知识和各种进步的相互交流，而世界上也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更有可能造成上述力量的相等。

——亚当·斯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还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欧洲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迅速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以同样短的时间失去了其中的大部分。在1943年至1984年间，总共有94个国家赢得了独立。这些国家大约拥有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欧洲人在海外取得那么多的非凡胜利和成就之后，到20世纪中叶，似乎又正在退回到500年前他们开始对外征服时的那个小小欧亚半岛。表42.1 还揭示出，继海外亚非殖民地脱离宗主国之后的是欧洲多民族国家分解成几个单一民族继承国。此表显示，在1991年和1992年，苏联被15个继承国、南斯拉夫被5个继承国、捷克斯洛伐克被2个继承国所取代。

表42.1　独立的进程

a 马来亚已于1963年同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英属北婆罗洲）联合起来，组成马来西亚，人口1000万。

b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于1964年联合起来，组成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联合共和国，即坦桑尼亚。

一、殖民地革命的根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帝国的领导人都阐明了他们将抓住殖民地不放的决心。不过，尽管有这些声明，实际上，亚洲几乎所有殖民地都在战后10年内、非洲大部分殖民地都在战后20年内成为独立国家。出现这一意想不到的结局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首要地位的殖民列强空前衰落：法国和荷兰被侵占，英国则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到削弱。同样重要的是，民主、反帝的情绪在诸帝国国内也得到了发展。殖民地白人自信地断言“我们在这里，因为我们是上等人”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的存在不仅受到了属地人民，而且受到了本国同胞的质疑。1935年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进攻在西欧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该受谴责的倒行逆施。西方诸帝国的终结既是由于缺乏统治的力量，也是由于缺乏统治的意志。

亚洲短命的日本帝国也大大地促成了殖民地革命。日本人轻而易举地将英国人赶出了马来亚和缅甸，将法国人赶出了印度支那，将荷兰人赶出了印度尼西亚，将美国人赶出了菲律宾，所以西方的军事威望遭到彻底破坏。日本人以“亚洲人的亚洲”为口号进行宣传，所以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也遭到了破坏。当日本人最后被迫交出他们的占领地时，他们故意将武器留给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承认这些组织为独立的政府——如承认印度支那胡志明的越盟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的印尼党——从而尽可能地使西方的统治难以恢复。

不过我们应该指出，未曾遭到日本人侵略的非洲人也同亚洲人一样赢得了自由，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虽然日本人的影响很重要，但它仅仅加深了20世纪初以来愈来愈剧烈的大动乱和大觉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系列殖民地起义反映了这种日益发展的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这种运动随着受过西式教育的本土知识分子的成长而获得了力量和目标。并非偶然的是，成功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是那些曾在西方大学里学习并注意到西方现行制度的人，如甘地、尼赫鲁、苏加诺、恩克鲁玛、阿齐克韦和布尔吉巴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数百万殖民地居民在同盟国和日本的军队及劳改营中服役，这种世界范围的殖民地觉醒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许多非洲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旗帜下作战。200多万印度人自愿加入了英国军队，另外还有在香港、新加坡和缅甸被俘的4万名印度俘虏签约参加了日本人资助的印度国民军。当所有这些人返回家园时，他们必然会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当地的殖民地官员和本民族领导人。最后，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老百姓还受到了同盟国关于自由和民族自决的宣传的影响。

二、印度和巴基斯坦

殖民地革命中最重大的单个事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赢得独立。当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国宣战时，总督林利斯戈侯爵在同一天宣布印度也将参战。国大党领袖们强烈抗议，认为这一重大决定并未找他们商议，并于1942年8月7日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要求“为了印度、为了联合国事业的成功”而立即独立。英国的回应是实行大规模的镇压。6万多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国大党所有的领袖。在战争剩下的几年中，英国人坚决拒绝释放国大党领导人，除非他们改变“退出印度”的要求。

1945年7月，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是印度事务中一个决定性的全新转折点。工党历来主张印度独立，这时，艾德礼首相为了履行其政党的承诺，立即采取了行动。若不考虑其政党的承诺和同情，事实是艾德礼除承认印度独立外几乎别无选择。事实上，英国已不再能在违背这个国家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实施统治，也不再存在着企图这样做的欲望。战争期间，印度行政机构人员组成已经更加本土化，而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则大大减少。而且，英国公众对没完没了的印度问题已经厌倦。因此，艾德礼这时能在国内较少反对的情况下割断帝国与前“帝国明珠”之间的联系。

