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大同盟、冷战及后果

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太难，因为有一个打败共同敌人的共同目标，这一点谁都清楚。艰难的任务在战后，那时，各种不同的利益往往会使同盟分裂。

——斯大林于雅尔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中欧和东欧的革命，西欧也受到革命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没有激起类似的动乱。革命并没有震撼欧洲大陆，尽管“二战”比“一战”带来了更大的物质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个原因是平民大众极度疲乏。过去6年来，他们遭受着突袭、大范围的地面战，以及因逃难、服苦役、被监禁。平民死亡人数高达3430万，其中600万为犹太人，士兵阵亡人数则达1690多万。死亡总人数接近“一战”的3倍，物质损失则达13倍。

那些幸存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穷困和混乱。单在战争的前三年半中，就有3000万欧洲人逃离或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战争结束后，同盟国军队和国际救援机构将1200多万“流离失所者”遣送回家，不过，仍存在着一个由100多万不愿回家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他们多半为来自东欧的反共产主义者。诸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的重组同伴随而来的寒冷、饥饿和疾病一起，使大多数欧洲人疲惫不堪、垂头丧气，不会想去革命。

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获胜的同盟国军队占领了整个欧洲。苏联红军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镇压了反抗，消除了混乱。社会结构方面的革命的确在东欧出现过，但它由莫斯科指挥，是一种强加的革命。欧洲各共产党更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驯服工具，而不是本国革命的鼓动者。因此，苏联、英国和美国在希特勒垮台后有效地控制了欧洲的发展。正是这三大强国应对逐渐破坏战时的大同盟、引起冷战的那些政策和事件负责。

一、战时的团结

在战时岁月，西方列强和苏联不得不结成统一战线，以对付死敌的威胁。就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那一天，丘吉尔宣布：“苏联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美国的危险，同样，苏联人为保卫家园的事业也是全世界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民族的事业一样。”

1941年8月14日，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以理想主义的措辞宣布了他们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原则。1942年5月，英国和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次月，《美苏租借协定》亦签署，这些是同盟国合作的具体表现。合作的另一表现是，1943年5月，苏联人决定解散他们为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于1919年建立的共产国际。鉴于同西方列强的友好关系，苏联人此时断定共产国际已没有用处。不过，这一决定实际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到1939年时，共产国际的主要官员都已转入党中央书记处，他们在那里继续发挥作用。同盟国战时合作的另一结果是1943年11月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紧跟在军队之后，向已被解放的国家提供各种救济，直到新的国民政府能负起责任时为止。它于1944年春开始工作，到1948年9月解散时，已分发了主要来自美国的2200万吨物资，包括食物、衣服和药品。它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希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如果没有它所做的贡献，战后欧洲的贫困和苦难实际上还会更严重。

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由共同的危险促成的合作开始动摇。合作者们为了各自心目中的战后国家利益越来越想牺牲团结。因此，随着和平的到来，大同盟也因内部不和而走向分裂，并在两三年内便为时常像要变成热战的冷战所取代。

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战时未能认真地为战后和解拟定计划，这加速了大同盟的分裂。到1944年秋，政治争端已不再能避免。苏联红军向多瑙河谷上游的推进正在迫使德国人撤离巴尔干半岛，而共产党领导的抵抗阵线的战士则在填补这一真空。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巴尔干半岛浮现在未来，这促使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晤。这两位领导人很快就对在这一有争议的半岛上划分势力范围达成一致意见。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则是英苏共同势力范围内的缓冲地带。这样，丘吉尔受迫于不利的战略形势，接受了苏联在北巴尔干的优势，以维护英国传统上在希腊的首要地位。

丘吉尔和斯大林瓜分巴尔干

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共产党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于1944年10月9日晚在莫斯科会晤。丘吉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人当时是如何将巴尔干半岛划分为英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的。*

