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 我们正处于人们迄今所知的最大的技术革命之中，它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要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变革或早期的工业革命密切得多，当然也迅速得多…… ——C. P. 斯诺，1966年 当代的重大问题是所有社会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1985年，在对安全的绝望寻求中，投于军备的钱约达1万亿美元。但是，钱花得越多，越不安全。两个超级大国已积聚起最大规模的武器储备，可是美国人和苏联人没有比瑞士或斯里兰卡这些小国家的人民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同样，失业和贫穷通常是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灾难，但是今天，除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外，西欧和北美的千百万人也在深受其苦。生态的恶化通常归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短视政策，准许对本国热带森林的滥砍滥伐，使可耕地荒漠化。然而，美国中西部的表土同在干旱尘暴时代一样也在继续遭受侵蚀；加利福尼亚州部分肥沃的中央谷地正在变成盐土荒漠；在美国东北部、加拿大东部和欧洲北部，酸雨正在使森林变成棕色，使湖泊变成无生命迹象的蓝色，更不用说伦敦、巴黎和科隆的名胜遭到的侵蚀了。 这些苦难正在毁坏世界各地的社会，那么，什么应该对此负责？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但可能最基本的就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在第二十六章里已提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对欧洲地区还是对非欧洲地区具有多么决定性的影响。今天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要比之深刻得多，迅速得多，而且遍及各个方面。在这一章，我们将考察这场新的工业革命的起源和性质，然后分析其对世界各地区和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和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若干技术突破如此重大，意义如此深远，以致值得将其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实例：核能。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蒸汽动力、电和汽油发动机这类新能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墨西哥州沙漠地带的一声爆炸标志了对原子动力的驯服。这一动力首先运用在军事方面，即将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今天，原子动力已被用于其他许多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以及核动力厂。 实例：取代劳力的机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节省劳力的机器，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正在创造取代劳力的机器。这些新机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使用的防空炮台，这些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将电子存储器和命令机器处理所存数据的程序结合在一起的装置。采用了微导体即硅片之后，计算机现大大变小、变快。它们现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并被广泛应用于发电厂、营业所、超级市场的收银台、纺织厂、电话转换系统和工厂的生产线。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今天，这些机器人被用来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物资等工作，明天，它们还将被用来做家务。 实例：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V-2型火箭轰炸伦敦时，他们是在使用几年后导致航天时代的武器。1957年10月4日，苏联人把人造卫星1号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人类第一次冲破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还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于缺乏重力和无限制地提供真空、超高温和超低温，宇宙空间为制造商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因此，有些计划现已在进行中，其目的是为了建造自动化的太空制药厂，以生产各种疫苗和适于各种酶的纯组织培养；建造某些自动化的太空工厂，以创造用于种种电子线路的几近完美的晶体；建造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以承载通过微波从太阳到地球站的能量。更为先进的是诸如美国物理学家杰拉德·K. 奥尼尔和苏联天体物理学家约瑟夫·S. 什克洛夫斯基等科学家的思考，他们预测人类将在宇宙空间建造巨大的平台或岛屿，在那里生活的人最终也许将比在地球上生活的人还要多。 实例：基因工程。1953年，科学家们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这种携带各种生物遗传密码的化学物质的结构。自从学会如何通过DNA阅读基因信息以来，科学家们还学会了如何通过切开和拼接基因、通过使动物和人的基因在细菌体内增殖，甚至通过在试管里制造全新的人造基因，来编写他们自己的基因信息。因而，科学家如今能够阅读基因密码，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人类从大约1万年前开始驯化动植物起，就一直在干预基因。但现在，这种干预是直接和瞬时的。科学家们现在不是在动植物中观察许多代后作出选择，而是在一个个单独的基因中选择，并操控它们。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若干种新的疫苗，其中包括一种能防止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牛口蹄疫。 实例：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知识积累的速度是空前和爆炸性的。仅世界各地每24小时公布的科学信息，其量之多，即可填满7套24卷一套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同样空前和爆炸性的是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还有以光速——尤其是通过卫星——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任何国家中的任何人都能通过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机或计算机得到这种信息。 实例：新的农业革命。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农业革命，以圈地、经过改良的种子、科学化的畜牧业，以及新的农业机械为特征（第二十七章第四节）。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而来的也是农业革命（“绿色革命”），这场农业革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的急遽上升而引起的。主要谷类植物的各种新杂交品种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大大增加了作物产量。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继第一次“绿色革命”之后发生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科学家将取自不同生物的基因材料加以混合、配对。