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我们对人类过去的这一研究已到了最后的部分。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在每个主要阶段结束时都要停下来盘点一番。我们会问自己：“历史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在每个主要部分的结尾都会问这一问题，本书也是以此划分章节的。在最后部分该问题的答案之所以比以前的长，是因为现在每一年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还要多；还因为生活在21世纪前夕，我们正在回顾数千年来人类的正确和错误行为。

这一跨时很长的审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我们人类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就。很早以前，人类的首次登场很可能是在非洲大陆，作为弱小、相对稀少、似乎毫无防御力的生物，我们的未来似乎也因处在高度竞争的出生地而没有希望。我们没有大象那么大，没有狮子那么强壮，没有羚羊那么迅速，也没有像臭鼬、豪猪或乌龟这些动物的保护手段。然而今天，我们人类已经超过了其他所有动物，这主要是因为只有我们学会了利用自然环境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使环境来适应我们的遗传特点，而不是相反，像其他所有物种那样去适应环境。

因此，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命运创造者，而不是命运的产物。已故的宇宙科学家卡尔·萨根提到了这一品质的意义。他说，当今的高科技已使人类摆脱了遭到灭绝的双重威胁：绕地小行星的爆炸和早已形成的新冰川纪的袭击。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跟踪，我们可以使那些被发现将会和地球相撞的小行星偏离原来的轨道，或用核导弹将它们炸碎。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巨型行星太阳镜集中太阳的热能来温暖冰冷的地球，利用太阳能防止或缓冲新冰川纪的到来。这种行星伞和行星加热器的结合为人类提供了某些安全感，防止他们成为宇宙蝇拍的牺牲品，尽管可以想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这个蝇拍会扼杀地球上的生命。人类不久将在其他星球上建立殖民地，这将使人类成为第一个多星球的物种，以此获得更进一步的安全保障——这是一个可以重新提供极称心的保险以防御未来灾难的本领。

人类的首要地位似乎非常安全，以致有些科学家期盼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未来。斯坦福大学工程学教授及系统理论专家威利斯·哈曼宣称：“我看到，随着人们创造了可选择的发展、可选择的经济、新型的企业家、新型的社群，在整个地球上发生着各种奇妙的创新事物。新的社会的各个部分正在建成，它们不再威胁着任何人，因为它不是一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类似的东西。它是十分有机的……我们的时代是人类生存的伟大时代之一，我们正在实现一种进化飞跃，人们将只需用一生的时间就可跨越。我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充满信心。”同样热情洋溢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朗，“我很自信地认为，今天的人类已拥有比其所认识到的更大的力量。我相信，人类已有能力创造一个全世界的人们都过着自由、富足，甚至具有创造力的生活的世界……我相信，我们能创造一个将使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变得微不足道的世界”。

与这些令人愉快的期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在一些国际畅销书令人沮丧的标题，例如《世界的末日》《未来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对人类前景的忧虑不仅局限于书店里。一个国际小组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法国、黎巴嫩和新西兰随意调查了3万名男女，发现这些人严重抑郁的发生频率比其祖父母辈高3倍。

这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时代之谜：人类成功地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而同时又因自我怀疑变得步履蹒跚——害怕不能登至峰顶，而是落到死亡之谷。这种自我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哈曼和布朗所设想的潜在乌托邦相对应的是在报纸标题和电视屏幕上明显存在的敌托邦。福坦莫大学的年报《社会健康指数》明确提出了这种潜在性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该报告以人口调查局的有关青少年自杀、失业、吸毒、中学退学率及所得到的可购住房等统计数据为基础，检测了美国社会的健康程度。这个指数从1970年的75下降到1991年的36，该年报负责人的评价是“糟透了”。