与长期不和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的仓促会谈表明，一个独立的印度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印度。因此，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在同年8月14日、15日成为英联邦中的两个独立国家。

三、东南亚

与印度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人占领。可以看出，在1942年至1945年这一短暂的占领期间，一种共同模式在这个地区清晰可辨。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对西方统治的普遍不满都大大地促成了日本人的迅速征服。当时，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宣布他们的征服是“新秩序”的开端。这一“新秩序”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和“没有征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

如果日本人当初实行了这些原则，他们原本能够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获得有力的民众支持。然而，日本军方则另有打算，因此，这些原则就只是宣传口号，很快就让人觉得是空洞、没有说服力。这些军事领袖不是将大东亚视为一个“共荣圈”，而是一个由受控制程度不同的卫星国组成的地区。各地的日本军队都尽可能依靠当地补给，结果常常造成当地的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而且，他们无情地征收本土诸岛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工业原料。反过来，日本人能提供的东西却很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还没有强大到能生产战争物资和消费品。

日本人与当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在经历过最初的蜜月期之后便迅速恶化。如果占领期延长，日本人无疑会遇到严重的起义。对日本人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1945年不得不撤退。撤退时，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西方恢复其统治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在印度支那，他们推翻了维希政权，承认了胡志明的临时政府；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将政府交给了民族主义领导人苏加诺；在许多地区，他们把武器分给了当地的革命组织。

因此毫不奇怪，在日本人撤退后的10年内，东南亚几乎所有国家都赢得了独立。各国赢取独立的方式各不相同，取决于相关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在被迫正视印度的现实之后，对东南亚民族主义问题的处理最务实。1948年1月，他们承认缅甸为英联邦之外的独立共和国，并在第二个月里准许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在英联邦内享有完全的自治领地位。不过，马来亚的独立却被拖延到1957年2月，一个原因是这个国家的种族成分混杂，那里的马来人和华人各占总人口的40％多一点，此外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少数欧洲人。

法属和荷属的殖民地也要求独立，但法国人和荷兰人较欠机变，因此情况要糟得多。荷兰人愿意给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们以某种程度的自治，但这仍不能满足后者的要求。双方的谈判破裂后，荷兰人依靠武力来重申自己的权力。战争拖延到1947年，最后，荷兰人承认了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联邦。武装冲突留下的影响导致两国以后的关系恶化。尽管在同一国王管辖下的荷兰——印度尼西亚联邦存续了几年，但在1954年苏加诺退出后它便解散了。在以后的几年中，两国的关系因荷兰人拒绝将荷属新几内亚交给这个新共和国而变得更加紧张。1957年，印度尼西亚为了报复，没收了荷兰人价值10亿多美元的资产；1960年，它断绝了同海牙的外交关系。三年后，苏加诺控制了西伊里安，一个比英帝国大部分地区还要古老的帝国就此失去了最后残余的殖民地。

为了保住殖民地，法国人在印度支那进行了更长期的战斗，但最后，他们也被迫撤退了。印度支那由三国组成：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越盟即越南独立同盟领导了抵抗运动，反对恢复法国人的统治。虽然越盟由许许多多成分组成，但它却由一位曾在巴黎、莫斯科和中国生活过的共产党人——胡志明——领导。1945年，战争结束后，胡志明宣布成立临时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人拒不承认这一新政权，战争随即爆发。法国人轻而易举地重新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但在越南，一场消耗战却旷日持久。

随着冷战的到来，美国把在财政上支持法国人作为“遏制”政策的一部分。到1954年，北越大部分地区都已控制在越盟手中，同年，法国人在奠边府遭到惨败。随即召开的日内瓦和解会议承认了整个越南的独立，规定以北纬17度为界将越南暂时划分为两部分，要求于1956年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以使国家重新统一。这一解决办法实际上给了胡志明半个国家，并使他期望在两年内得到另外半个国家，因为他的抵抗经历已使他成为一位民族英雄。

为了避免这一结局，美国在南越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天主教领导人吴庭艳。吴庭艳的政策激起了农民和势力强大的佛教徒的强烈反对，致使他的政权于1963年被推翻，接着发生了一系列政变，直到华盛顿支持的阮高其和阮文绍先后掌权为止。他们之所以能在西贡坚持下去，仅仅是因为美国不断升级的干涉：先是以资金和武器援助，然后发展到派遣“顾问”和战斗部队，以及实施轰炸。尽管轰炸远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尽管50多万美军投入战斗，但胜利仍难以企及。战争拖得越久，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就越强烈。