这一技术不仅带来诸如人胰岛素和干扰素这类有用物质，它如今也正被应用于农业，由此带来的植物能在盐性或干燥的土壤中生长；能够制造它们自己的氮肥；不易受由病毒、细菌、真菌和蠕虫引起的各种病害的影响；产量更大，营养价值也更高。这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一个原因。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对它的发源地——欧洲大陆——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其余地区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场革命要强有力得多，它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也相应更具破坏性和覆盖性。 二、对发达的第一世界的影响 战后的繁荣与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世界工业在这些年中的年增长率是空前的5.6%，世界贸易则是7.3%。这一长期的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弥补战时损失的需要、对战时所忽略的商品和服务的井喷式需求、源自诸如电子设备和喷气式运输机等军事技术的民用副产品，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和整个冷战年代中的巨大军事购买力。 在这一繁荣时期，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它们现在首次获得全球性运作所需的技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某些革新，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信和计算机现金管理系统。这类设施使这一时期的中等跨国公司有可能在11个不同的国家生产22种产品。跨国公司现在不仅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在第三世界国家，计日工资常常并不比跨国公司本国的计时工资高，有时还更低。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时期，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仅为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渗透到工人阶级，至少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如此。实际工资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年度假日旅游以及私人住宅、轿车和其他耐用品的赊购提供了足够的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需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那种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然而事实证明，同1929年大崩溃前夕时的经济学家一样，他们也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 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让位于“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一种难堪结合。战时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大战期间被推迟的消费需求已得到满足，扩展中的工业生产力最终引起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导致出现剩余物质，因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至少没有作为消费者被包括在这一全球繁荣中。海外工厂支付的低工资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1950年，工业化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不发达国家的10倍。到1965年，这一比率是15：1，据世界银行预计，到20世纪末，将变成30：1。 后“二战”繁荣的一个根本结构性软肋是，它依靠的是一体化全球生产，却缺乏全球消费。这种不平衡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出口原材料的价格不成比例的下降和它们所负的沉重外债而变得更趋严重。到1986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外债已接近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付款占去了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为了应付利息付款，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额。但是，所有工业国的三分之一的出口物都已去向第三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进口额的减少迅速增加了第一世界的失业人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15个成员国中，平均失业率在1973年为3.4%，1979年为5%，1983年为8.3%，1995年为11.3%。失业率又转而引起了对保护性关税的需求，这令人回想起20世纪20年代对大萧条的开始起了促成作用的保护主义。 这些经济上的打击驱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和欣悦。经济学家们原本以为他们终于打破了解决繁荣与不景气的循环，这时却表示出困惑和担心。在国际高级研究所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期间（1983年6月），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都不再令人满意。“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失序的星球上，它建立在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与当今现实毫无关系……我们想对那些基本信条提出质疑，看看能否对它们加以修改或调整。”修改或调整的必要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1996年的报告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该报告指出，全世界有30%的劳动力失业或不充分就业。 社会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挫折给经济学家们造成了智识上的不安，而对许多已习惯于较富裕的生活的人来说，这些挫折则具有多得多的破坏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鼓励农民增加销往海外市场的产品产量，以抵消日渐上升的贸易逆差。农民们热情地响应，因此，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接着，由于华盛顿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禁止对其出口，美元的估价过高——这实际上是在1984年向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了32%的附加费——以及财政上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各国政府减少了各种产品的进口，国外市场骤然萎缩。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出口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下降了21%，总量下降了20%。 