为什么在有些科学家所期望的乌托邦与实际存在的敌托邦之间会有不断拉大的鸿沟呢？答案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文化是在诸社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因而体现了它们的生存智慧。构成各种文化的价值观旨在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存续能力。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文化已成为它们各自社会必不可少的基础。个体只有通过他们的文化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因此，任何对文化价值的威胁就像对其他基本必需品如食物和水的威胁一样严重。为此人们极不愿意忍受任何对传统价值的实质更替或改良。为此文化的僵化也是亘古长存，即使是在今天，在快速科技革新使相应的快速社会革新成为必要时也是如此。不过，科技变革通常还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因为它一般都能提高生活水平；然而文化变革则是令人恐慌和遭到抵制的，因为它威胁到传统、令人舒适的价值观和实践。

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历史中一直盛行，结果就是社会在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风暴中停滞不前。这种脱节应对玷污人类历史的大量的长期暴力和血腥屠杀负有责任。现在这种脱节仍在继续，并且正在直接、消极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就像电视屏幕和报纸上的标题所不断显示的那样。

实例：工作

人类学家普遍认为，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祖先比我们现在拥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当代的食物采集者，不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还是南非卡拉哈里沙漠里的“昆人”，通常每周只花15小时到20小时采集食物。这样的生活方式为处理社会关系留下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包括按照适当的仪式准备和享用食物。这是一种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盛行的模式，但是，随着约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的到来，变化开始发生了。

农业革命引起了技术突破——冶金、车轮、纺织、陶器、造币——的连锁反应，并在现代引起了18世纪后期节省劳力的工业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替代劳动力的高科技革命。每次技术革命都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但矛盾的是它们也延长了工作日的时间。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来播种、耕作、收获和喂养牲畜。同样，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工厂的工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0到16小时。后来，工作日开始逐步减少，1900年美国人每周平均工作60小时，1935年按法律规定减少到40小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机器人和其他劳动力替代装置的采用激起了人们更多地减少工作时间的期望。199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前主席威廉姆·格林断言：“唯一的选择就是失业或休息。”选择已作出，就是失业。公司的高管都拒绝接受缩短工作时间的建议，认为由此增加的劳动成本将使他们的公司易受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攻击。因此，在这个机器人和计算机时代，美国出版了名为《过劳的美国人》的书籍。与此同时，日本人则创造了名词“过劳死”，意思是指因过度工作而引起的一种致命疾病；根据日本国家公众健康学会的定义，这种疾病可以导致“先前存在的高血压症状的恶化，最终导致死亡”。实际上，现在“过劳死”在日本是导致死亡的第二大疾病，仅次于癌症。

与此同时，格林的关于休息或失业的预言也已被全球性的就业危机报告证实。世界上有28亿劳动力，至少有1.2亿人失业。另外还有5亿人是“未充分就业”，意思是说他们只能勉强找到工作，其收入甚至还不够支付基本生活所要。

实例：不公平

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历史脱节不仅对机器人时代的“过劳死”负有责任，而且对全球性供应过剩时代的不公平——全球营养不良——负有责任。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不公平是人类索取和好战的基因所必然导致结果。但是与此相反，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却从最近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人的本性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是掠夺性的。更确切地说，它有“巨大的潜在性”，可以被盛行的文化塑造成各种形式。因此，游牧民族食物采集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自然不鼓励获取，因为当时这些游牧民族每隔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要迁移到下一个营地，而积累的个人财产每隔几周或几个月就要重新安置。

然而，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和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的村落生活，物质财产变得可行且合乎需要。这一转变在无地农民和有地贵族之间、世袭贵族和平民百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悬殊。一位社会学家断定，“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的不公正就会越大”。

这一假设为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时代里形成的逐步升级的不公平所证实。联合国1994年的《人口发展报告》披露，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收入增长了7倍，人均收入增长了3倍。但是，这一巨大收入的分配在一国内和在国际上却都是不公平的。报告说：“在1960年至1991年间，占全球人口20%的最富有的人在世界收入中的占比从70％增加到85％……而20％最穷的人所拥有的微薄收入则从2.3%下降到1.4%。”