看来是谈正事的时候了，于是我说：“让我们开始处理我们的巴尔干事务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有利益、使团和代理商。我们别在小问题上相互误解。就英国和苏联而言，你们在罗马尼亚有90％的优势，我们在希腊有90％的决定权，在南斯拉夫我们各占一半，你看怎样？”翻译在译这些话时，我将这种划分写在了半张纸上：

我将这张纸推给了当时正在听翻译的斯大林。稍微停了一会儿，他拿起蓝色铅笔，在纸上打了一个大钩，又将它推还给我们。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确定它的时间还没有写它的时间长……

此后是一段长时间的寂静。写着铅笔字的纸就放在桌子中间。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们以这种简便的方式处理关系到千百万人命运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觉得有点玩世不恭？我们把这张纸烧了吧。”“不，你留着它吧。”斯大林说。

就在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同时，英国军队正开始在希腊登陆。他们紧随撤退的德军之后向北推进，却发现希腊抵抗部队已在他们之前占领了所有的城镇。这些部队没有进行抵抗，因为它们由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人领导，忠实地遵循克里姆林宫当时的方针。他们向英国的小股部队表示欢迎，虽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本可以像具有民族主义意志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所做的那样，轻而易举地阻挡英国军队。

尽管希腊抵抗部队恭顺服从，但事实仍然是，在德国人撤离时，它们是这个国家中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局面。为了确保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一致同意的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关键在于，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把国家政权转到他中意的希腊王室流亡政府手中。各种解除武装的方案都被提了出来，却没有一个能使双方满意。这一争端导致了一场武装冲突，进而发展成激烈、血腥的雅典战役。英国和印度联军从意大利迅速挺进，在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之后，抵抗部队撤离了雅典地区。

1945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和平协定（《瓦尔基扎协定》），规定抵抗部队交出武装，作为回报，英国允诺希腊进行选举并就国王回国问题举行全民投票。这样，丘吉尔就保住了在莫斯科时分配给他的势力范围：在战后数年中，希腊一直站在西方一边。同样重要的是，在丘吉尔驱散左翼抵抗部队的战士时，斯大林意味深长地保持了沉默。英苏有关巴尔干问题的交易正在生效并发挥着作用。

1945年2月，雅典的战火未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便在雅尔塔聚首，举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随着盟军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德国，有关战后解决办法的种种问题这时不得不予以专门、实际的考虑。他们在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时几乎未遇到什么困难。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60天内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苏联将重新获得千岛群岛和1905年俄国割让给日本的领土及特许权。关于德国，这次会议推迟了大多数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赔款和边境问题。不过，会议一致同意，德国应划分成四个占领区（其中一个属于法国），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管辖。位于苏联占领区内的柏林应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理。

在雅尔塔进行的大多数谈判都与东欧新解放的国家有关。斯大林在这一地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是他的军队实施解放并实际占领的。考虑到这种情形，那么，从西方的观点看，就东欧问题达成的种种纸面协议是令人满意的。苏联将得到的波兰领土位于调整后的寇松线以东，这条线是“一战”后划定的，但随后被忽视了。作为补偿，波兰将得到东德的领土。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政府，斯大林同意，已在苏联支持下建立的各共产党政权应通过接受亲西方的流亡政府的代表来加以扩大。可以理解的是，后者对这种安排感到忧虑，因为这种安排使苏联红军和共产党政府实际上合法地控制了国家。一种明白的政策声明——《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雅尔塔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理论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这一宣言使三大强国承诺帮助已被解放的欧洲诸民族“建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

从表面上看，这一宣言意味着斯大林方面作出了巨大让步。尽管斯大林控制了东欧，但他已同意进行有可能使反苏政府执政的自由选举。不过，这一让步实质上无足轻重。事实证明，《宣言》是毫无意义的，是发生摩擦的无尽根源，因为各签字国对它作了极为不同的解释。美国照字义解释了它——进行自由选举，在东欧不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可以无所顾忌地采取这一立场，因为前一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对它没有约束力。