美国农民发现自己一下子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之中，这尤其是因为许多人为了响应政府号召，提高产量，以高利率大量借贷购买土地和设备。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680万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1985年，家庭农场的收入仅为非农场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三，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艾奥瓦州诸农业县的自杀率是全国平均线的两倍。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都市社区也表现得和乡村一样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低于大萧条时期，但许多城市工人认为自己现在的境况恶化了。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被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今天，人们已认识到不能作这种推测，因为有以下几个理由。首先，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们已开始习以为常的高工资。其次，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取代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和工厂里的“蓝领工人”。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确实，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例如银行出纳员、快餐店员、酒店职员、娱乐与健康的服务员）正在迅速地增加。但是，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大大低于制造业。 这些数据的人权意蕴已在1985年的一份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份报告是一个由22名成员组成、调查美国饥饿问题的医生特别工作组提交的，该工作组的负责人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J.拉里·布朗。这个特别工作组除了在寻找“饥饿的面孔”的过程中采访那些挨饿者本人外，还采访了州长、教师、部长和社会工作者。这些调查者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平民正在挨饿，其具体的含意就是，他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日常食物，周期性地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这些医生说：“在美国，饥饿是一场全国性的流行病。我们的判断是，美国的饥饿问题在最近10年至15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相信，今天，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无论去哪个城市、哪个州，都会发现那里存在着广泛的饥饿。” 同这份报告一样揭露了美国饥饿问题的是福坦莫大学1993年10月的一份报告，里面有社会学家发布的年度“社会健康指数”。它通过分析人口调查局提供的关于十六大社会问题的报告来检测美国社会的福利，这些问题包括失业、青少年自杀、中学退学率和可购住房的供应量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美国最好的年份是1973年，当时的指数达到了77.5。但在1993年，即能够获得完整数据的最近的年份，该指数降到了38.8，该项研究的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 三、对社会主义世界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对社会主义世界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了使后者解体的程度。我们注意到（第四十章第一节），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已加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使这个国家到1932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接着，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损失，苏联的经济遭受了一次极严重的挫折。但复苏是迅速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一成功促使赫鲁晓夫在1961年夸口道，苏联的工业产量到1980年将超过美国。事实正好相反。苏联的发展速度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放缓，因此苏联经济进一步落后于美国经济，而不是赶上和超过。 苏联经济减速的一个原因是劳力与自然资源的供应不断减少，这与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二者都供应充足。另一个原因是经济规模日渐增大，其内容日趋复杂，这就使中央指挥一切的做法变得日益困难和无效。也许苏联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苏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愿意仅仅执行上级的命令，却不能参与决策过程。这样一种片面的安排在早年是可行的，那时，斯大林主要是同刚从乡村来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打交道。但今天，苏联的劳动力中已经包括了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经理和专业人员；如果苏联要积极地参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就需要开发这些人的创造力。这件事至今没有做，正如洞察力极强的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和持异议者安德烈·萨哈罗夫所说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1970年3月，萨哈罗夫和他的一个既是物理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同伴一起，发表了一封《苏联科学家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党政领导人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对苏联的种种弊病所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值得我们在这里加以引用： 为什么我们不仅未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驱者，相反还如人们所知道的，不能在这场革命中跟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难道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像资本主义制度那样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同样的种种机会？难道资本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场经济竞争中获得胜利？ 当然不是。我们所处的困境的根源根本不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正好相反，在于我们生活中与社会主义相抵触、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那些特点和情况。