这种不公平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许多社会中都得到了证明，正如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拉里·布朗为首的“美国医生反饥饿特别工作组”1985年的报告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该组织走访了州长、教师、部长、社会工作者以及挨饿者本人。他们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公民在挨饿，也就是说他们无力购买足够的食品，并且定期发生食物断绝的情况。医生们说：“在美国，饥饿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病。据判断，在美国，饥饿问题现在比过去10到15年间的任何时候要更普遍、更严重……我们认为，今天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在全国的每个地区都是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去过的所有州和城市，没有哪个地方不存在大量的饥饿问题。”

日本的大量“过劳死”和美国流行的饥馑使哲学家伯特兰德·罗素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人类的消亡将比料想的快。”罗素判断的正确性为在20世纪里千百万的人无谓死亡所证明。如果我们将自己仅仅看作一个长长生物链中的一环，那么，前景将会更加悲哀。现在在地球上，生存着约4000万不同种类的植物和动物。然而，从前某个时期，地球上曾生存着50亿到400亿个物种。因此，只有千分之一的物种仍然存在，而地球上99.9%的物种都已灭绝。

尽管我们人类目前在地球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大批物种的出现和消失也提出了有关我们自身命运的问题。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有些物种之所以灭绝是因为它们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冰川纪的到来。这就是人类有别于那99.9％的物种的原因，因为我们优越的智力赋予我们独一无二的能力来操控我们的环境，从而满足我们的需求，这与其他所有物种所遇到的情况相反。因此，我们，也只有我们是自身命运的创造者而非产物。但是，我们的智力不能保证我们运用智力的方式的明智。我们的技术能让我们建造出我们所希望的任何世界，但我们迄今创造了一个值得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不是在使我们生活的星球像环境学家所警告的那样不适合居住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在复制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加来道雄所推理的自我毁灭的银河模式呢？他推理，在我们银河系的2000亿颗星球中，肯定有成千上万颗星球存在着智慧生命。然而，我们对离地球100光年以外的星球所从事过的无数探索和正在进行的探索却一无所获。有些科学家推测，有智慧的生命形式可能已达到了某一进化阶段，掌握了提纯铀的方法，自毁于曾经让地球人胆寒的“核冬天”。加来道雄断定：“也许其他文明毁灭了自己。现在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银河系中我们这部分显见的荒凉可能指向了那个方向。现在也许轮到我们了……地球上的我们可能会变成一个其他文明所深思的死亡的文明。”

考虑到人类迄今为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很少抑制蠢行这个事实，这一推断是很难让人心安的。但另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人类拥有我们的祖先所没有的优势，这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一个优势是逐步提高的技术和生产力，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全球性的供应过剩。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遭受过长期的贫穷，他们依靠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生活。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从自然资源中得到的财富更少，而从我们几千年来不断积累起来的技术本领和科学知识中得到的财富则更多。因此，能分的馅饼不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注定要为生存无情地争斗——不再注定要实行赢家通吃的强权政治。然而，传统的强权政治远还没有被取代，这一点在上述揭露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公平的数据中很明显。

现有的另一个优势是通信革命，它使人类的所有进步都能迅速地让人知晓并用于整个人类。像掌握农业和冶金技术这样的基本进步就不再必然成百上千年地只是某个地方的成就和实践了。通常，这样的成就在非常缓慢地传播到更广阔的地区之前，只在有限和孤立的地区为人知晓。因而各民族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到铁器时代等的演进速率存在巨大差异。

今天，人类已不再局限于使用自然存在的当地的物质。我们不需要从地里取出这些物质，不论是宝石，还是铜或铁矿石，然后再花很多的钱把它们运到某加工中心。情况是，程序首先出现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的脑子里，他们设计出所需的新物质，然后开始制作这些新的“设计者材料”。因而也就从传统的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加速进步到今天基于塑料、陶瓷、合成和其他定制材料基础上的人造时代。