相反，斯大林则坚持莫斯科协定，他认为宣言只是用来装饰门面的。当英国人镇压希腊抵抗部队时，他完全保持沉默。作为回报，斯大林希望西方列强能尊重他在北巴尔干的首要地位。当英国人逐渐与美国人一道要求严格实施宣言时，他既吃惊又愤怒。斯大林坚持认为，东欧各“友好”政府是苏联安全的先决条件。他于1945年7月至8月在波茨坦举行的下一次三国会议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要求在东欧自由选举政府时，斯大林的反应是：“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都将是反苏的，我们不能容许。”“友好”政府和“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是大同盟在以后几个月中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埋下了不和的种子，但雅尔塔会议仍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被认为是同盟国战时合作的顶峰。同盟国的合作还表现在联合国（UN）的成立上。1945年4月至6月旧金山举行的会议结束时，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最后的宪章。到1990年，联合国成员国已是当初的三倍多。有些新成员是战时的敌人或中立国，但大多数是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同其前身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及处理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也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协作组织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维护和平的任务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安理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者是在理事会推荐的基础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的，任期两年。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再加上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大国达到一致，和平才可能得到维护。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它制订了种种计划，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者提供更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疟疾患者，将儿童一周岁前的夭斩率降低40％，为占世界成年人人口一半的文盲提供教育。

同国际联盟一样，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但又同国联一样，它在执行维持和平这一主要任务方面却时好时差。它通过提供保持友好关系的媒介，帮助防止了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它已制止了不涉及大国重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和克什米尔等地的战争。但是，它却未能阻止朝鲜、阿尔及利亚、中东和越南的一系列局部战争，即所谓“灌木丛之火”。在1962年极度危险的古巴危机或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中，联合国也没有举行任何磋商会议。同国联一样，联合国的主要困难在于：在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它能提供一台解决争端的机器，却不能强令使用这台机器。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远东战争宣告结束。这时，获胜的同盟国也就能够专心致志地谋划和平蓝图。它们的外交部部长在1947年2月10日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强迫战败国赔款，限制它们的军队，重新划分它们的边界。

二、欧洲的冷战

跟随这些和约而来的是东西方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可用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崩溃后在欧洲和亚洲出现的巨大权力真空来予以解释。这些真空要求对权力关系进行某些根本性的再调整。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再调整也是很难安排的，正如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危机所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在传统的权力斗争中新增了意识形态议题，再调整的进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和危险。冷战日益逼近，最戏剧性的表现是19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对希腊内战的干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前一年秋天就已在希腊北部山区出现。重新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是经济状况太糟，使得许多穷困的农民加入了起义者的队伍。另一个原因是国际形势日益恶化，使苏联集团鼓动和援助游击队反对英国支持的雅典政府。

这些情况使起义获得了想当可观的民众支持，起义从北部山区蔓延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一些较大的岛屿。镇压起义似乎难以行得通，因此，希腊面临着长期内战的前景，并可能导致共产党最终获胜。杜鲁门总统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宣布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原则。他说“希腊的存在如今正受到威胁”，他要求国会拨出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样，英国也就交出了它在希腊维持了一个世纪的首要地位，而美国则负起了阻止共产党在东地中海地区扩大其影响的责任。

事实证明，这一任务远比预料中的还要昂贵。1947年3月至1949年6月间，美国为军事目的花费了近4亿美元，为经济援助花费了3亿美元。尽管援助如此慷慨，但1947年和1948年的战役都是无功而返。1949年，胜利的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了雅典政府。铁托与斯大林的分裂使铁托元帅封锁了南斯拉夫边境，阻止向站在斯大林一边的游击队提供任何援助。同时，雅典军队正在接受美国军官的再培训，以开展运动的进攻战，而不是固守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1949年秋，国家军队能将游击队赶出山区据点，并能到达和封锁北部边界。