这一根源在于反民主的传统和在于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已制定、至今仍未被废除的公共行为规范…… 在社会政治范围内，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很多，凡是不能除去这些障碍物的措施都是注定无效的…… 从我们的国外朋友那里，我们有时听到有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作一辆巨大的卡车，这辆卡车的驾驶员用一只脚使劲往下踩加速器，用另一只脚踩刹车。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如果不采取一种导向民主化的做法，我们的国家还能指望什么呢？它只能期待自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回复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的长期治理期间，萨哈罗夫提出的“更明智地利用这一刹车”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相反，这一刹车继续被使劲往下踩。对那些陆续有人提出的分散苏联经济、给地方工厂和行政机关一些主动权的建议，苏联官僚都予以制止。甚至连复印机都被视为潜在的颠覆工具，被锁藏起来，使用它们须经严格把关，并记录在案。 使劲踩刹车所造成的影响正是萨哈罗夫所预言的。事实证明，严格管制和墨守成规是同参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不相容的。当下全球经济的特点是：技术革新的快速度、不断改变的消费者趣味，以及一体化世界市场中的激烈竞争。所有这一切均要求灵活、效率和适应性强——这些品质是苏联多层级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所明显缺乏的。因此，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从1950年至1970年间的5%至6%下降到1971年至1975年间的3.7%，进而又下降到1976年至1980年间的2.7%。赫鲁晓夫所预言的苏联超越美国的情况没有发生，反而日本现在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 随着勃列日涅夫及其在任期极短的后继者（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去世，苏联领导人中创始的一代都离开了历史舞台。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掌握了政权，这代人已认识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里，只要一只脚踩刹车，另一只脚踩加速器，苏联这辆“卡车”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在1986年2月25日开幕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批评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种种缺点，所用的语言使人想起并确证了萨哈罗夫在1970年发出的警告。 我们政府的死气沉沉和静止不动、我们工作劲头的衰退，以及官僚主义的逐步上升——所有这一切都已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经济困境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和教育、健康保护、文化和日常服务性事业的物质基础也随即落后……遗憾的是，当时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应把经济机构中的任何变革都看作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背离……这一形势要求进行一种变革，但是，一种奇怪的心理——怎么能在不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改善局面呢？——占了上风。 一旦掌权，戈尔巴乔夫便以满腔的热情彻底推翻前任的政策，这让人想起彼得大帝。1987年6月，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坦率地说，他决心与过去一刀两断：“我们的社会正在迅速变化……我们面临新的问题、相当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我确信，最大的错误就是害怕犯错。” 戈尔巴乔夫的“害怕犯错”与罗斯福总统的“除害怕本身外没有什么害怕的”惊人相似。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许可以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相提并论。两大方案都是为应对创伤性的危机——美国胡佛时期的大萧条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停滞——而设计的。两大方案都是由领导人发起的，他们不是来自下层，而是上层——国家的精英群体。罗斯福和戈尔巴乔夫所感兴趣的都不是推翻其社会制度的革命，而是足以保持和重新焕发这些制度活力的改革。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的目标是保守的，但这两位领导人都遭到了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害怕不确定的未来，激进派要求施行社会外科手术而不是急救。因此，罗斯福被右派指责为本阶级的叛徒，并遭到了激进左派——如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推动“分享我们的财富”计划的休伊·朗——的攻击。 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罗斯福和他的新政，战争开设了工厂，创造了工作机会，从而结束了大萧条的噩梦。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来说是幸运的，但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或许是不幸的，没能通过战争将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直接与比罗斯福所面临的还要艰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斗争。这些问题包括生活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难以控制的少数民族。由于遭遇了至少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严重的经济危机，他们的敌意增加了。戈尔巴乔夫重组经济的改革计划唤起了人们对改善经济条件的期望。然而，经济形势却进一步恶化了。由于效率低下的企业被迫削减工资额，甚至关闭，失业率急剧上升。由此产生的社会贫困加剧了种族骚乱和冲突，正如在美国和西欧遇到这种情况时，少数民族移民就被指责为失业和低工资的祸根。 这些不断累积的问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到1991年时，他的领导人地位已被鲍里斯·N. 叶利钦所取代，苏联本身也已解体，被一个较松散的政治结构即独联体所代替。人民大众对旧时共产主义秩序不喜欢的另一个表示是，列宁格勒的市民们决定恢复该城在沙皇时期的老名字——圣彼得堡。 叶利钦所做的比戈尔巴乔夫曾经想要做的多得多，他通过变革即废除过去的共产主义制度，试图给独联体一个崭新的开始。在农业方面，他取消了国有和集体农庄。在工业方面，他于1993年将三分之一的前国有企业变为私人所有。但是，另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改变是，大批在其国家处于经济危机期间失业和得不到报酬的高素养科学家都移居国外。随着对移民限制的取消，1987年有3.9万人离开苏联，1991年为60万，1992年达到100万。在过去，大多数移民都是不满的少数民族，比如犹太人、伏尔加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现在有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移居国外，以致让人担心没有足够的人来培养下一代科学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同样使人惊恐的是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真空。