尼克松总统谋求通过与中国和苏联的秘密外交来缓解僵局，并以他于1972年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公开访问达到顶点。最后，停火协议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其条款与1954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基本相同。这两个协定都要求将越南临时划分为共产主义的北方和非共产主义的南方；南越的前途由选举决定；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化；所有的外国军队——法国于1954年，美国于1973年——从整个印度支那撤军；一个几乎无权的小型国际委员会监督这两个协定的执行。

美国在1973年获得了它自己在1954年所反对的，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战争：4.6万名美国人战死，60万南越军民死亡，北越死亡人数估计为90万。而且，这场战争对美国社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包括士兵滥用毒品，国内不满情绪高涨，以及1460亿美元的战争总支出导致财政困难，进而忽视了日益恶化的国家问题。1973年的《巴黎协定》最终也没能结束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拖到1975年4月，腐败的阮文绍政权在北越人的进攻面前像纸牌屋一样垮掉了。

四、热带非洲

在非洲，殖民地革命甚至比在亚洲更具戏剧性。在亚洲，由于古老的文化和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进行鼓动的当地政治组织，民族主义的胜利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相形之下，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则幼稚、弱小得多。而且，日本人对其他地区的侵占也没有震动和唤醒这块大陆。但是，战后第一个10年见证了亚洲的解放，第二个10年则见证了非洲的解放。在这10年中，至少有31个非洲国家赢得了独立，剩下的少数殖民地则在随后若干年中依次摆脱了外来统治。非洲的这种民族主义觉醒过程因不同的历史背景而呈现地区差异。与此相对应，对殖民地革命的考量不应基于非洲大陆，而应分别基于热带非洲、南非和中东。

即使仅在热带非洲内部，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在西非，炎热和潮湿的气候是一个基本因素，它阻挡了大规模的欧洲移民。由于几乎没有坚持与帝国保留联系的欧洲定居者，宗主国政府比较容易同意独立。黄金海岸的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杰出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是克瓦米·恩克鲁玛，他曾在美国和英国大学里学习。回国后，他组织了人民大会党，这个政党的独特之处在于拥有名副其实的民众基础。因此，它在1951年的大选中赢得了大多数选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在黄金海岸的行政机构中使恩克鲁玛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到1957年，该殖民地成为英联邦中独立的加纳。

一旦对殖民地的控制在加纳被打破，热带非洲其余地区也就紧跟而上。最重要的是尼日利亚于1960年赢得独立，这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周围的法属殖民地也受到了非殖民地化热的影响，到1960年底，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所有前殖民地都转变成独立的非洲国家。

在东非，事态的进程则截然不同，这里通常被称为“白人的国家”，因为宜人的气候吸引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很快就占据了最好的耕地，使得失去土地的非洲人组织了秘密的恐怖主义团体“茅茅”。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殖民者们坚决支持政府反对“茅茅”的运动。斗争旷日持久，双方都损失惨重，这时英国人才不得不承认，在西非和解而在东非强硬是无用的。

因此，英国人释放了东非人的杰出领袖乔莫·肯雅塔。肯雅塔曾在伦敦受过教育，著有研究东非人传统生活的论著，因涉嫌同情“茅茅”起义而被捕入狱，尽管他的通敌罪实际上从未得到证实。这时，他被释放了，并像恩克鲁玛一样在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于1963年成为肯尼亚总理。同一年，内罗毕举行盛大活动欢庆备受珍视的解放，肯尼亚宣布独立。