在经济领域中，与杜鲁门主义对应的是通常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复兴计划。这一计划到1951年12月31日终止，总共投入了125亿美元。这一巨大的投资，再加上欧洲的人力物力，使欧洲能够迅速复原，生产和生活标准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但是，从东、西方关系这一角度看，马歇尔计划则是走向冷战的最后一步。1949年1月，莫斯科设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莫洛托夫计划），作为马歇尔计划的东方版本。

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世界和西方世界的分界线也就被划定了。冷战全面展开了，在随后的5年中，一个又一个危机接踵而来。行动和反制日渐升级，最终形成两大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4日），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5月），由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组成。这样，欧洲也就与德国一样，被冷战一分为二。

三、远东的冷战

1950年，冷战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远东。这时，东方与西方在欧洲已形成均势。但是，远东的均势却被共产主义者在中国的胜利所打破。正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副产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副产品。

蒋介石在1927年就已成为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但从一开始起，他的国民党政权就受到了两大劲敌——国内的共产党人和国外的日本人——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处境变得特别困难。

1945年8月日本的投降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接管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而展开了激烈争夺。共产党人命令他们的军队接管日本人占领的地区，蒋介石则立刻取消了这些命令，并坚持要求，没有他的指示，共产党人不得采取任何行动。但他被无视了，并且国共军队之间开始出现冲突。共产党人占领了大城市周围的农村。他们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后者将日本人在中国东北交出的武器转给了他们。国民党则得到美国海军、空军的运输协助，从而赢得了各大城市。

共产党军队从东北地区突然发起猛攻，攻克了华北各大城市。到1949年4月，他们已在横渡长江，向华南地区成扇形展开。共产党的强大军队在南方甚至比在北方推进得更迅速。到1949年底，它已占领整个中国大陆。蒋介石逃往台湾岛，而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则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远东的情况同欧洲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出现了冷战。但是，在远东，当1950年朝鲜军队入侵韩国而导致朝鲜战争爆发时，冷战变成了热战。

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中国介入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则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开始时，朝鲜军队迅猛地长驱直入到离半岛南端的釜山港不到50英里的地方。此后，1950年9月14日，一支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远远地向三八线附近的海岸推进，并在12天内夺回了韩国首都首尔。朝鲜人因其交通线被切断而不得不后撤，仓促程度同之前的推进一样。到9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到达三八线。

这时的问题是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由于拥有否决权的苏联已回到安理会，这一问题被转交给联合国大会。1950年10月7日，大会决定“为了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民主政府，可以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天，美军越过三八线，迅速地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到11月22日，他们已抵达朝鲜和中国的分界线鸭绿江。

此时，随着中国志愿军在苏制战斗机的支持下发起大规模进攻，朝鲜战争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中国军队迅速地向南推进，看上去就像在重复战争的第一阶段。1951年1月初，他们重新占领了首尔，但联合国军这时已恢复过来并坚守阵地。3月，首尔再次易主，到6月，战线大体上固定在三八线一带。

到1951年中，整个战线已明显处于僵持状态。经过两年激烈、时常被打断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协定的条款反映了军事上的僵持状态。朝韩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上仍与战前相同。西方列强成功地遏制了朝鲜的共产主义，维护了联合国的权威。中国人则确保朝鲜继续作为中国和西方势力范围之间的一个共产主义缓冲国。当时，朝韩的大部分农村都已毁弃，大约10%的朝鲜人死于战乱。

四、冷战的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西欧和东欧国家都被迫转而寻求两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赖美国组织的北约，东欧依赖苏联组织的华约。在经济上，西欧依靠美国资助的马歇尔计划，东欧依靠苏联组织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从理论上说应该从苏联获得援助，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主导地位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面对冷战的压力，来自它们的支持变得不可或缺。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数年之后，于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固执的约瑟夫·斯大林于1953年3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们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则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利于国际“解冻”，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政府则会出于国内政治的考量而极难这样去做。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在接下来的月份里，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机密。悖谬的是，这加强了和解进程。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爆炸的那颗氢弹比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后者炸死了14万人。除去最狂热的冷战斗士，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战争不再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可行工具。