新时代建立在设计者材料的洪流之上，由科学家们从分子以上的物质中定制。由于是定制的，它们也就能够根据需要比金属更强、更便宜，它们可以用来建造飞机、汽车和所谓的“生物材料”（塑料、陶瓷和合成品），用来制作髋关节、骨植入体、人造动脉，甚至整个人造心脏。

人类与生物世界的关系同人类与非生物世界的关系一样，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一点在天花病毒这一案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它曾是令最多人恐惧的疾病。至少在2000年前，天花病毒首先出现在远东地区，它于公元8世纪传播到欧洲，然后随着哥伦布传播到美洲。随着欧洲人向其他大陆的扩散，该病毒致使大批缺乏免疫力的海外居民死亡。因而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波利尼西亚和加勒比岛居民都遭到了这种灭绝种族的灾难。该病毒也曾在欧洲持续不断，达到了瘟疫的程度，并最终夺去了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人的生命。

1796年，人们开始制伏天花病毒，当时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接种或感染上牛痘的人不受天花感染。今天，天花与人类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了过来，只有少量病毒被隔离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里。据记载，已知的最后一例天花病例是1977年在索马里发现的；1980年，人们宣布，自然状态下的天花病毒已被根除。

科学家们一直在建议，将保存的一些天花病毒毁掉，以防止它们从储藏室里跑出来，但最终的决定却一再被推迟，因为人们担心将来的研究可能需要这些病毒。这种担心现在已有所减少，因为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了天花DNA片段的无害克隆，并相信他们现在已拥有完整的基因图谱，这将让科学家们能够在天花病毒本身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从事研究。1996年1月，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同意，将1999年6月30日设定为销毁所有库存天花病毒的最后日期。因此，长时间折磨人类的杀手病毒现在正被锁藏着，静候着由从前的受害者们决定的执行（即销毁）日期。这样，人类就在生物世界和非生物世界中都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断定：“在历史的进程中，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只面对自己；他们发现不再有任何其他的伙伴或敌人。”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反讽是，人类的这一主导地位是导致上述全球忧郁症的根源。在消除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之后，我们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只与我们自己遭遇。

这一新的与内在自我、而不是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它不仅要求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个事业中，我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无可比拟。它还要求那个知识的王冠带有一个伦理的指南针，为它提供方向和目的。17世纪，当科技革命出现时，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提醒人们注意它的潜力，并提防它的危险。他热情地赞同通过科学追求“知识与技能”，但他又说，这种追求应该“谦卑和仁慈”地进行，不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或为了竞争，或为了比别人优越，或为了利益、名誉、权力，或任何这类劣等的东西；而是为了生命的利益和效用”。

福坦莫大学的《社会健康指数》和电视屏幕上每日的曝光清楚地表明，我们迄今为止都忽略了培根的告诫。这一分析中的关键词是众多“迄今为止”。这些词提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目前的困境是最终将被我们克服的暂时障碍，正如我们过去遇到的那么多困境一样？还是永恒的，因为它建立在已预先设定为索取和侵略的人类基因的基础上？

如果这种遗传宿命论的假设被接受，那么全球的忧郁症便变得可以理解了。但它未必有理，譬如新近的研究就引起了对这个迄今已被接受的宿命论前提的怀疑。这一研究的一位先驱者是生物学家玛丽·克拉克，她不仅反对以基因为基础的人类好战和索取的假说，而且以“人类需求理论”取而代之。该理论认为“社会中所发生的冲突几乎总是因为这种邻居间相互合作的生物需求正受到一个又一个社会安排的阻挠”。

认为合作而不是冲突是人类更本质的倾向的主张得到了伊利诺伊州的密西西比河畔小城奈奥塔的有力支持。1992年中西部发生洪水期间，驻扎在附近的海军新兵训练中心的一队服刑黑人和西班牙毒贩被派往奈奥塔，加固被不断上涨的洪水威胁的大堤。当他们到达这个小城时，其中一个犯人担心地提到：“看过多久会有人叫我们黑鬼？”几个月后，这个犯人注意到他的经验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等待，但它从未发生。”它不仅没有发生，而且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九天之后，这些犯人赢得了当地居民的尊敬和感激。“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百事可乐，”其中一个犯人回忆道，“他们让我们坐在阴凉处，喝他们的水管里的水。他们真是好人……他们给我们吃烤牛肉和鸡肉的晚餐。肉饼、苹果派，想吃多少有多少。每天晚上他们都感谢我们。”这次经历的意义对参与者起了作用，尽管在每小时一次的有关洪水水位的报道中媒体的确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向大堤扔沙袋时所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一个犯人写的：