在过去，官方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回答了他们所有的问题。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拥有生产资料，要求中央计划委员会为经济制订计划并监督经济的运行。最初，这种战略似乎运行得令人满意。但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国家正如萨哈罗夫在1970年曾警告过的那样，似乎正沦落到一个“二流区域大国的地步”。因此，尽管过去曾吹嘘过要“超越”美国，但俄罗斯人现在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经济衰退和让人尴尬的意识形态困境。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正以惊险的高速展开之时，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必须妥善处理好设计社会制度以适应高科技时代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而令人不适的任务，它要求在众多互相竞争的社会制度中仔细地区分好坏。这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自古以来就在困扰人类的关键问题——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长期存在的时滞问题。我们将该问题定义为如何在我们不断扩大的知识和利用这一知识的智慧之间维持平衡。 幸运的是，这个任务是可以完成的，经历了如此众多野蛮行径的20世纪仍可在创造革新的光辉中结束。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说20世纪是以不幸而不是幸运结束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会是令人不悦的，一如从北爱尔兰蔓延到卢旺达、到波黑、到在苏联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独联体的暴行所表明的那样。 四、对不发达的第三世界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三世界的历史是由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彻底失败结合而成的。政治上的胜利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并在其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时达到高潮。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以第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而达到极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导致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好处，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型或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能参加绿色革命，他们往往不种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改种更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迫使本已就业不足的农民逃往城市贫民区，在那里，他们通常会发现自己同在乡下时一样是多余的人。这一模式在墨西哥显现得很清楚，在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现在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可贮藏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并且有许许多多背井离乡的农民都正在越过边境去寻找工作。与此同时，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如今人口约2200万（含卫星城）。 发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各大洲进行。因此，到2000年，估计第三世界将有40个拥有500万或更多人口的大都会区，但是，像这样的大都会区在第一世界只有12个。1990年，最大的大都会区按降序排列分别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芝加哥、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费城和曼彻斯特。到2000年，它们是墨西哥城、圣保罗、东京、纽约、上海、北京、里约热内卢、孟买、加尔各答和雅加达。有关这一全球都市化的要点是，至今尚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使他们免于挨饿，却对国民经济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他们靠像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替人跑腿、推小车和蹬人力车这样的工作度日。 五、对全球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仅对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社会造成了特有的影响，而且也对所有社会的各民族人民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广泛影响。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技术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的转变迫使人们从动荡的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庄生活。对人类生存同样具有深远影响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同其新技术的空前威力一样，更加无处不在、更具破坏性。接下来我们将分析这一全球性影响的四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对生态、种族关系、性别关系和战争的影响。 对生态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此巨大，以致它不仅给地球居民，也给这个星球留下了印记。这是一种生态上的影响，因为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在所有的时代里，所有的民族都对其环境产生了影响，原因很简单，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技术，即使这技术只是石器和火。但今天，由于技术爆炸和人口爆炸相结合，人们对环境的影响要比以往巨大得多。 过去和现在生态环境的对比在塞芒人的生活中清楚地表现出来。塞芒人是马来西亚游牧的丛林之子，有2000人到3000人。他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似乎不负责任，把河流当作澡盆、洗衣房、厕所、钓鱼场和饮用水源。同样，他们在刀耕火种的过程中随意地放火烧毁周围的森林。他们在被火烧过的空地上播种，然后继续他们的游牧觅食生活，而返回那些未受保护的耕地时，只是为了搜集未被动物掠走的任何残留物。 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塞芒人平均每人每天消耗的能量不足5000大卡（其中的40%来自人力，60%来自燃烧的木柴），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民每人每天消耗25万大卡。所以，以这种适度规模生活的塞芒人，尽管有种种活动，但对他们的河流和周围的森林却没有造成多大影响；而如果将这些活动置于我们的世界中就将是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有不断激增的机器和数十亿而不是几千居民。 机器和居民正在以加速度增长，所以生态环境可能会严重恶化。