氢弹的威慑效果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表现出来，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不久都将处在其射程之内。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引人注目的广播讲话中宣布“隔离”，禁止船只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并要求撤走苏联战略导弹。但是，他没有要求消灭卡斯特罗政权，甚至也没有要求拆除古巴的防御导弹。当开往古巴的苏联船只改变航向时，当美国确信苏联油轮未带进攻性武器而放行时，很明显，这两个国家都不想打仗。最后，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他已下令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并在联合国监督下拆除了苏联设在古巴的所有基地。作为回报，美国结束封锁，并保证不侵略古巴。

尽管古巴危机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它却是一起临界事件——战争看上去一触即发，由此促成了几个限制核武器的协定：控制核武器试验协定（1963年）、禁止太空核武器协定（1967年）、拉美无核区协定（1967年）、在现有核国家以外不扩散核武器协定（1968年）、禁止海底核武器协定（1971年）、禁止使用生物武器协定（1971年）和第一个西方——苏联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2年）。这些协定合到一起，在实质上缓解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紧张局势。

古巴导弹危机是一个极危险的侥幸，比当时受惊的世界所认识到的更危险。这一点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89年1月美国和苏联官员在莫斯科会面、回顾和反省当时的情况时变得很清楚。危机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从与莫斯科的讨论中得出以下结论：

导弹危机充满了错误信息、错误判断、错误计算的例子……这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寻求回到无核的世界。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冷战在缓慢而痛苦地解冻。但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却突然且出乎意料地结束了。原因既简单又富有戏剧性。发动冷战需要两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方是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但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却迅速衰弱到实质解体的地步。震惊的世界目击了苏联从我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国家联合体。苏联如何和为什么变成独联体将在下一章中予以分析。

与苏联的解体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苏中同盟的破裂。当得胜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时，他们立刻得到了苏联的承认。包括英国和印度在内的20个国家也都先后承认了中国。但是，美国则继续将流亡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视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北京因而转向莫斯科，并于1950年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苏联将帮助中国建设一支大规模的现代化军队，并开始实现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

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一苏中同盟开始出现破裂的迹象。共产党世界中这一惊人的重大分裂似乎部分是源于国家利益冲突，部分则是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国家利益问题由传统的物质原因如边界划分造成。在苏联地图上，分隔两国的2000英里长的分界线已得到详细精确的描绘。而在中国地图上，有些地段则仍被划为“未划界”，其中包括帕米尔高原东部边境、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些岛屿，以及与蒙古相接的几乎整个边境。这些领土过去曾属于中国，19世纪被沙俄吞并，现在共产党中国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这些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已经发生了许多武装冲突。

在中苏争端的初期，意识形态问题似乎比边界问题更重要。在中国，多年的革命斗争已促成了一种人类和社会关系的新观点——一种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秩序的观点，在这里，个人行为受为社会服务的愿望而不是私利所驱使。因此，尽管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在进一步工业化和提高生产率方面是成功的，但毛却不愿意接受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和这些计划所立足的官僚精英统治。这解释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官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苏联人认为这是笃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式浪漫主义，这也是他们向毛泽东中止援助的一个原因。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发起了一场“现代化”运动，它不仅采取了以前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措施，而且还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下走，走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措施包括恢复包产到户，取消人民公社；在工厂以个人经理取代革命委员会；奖优惩劣；从工业的自力更生转向大规模地引进设备和技术。

这一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格局。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巨人在与资本主义西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已不再是亲密的同盟。相反，它们在寻求实用经济战略方面正在相互竞争，以满足本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期望。冷战世界格局正是以这种方式让位给一个迥异的世界格局，这一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成型，并将持续到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