他们说在奈奥塔

吃得非常可口

他们每天让我吃两顿

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

噢，上帝，我们不许你发洪水

因为这里有许多爱

他们说在奈奥塔

人们非常善良

我们的皮肤虽然颜色不同

他们却没有放在心上。

人们的想法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改变，灾后清理的时刻便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该城的居民需要作出选择：是要更多的犯人还是一群学生志愿者。居民们一致的决定是选择犯人。因此，在短时期内，一群形形色色的中西部人能用相互发现和相互尊重取代过去的恐惧和偏见。

持怀疑态度的人争辩说，水位上升迫使整个群落在一起工作，且这样做时能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恐惧和偏见，所以转变才是可能的。这显然是真实的，但是，同样真实的是水位正在全球上升，正在促进全球的超越。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大机构逐步衰退，促进了这种转变，迫使个人取代日益机能失调的体制。职责和功能不再能安全地委托给控制中心，不论是白宫、克里姆林宫，还是唐宁街10号。在全世界范围内，人民必定正在收回权利和管理工作，为重建他们的社会而创造大厦。

实例：苏联

苏联诸共和国的基层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就他们土地上普遍性的生态退化问题与克里姆林宫行政机关发生了冲突。环境保护主义者继续组织了一场有助于激发苏联的民主转变的运动。他们继续充满干劲，现在通过社会生态协会发挥作用，寻求继任者独联体对广泛的环境和人权问题承担起责任。

实例：瑞典

一场广泛的公民运动是在努力将瑞典变成一个模范的可持续社会。在杰出科学家的支持下，市民的领导人正在寻求定义自然和可持续发展的细节。他们的结论正以国王的一封信的形式分发给瑞典的每个家庭和学校。瑞典的49个地方政府、瑞典农民联盟的成员和瑞典的22家大公司都在参与这一举国上下的再评估和重构运动。

实例：肯尼亚

肯尼亚“绿带运动”的妇女已建立了1500个基层托儿所，种植了1000多万棵树。她们的进取心鼓舞了非洲其他国家的妇女开展同样的活动。

实例：以色列

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之间的山顶上是一个拥有140个居民的村庄，它的名字叫尼夫沙洛姆或瓦哈特阿尔萨拉姆，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都是“和平绿洲”的意思。这个村庄由两名阿拉伯人和两名犹太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它有长长的等候加入的家庭名单，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能教授如何处理冲突的大学。“和平与共存，”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和村民说道，“在这个国家是如此不现实。要传授这些知识，你需要一个像‘和平绿洲’这样的事实来表明现实的人们是可以实现和平与共存的。”

实例：美国

美国目前正在掀起一场“自助”和“互助”运动。运动由这些人员构成：他们面临同样关注的问题或处于相同的境地，他们自发地需要情感的支持和实际的互助。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酗酒者互诫协会”的鼓舞，该协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两名互助戒酒的酗酒者创立。美国自助组织的成员数目的不断增加表明了对“自助”和“互助”运动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其成员数目是500万到800万，80年代增加到1200万到1500万。这场运动包括“吸毒者互诫协会”“暴食者互诫协会”“阳痿者互诫协会”“神经症患者互诫协会”“抑郁症者互诫协会”“虐待者互诫协会”“性瘾者互诫协会”“同性恋互诫协会”“工作狂互诫协会”和许多其他类型。一个参与该运动的学生解释说：“人们想控制他们生活中的一些东西。他们不能控制国际问题，但他们也许能控制街坊里的一个问题——抑郁症或哮喘病。人们不想仅仅是消费者，他们想成为社会的参与者。”