现今世界人口一直在快速增长，因为不断增长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能够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而医学的进步和公共卫生措施的先进又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尽管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才在1830年达到第一个10亿人口，但只需一个世纪便能达到第二个10亿，只需30年便能达到第三个10亿，只需15年便能达到第四个10亿，只需12年便能达到第五个10亿。 这些新涌入地球的几十亿人为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生产的众多新机器所装备。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家园施加了压力，比起我们的祖先所施加的要大得多。即使是在人口相对稀少、资源丰富的美国，这种压力的迹象也随处可见——巨大的奥加拉拉含水层开始枯竭，而它为从内布拉斯加州到得克萨斯州潘汉德的大草原提供了灌溉用水；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和长岛的马铃薯地向住宅区转变；西北部残存的原始森林正在被砍伐殆尽；已知有99%的有毒垃圾堆未被清理且仍在污染水源。 生态困境并不限于美国。它已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传播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现在是第二大工业国，并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它的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主要是以国内巨大的煤炭贮藏量为推动的。但是，煤炭在碳排放上是最脏的燃料，因此，中国现在的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到2025年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像所有地区的消费者一样，中国的消费者（超过10亿人）无疑也会努力追求更高的生活标准，拥有更多的轿车、更多的冰箱、更多的家庭供暖设备和更多的消费品，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去生产和操作它们。一些环境保护论者已向这些“穷国”逐步上升的期望提出了质疑，但挪威前首相G. H. 布伦特兰指出，西欧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引发了随之而来的生态问题，他们现在不能迫使“穷国”处于“永远不能成为富国”的状态。 对种族关系的影响 有史以来，技术就一直以决定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种族关系。例如，当我们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热带大草原发展起他们的技术，以致能生火、制作衣服、搭建躲避棚时，他们便能从非洲的基地向外扩张，奋力穿过欧洲和亚洲，最终到达美洲和大洋洲。同样，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以其农业和工业上的进步使欧洲人口猛增，即从1650年的1亿人增加到1914年的4.63亿人。这使得欧洲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大批移居西伯利亚和美洲人烟稀少的地区成为可能。今天，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类似的移民潮正在出现，不过是反方向的——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食品生产的提高和卫生技术的改进（大众免疫、DDT、口服补液疗法）使不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但出生率仍居高不下。因此，在1950年至1970年间，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年增长率分别是1.1%和2.2%。现在，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是发达世界的两倍，且这种新的模式将很难改变，因为第三世界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年人。这对将来意味着什么在表44.1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它表明世界总人口正在以持续的加速度增长，以及不发达国家是如何占据人口增长的重头的。 表44.1　人口预测：1950—2100年 a 估计。 b 预测。 资料来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估计和预测。 第三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难以养活自己，因为如上所述，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都已停滞不前。因此，这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一旦可能就会离开他们贫困的国家，向外迁移，在发达国家做任何能找到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期里，由于很多工作都是开放的，因此，大约有1500万到2000万工人涌入西北欧——德国、英国、法国和北欧国家。多数移民都来自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其他人则来自海外国家，主要是北非、巴基斯坦、印度和西印度群岛。 欧洲人最初将这些移民当作“客籍工人”加以欢迎，认为他们几年后就会带着积蓄返回自己的家园。但是，这些新移民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在移居的国家扎下了根，自然也就不想再次迁移。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些新国家，认为自己就是德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而不是土耳其人、巴基斯坦人或西印度群岛人。然而，当战后经济繁荣期结束时，失业成为欧洲人面临的严重问题，前“客籍工人”发现自己不再被当作“客人”受欢迎；相反，他们现在被人憎恨，有时甚至遭到失业者的攻击。有些国家的政府试图通过向愿意回家的移民提供路费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但却极少有人接受这种资助。 欧洲人渐渐不情愿地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外来少数民族的暂时性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多种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大陆的永久事实。对迄今为止与世隔绝的欧洲人来说，看到在他们的城市中出现新建清真寺的叫拜楼，听到每天数次从这些清真寺里传出的洪亮的召祷声，拥有全天候以各种外语播出的电台、电视台，接受穆斯林孩子在公立学校被教唱“前进的基督士兵”这首歌时的抗议，是一种不和谐的体验。 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不和谐：人口调查局1995年的一份调查透露，8.7%的人口（即2260万人）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出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外地出生人口占25%，纽约占16%。的确，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位专家总结说，如果目前这种种族混合的速度持续下去，大多数美国人的肤色将在几代人内从白色变为棕色，美国混合种族家庭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50万上升到1990年的200万。 如此巨大的种族变化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在美国也产生了影响。路易斯·哈里斯1994年在美国的一份民意测验中透露，非白种人认为他们比白人的机会更少。