五、南非

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这里经历了相同形式的冲突和暴力，并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大量欧洲定居者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在荷兰定居者于1652年登陆好望角时开始成为欧洲殖民地的。荷兰人的目的是收集荷兰船队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漫长航程中所必需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接管了好望角上这一孤立的荷兰前哨。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集体向北迁徙，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随着在这些共和国中发现钻石（1871年）和黄金（1886年），英国人决定出兵吞并它们。结果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布尔人接受英国统治而结束，但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允诺可以自治。1909年，这一允诺兑现，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半个多一点世纪之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这些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170万总人口（1984年）的73.8%。相比之下，白人仅占14.8%，阿非利卡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占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少数阿非利卡人之所以能够控制南非，一方面是因为议会代表的安排偏向于阿非利卡人占优势的村域，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就会崩溃。他们的劳动，同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劳动一样，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产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不能养活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要求以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种族隔离之所以能在南非长期维持，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正如在大规模屠杀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1976年）的黑人示威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证明是有效的。此后，它便受到了既来自国内、又来自国外的反对之浪的真实冲击，并首次威胁到种族隔离的前景。反对由几种成分构成，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非洲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成分是黑人工会，它们得到了与雇主谈判的权利，但它们却用其组织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反对种族隔离。由此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业领袖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甚至要求会见被取缔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同样，南非的神职领袖——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大主教——也抵制种族隔离，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防范共产主义来为其压制黑人政治热望的行动辩护。

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首次遭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生和工会界的反对。这一运动强硬得足以迫使美国政府于1985年9月对南非采取某些经济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贷款、禁止出售计算机和禁止进口克鲁格金币。这些压力对彼得·W. 博塔总统来说非常大，他于1989年辞职。

博塔的战略是依靠政府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用武力把“重大的”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人，与其相反，博塔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W.德克勒克则宣称，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在非洲人要求的“一人一票”和阿非利卡人答复的“永远不给”之间进行调和。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那戏剧性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在监狱里关押了28年之久的该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未来南非所有成年人都能投票，不过，他补充说，这一选举权的给予必须为“制衡制度”所平衡，以保护包括迄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尽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支持种族隔离社会，但通过以普选权为基础的4天自由选举以达到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新南非却被证明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获得了30.4%的选票（占82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得到了5.8%的选票，由前军队领导人、主张白人统治的康斯坦德·维尔客领导的自由阵线得到了2.8%的选票。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曼德拉替代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新南非与种族隔离的前南非之间的对比在宪法里十分鲜明；新宪法直截了当地规定：“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在其中，所有的南非人都将被授予在一个主权和民主立宪的国家内共同的南非公民权；在这个国家里，男女和各种族之间一律平等，所有的公民将享有和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是阿非利卡人利用美国南部的黑人隔离法作为样板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南非的公民超越了这一种族歧视和隔离的传统，而就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在美国，罗德尼·金则在他被殴打和随即而来的洛杉矶大暴乱之后，提出了极度痛苦的问题：“我们大家能和睦相处吗？”

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令人鼓舞的领导，他们已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还有更多的步伐要迈，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资料。1990年，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政府支出比为满足非洲人需要的支出人均高出5倍至6倍。毫不奇怪，那些从这种舒适的安排中受益的人在未受到激烈反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其放弃的。

六、中东

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的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不是外来定居者的侵入，而是持续千年的坚持和碰撞——拥有冲突观点的诸古老宗教。

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求，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关切——的战场。这些利益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中得以加剧。种族灭绝使巴基斯坦面临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人立即表示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进行划分。第二年，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阿拉伯人也同样立刻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战争的进程与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击退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然后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多占的领土，但以色列人拒绝了，认为这是他们在由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土地，而且这多占的土地是已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所必需的。

这一争端导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被遏止，这一天，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呼吁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议会，代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内产生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策划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会。最典型的是反对该协定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激情演讲：“拉宾先生，你轻蔑地提到了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我要告诉你，将我们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还有4000年的历史。你说《圣经》不是一种所有权的契约，但我说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圣经》是我们的契约。”

这种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作了反面的复制。这些组织比世俗的巴解组织更好战，因为它们根据宗教原则拒绝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愿。哈马斯在其纲领中阐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永远属于穆斯林的穆斯林财产。”——一种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关于《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这种政治和宗教模糊不清的全部含义在1995年11月4日得到了展现，这一天，一名犹太教学生伊戈尔·阿米尔在特拉维夫开枪杀死了总理拉宾。阿米尔反复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阻止拉宾实施与巴解组织达成的危及以色列人的协议。“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以色列人的上帝……（与巴解组织的协议）引起的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我只是按上帝的旨意行动，我不后悔。”

“不后悔”也是阿比尔·威海蒂的反应，她因参加一次杀害一名犹太定居者的袭击行动而被称为巴勒斯坦的英雄。当她获释后，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她说：“当然不。他是一个定居者，这里是被占领土。他们在这里的存在是非法的，这是对占领的合法抵抗。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