人民大众的这种生气使人联想起托马斯·杰斐逊，他在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欢欣鼓舞地宣布：“所有的眼睛已经或者正在睁开看到人的权利……那就是人类大众并不是生来就在背上放着马鞍，准备好供少数受上帝恩典偏爱的鞭策者合法地驾驭他们的。”毫无疑问，如果杰斐逊复活，他将惊讶地发现，在21世纪前夕，所有大陆的眼睛都在睁开，而不是少数西方国家；这些眼睛是所有阶级的眼睛，而不仅仅是极少数受过教育的有产者的眼睛。

这一刚出现的全球觉醒与现代高科技的各种潜力一起表明，现在，忧郁症是不合时宜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自欺幻想的时代，但也不是一个悲观预言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冷静地重新评价现有的做法和制度的时代，保留有用的、抛弃无用的。在中国，人们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东欧，人们抛弃过去的计划经济，但又试图维护过去的“安全网”。

实验不只局限于使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调和。它还包含资本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强调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的美国类型及强调福利国家与工人参与决策制定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类型），也包括社会主义的可选形式（例如自由市场和人民民主专政相结合的中国特色，还有苏联变动不居的不整合状态，经济学家尼古拉·希梅列夫劝他的同胞不要害怕失去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

这种沸腾的现象暗示着21世纪的巨大潜力以及巨大危险。缺少水晶球，历史学家就不能预测事件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但是，他们能带着理智的信心预测，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敌托邦，而是一个充满可能的世纪。无数可能中的哪一种将会实现将由人类决定——人类是聪明的物种，凭借着他的聪明，他是命运的创造者，而不是产物。然而，创造力的才能并不能保证被创造物的价值，正如当前对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劣等的东西”的趋之若鹜所表明的。这种倾向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似乎会证实伯特兰·罗素的关于人类宁愿“死也不愿思考”的格言。针对这种可能的情况，另一位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也说出了智慧之语：“邪恶获得成功所需的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和无所作为。”

如果善良的人们不保持沉默而选择做一些事情，他们应当做什么呢？这里也有当代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智慧之语来指导我们。爱因斯坦在晚年越来越关注他所热爱的科学的存在理由。在下面的结论中，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重申了弗朗西斯·培根几个世纪前所断言的基本伦理的前提。对培根来说，科学是一个工具，服务于“生命的利益和效用”。同样，爱因斯坦坚持认为，“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爱因斯坦坚信他所提出的“造福”的可行性，坚决反对遗传预先注定人性的主张：“人类不应因其生理结构而注定自相残杀，或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

然而，如果人类像爱因斯坦所坚持的那样，不是遗传上的自我毁灭，那么，他们飞速发展的技术却正在使他们遭受接连不断的社会问题。一个例子是不公平，因此，美国现在的头号杀手是过量饮食和肥胖症，而世界其他地方则是营养不良或饥饿。人性意义上的不公平下页这两张照片中得到了阐释。一张是在贫穷的苏丹，一个小女孩被一只秃鹫追踪，等待着当她不再能自卫时吃掉她；另一张是在美国，一个孩子正得到她母亲的宠爱。

与不公平问题同样严重的是我们这个核时代的战争问题。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1998年5月，当时印度进行了五次地下核试验，巴基斯坦立即以眼还眼。南亚的核武器竞赛导致的危险遭到了世界范围的谴责。但是，这两个国家有关核试验的优点和缺点的激烈争论却成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副产品，正如游行者手中挥动的标语牌上相互冲突的词句所显示的那样。

这些标语说明了印度人对政府进行核试验的不同反应。这种不同支持了爱因斯坦的论点，即人类不应“听任那残酷、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换句话说，21世纪并不是预先注定的，它将是我们创造的样子。这一结论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示威者成功地说服了他们的政府在1998年9月宣布，它们将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国际条约。