但是，在这份民意测验中，各非白人族群相互之间却表现出几乎与对白人一样的憎恨。这位民意测验人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们拥有的少数民族团体越多样、发展越繁荣，我们就必须克服越多的偏见”。 现实的确令人沮丧，因为大规模的移民正在全世界制造少数民族团体以及随之而来的偏见和冲突。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一定就是全球的沮丧，正如高尔夫球大师赛的冠军泰格·伍兹的生涯所证明的那样：他继承的是泰国人、美国黑人、高加索裔美国人和印度裔美国人的混血。 对性别关系的影响 在整个历史中，性别关系同种族关系一样，也受到了技术发展的深刻影响。在采集食物时期的数千年中，妇女作为食物采集者为家庭提供的食物至少与她们的丈夫所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她们享有同等的地位。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妇女们放弃了游牧生活，改为村社生活，她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在家中抚养孩子和从事家务上，不再能为家庭食物的需求做出同等的贡献。不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为妇女生活开阔了新视野，工厂和有薪工作成为她们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之外的又一选择（参阅第二十六章第六节）。 随后，妇女便从公共学校的创办中得到好处。在这里，她们能和男学生们一起接受教育。到20世纪初期，妇女开始赢得选举权。1900年，只有一个国家的妇女赢得了全国大选的选举权，到1950年，已有69个国家的妇女可以参加选举，到1975年则是129个国家。今天，除少数几个阿拉伯国家（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妇女实际上在世界各地都已拥有选举权。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深刻。因医学技术而获得的避孕措施使妇女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机能。她们不再受缚于有关男人和女人社会角色的所谓“自然旨意”这一传统观念。母亲身份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计划生育使妇女们能在生养子女之后重操旧业，甚至开始新的工作。然而，世界上只有大约50%的妇女可以避孕。另外50%的妇女出于种种原因仍然不能有效地利用这种方法，其中包括政府、教会和丈夫的反对，后者不是想要以此证明他们自己的男人能力，就是想要生儿子以延续他们的姓氏，或继承家族的地产。 今天妇女地位的第二大变化是教育之门向她们敞开。全球的文盲不论男女都在迅速减少。1960年，世界上只有59%的妇女有文化，但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68%。不过，妇女还面临着受教育内容及质量不同的问题。从一上学起，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让女孩子学习那些在厨房和起居室比在室外世界更有用的课程。她们被鼓励去学习艺术、文学、家政和服装制作，而男孩子则在学习工程、数学、物理和机械。 教育内容的反差作为一大因素，导致了相应的薪酬差异。近年来，妇女作用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她们加入了全球劳动大军。在美国，1890年只有18.9%的成年妇女在家庭外工作。到194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25.8%，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它已上升到35%，到1984年，又上升到54%。 参与家庭外经济活动对妇女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使妇女们减少了依赖，开阔了新的视野，提供了得以实现潜在能力的新机会。妇女参与国民经济的人数的增多，也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生产力和财富。例如，在美国，两个人的工资已使许多家庭享受到更大的住宅、更豪华舒适的轿车、固定的假期和为孩子们提供的更多的教育。 另一方面，妇女的新地位在给她们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痛苦。其中一个痛苦是，妇女们在承担了家庭外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负担过重，既要做家庭内工作，又要做家庭外工作。美国妇女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外，平均每周还要花24.2小时做家务，而她们的丈夫只花12.6小时。在苏联，这种悬殊更大：妇女每周花25小时至28小时做家务，而男人们只花4小时至6小时。在日本，即使妻子工作，男人们做家务的时间每天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除了这种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外，全世界的妇女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断发生的暴力威胁。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以暴力对待妻子和妇女，总体上都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根源，以致它被宽容地视为可接受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因其政治见解而被杀，这种行为会被普遍指责为违反人权。但是，如果一个人因为她是女性而被打或被杀，这种情况则被普遍当作“文化传统”草草了事。这并不是异常、欠发达文化独有的缺点。在美国，每十五秒钟就有一名妇女遭到毒打，每五分钟就有一名妇女被强奸。 在许多文化中，对妇女的暴力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开始了。生养儿子的强大社会压力正促使印度和中国妇女使用羊膜穿刺术——一种用于显示胎儿遗传缺陷的检测法——确定胎儿的性别。如果测试显示是女孩，胎儿通常会被流产。例如，在孟买一家诊所流产的8000个胎儿中，有7999个是女婴。这一兴隆的生意背后的动机在性别测试诊所的广告中得到了反映，它们声称，花38美元流产一个女婴总比以后花3800美元为她置嫁妆好。同样，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引发了众多杀害女婴的事件，1982年，在湖北省的一个村子里，一岁婴儿的男女比例竟为503：100（正常比例为106：100）。 杀害女婴的最终后果是全世界估计失去了1亿女性。她们正在失去，因为她们或是被流产，或是刚一出生就被杀掉，或是死于以下原因：她们得到的食物比男孩得到的少；或是因生病却得不到救助而死去——家庭成员视女儿腹泻为麻烦事，但儿子腹泻则是病情危急，需要看医生。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承认：“男孩生病，父母会立刻送他去医院；但若是女孩生病，父母们则往往会自言自语地说：‘得了，我们先看看明天她会怎样再说。’” 在非洲和中东的部分地区，年轻的女孩们还承受着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即通常所称的女性割礼。这种手术将女孩的全部或部分外生殖器切除，这种伤残不仅在手术过程中和在以后的生育过程中会危及受害者的生命，而且还剥夺了受害者所有的性感觉。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是要抑制年轻女性的性欲，从而确保她们在结婚前的处女之身。要求根除女性割礼的种种努力在当地一直遭到反对，理由是外国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正在危及“一项重要的非洲传统”。肯尼亚妇女杂志《道路》对此作出反应：“不存在‘非洲特色的’不公或暴力的东西，不论它表现为被虐待的妻子、母亲，还是贫民窟，抑或割礼。正是那些穿着三件套细条子西装和锃亮皮鞋的男人……经常用‘这是非洲特色的’这一词语为针对妇女的不公辩解。” 1997年12月，当埃及最高法院裁定妇女割礼不是《古兰经》授权的伊斯兰宗教实践时，埃及妇女赢得了胜利。这一裁决鼓舞了整个非洲的反残害运动，在这里，每年有200万人遭此戕害。 对战争的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在战争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是自然的，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直接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发明。这些战时的军事突破有雷达（英国）、原子弹（美国）、弹道导弹（德国）和电子计算机（美国）。 与这些技术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军人、科学家和实业家的活动的整合。这被证明是一种高效的结合，导致了所谓的“按需发明”。战争的经验促进了改进现有武器或开发新型武器——如（“一战”时期）坦克、毒气和潜水艇——的需求。这种需求被提交给新的科学家——军人——实业家铁三角，后者通常作出的回应如此高效，以致军事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安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制度化了，以致促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诫人们注意“军工复合体”的危险。这种复合体的影响范围在战略防御计划（SDI，或“星球大战”）被采纳和1983年国会开始批准拨款时得到证实。到1987年，已签合同的有80所大学（以麻省理工学院为首，资金3.5亿美元）和460家企业（以洛克希德公司为首，资金10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按需”发明的洪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经久不息。虽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爱因斯坦就警告说“我们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是，军备竞赛仍在激增，每一项新的发明都会引起多项对应的发明。1945年美国引爆原子弹，苏联也于1949年引爆了一颗；1952年美国引爆了氢弹，1953年苏联跟上；1968年苏联发射了反弹道导弹，1972年美国跟上。这种军备竞赛的最终结果是积累形成了一个拥有5万件核武器的全球大军火库。 这种对峙的含意被一个多国科学家共同体于1983年11月发布的警告表述得很清楚：如果仅将现存核武器中的一小部分引爆，就将迅速形成一个“核冬天”。引爆引起的风暴性大火和大量的浓烟、油烟及灰尘将遮住太阳，在三个月到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使地球陷入冰冷的黑夜。“全球环境很可能发生的变化足以导致地球上大部分植物和动物消亡。如果那样的话，则不可能排除人类消亡的可能。” 这一令人震惊的说法促使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再度进行研究。有人怀疑全球变冷是否会严重到人们所说的“冬天”的地步，为此提出了“核秋天”的说法。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意，核战争将大大减少保护人类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臭氧层。他们还警告说，核战争的直接冲击波和辐射作用可使数以亿计的人丧生，而全世界50亿人口中的另外10亿到40亿人则可能死于全球范围的粮食歉收所引起的饥荒。因此，像印度这样依赖粮食进口的拥有众多人口的国家，即使没有一颗原子弹在其国土上爆炸，也会使最多的人丧生。这就是当一年6500亿美元即每分钟100多万美元用于军备时（1982年），人类所面临的暗淡前景。因此，巨额支出带来的不是人们极度渴望的安全，而是在最好情况的核秋天和最糟情况的核冬天之间作出悲凉的选择。 被热烈讨论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尤其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可能性恰恰出现在人类大脑所想象出来的一切事物似乎都能通过人类技术来获得的时代。然而，这种自相矛盾却与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检视相符合，正是过去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的暴力从个人间的争斗逐步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成为可能只要人类是食物采集者，他们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人类的技术改进到他们已积累了值得为之争斗的财富的地步，他们才获得这种手段，拥有这种动机。这是随着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到来而出现的，农业和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创造出了与此前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截然不同的富足文明。它们被耕种的土地、满满的谷仓和充满财富的城市中心都是掠夺者宝贵的奖品。因此，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具有地方性——从沙漠和草原蜂拥而出的游牧民、寻找新行省进行掠夺的罗马元老院议员、用火枪和十字架侵占几大洲的西班牙征服者，以及他们那些用炮艇和机枪及新近用直升机和计算机赢得全世界诸帝国的继承者，都发动过战争。 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自相矛盾是，农业和工业革命曾使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和合理，我们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却使战争变得无利可图和自我毁灭。这就是为什么爱因斯坦警告说，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思维方式”或“空前大灾难”之间的选择。我们这个物种在面临这一挑战时并不是独特的。无数其他物种都曾面临过同样的威胁，由于它们基因的适应模式对环境的突变（如冰川纪的到来）来说太慢，所以它们通常都失败了，灭绝了。我们人类则完全不同，因为迄今为止我们都能用我们的大脑去创造自己的环境（用各种技术，例如使用火、制作服装和建造遮蔽棚）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但是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正在以一种加速度创建和改变环境，需要迅速和永不停息的适应。因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再次充分使用我们的大脑，这一次是适应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面临这样的挑战，较之其他所有已消逝的物种，我们拥有的最大优势是我们没有受到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如冰川纪的冲击。与过去的物种所面临的情况不同，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适应超出我们控制能力和认识范围的环境，而是如何使适应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环境以满足人类的需求。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世界末日之钟”的分针最近从午夜前三分钟调到了十四分钟，这一调整提供了一些希望，伯特兰·罗素所说的“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回顾过去仅几百年间人类千百万计的无谓死亡，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立即否认罗素所言的有效性。我们无法预知在21世纪里这支分针将朝什么方向走；无法预知这个钟是否仍将摆动；无法预知它是否将会停止，就像广岛地下挖出来的那个钟一样，它的指针已熔化和凝固，永远停在8点15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